“前苏联”图书在中国的前世今生

      前苏联的图书、电影、歌曲等等，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心里留下了太深的文化印迹。不仅图书中人物名字、情感故事广为人知，甚至连发型、服装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时尚。以图书为例，自1949年后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苏联图书曾经长达十几年占据中国图书消费的重要地位。 *)Qv;'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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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苏联图书热”是怎样发生的？对时代文化趋势产生了哪些导向作用？给今天的文化出版业带来哪些启示？ &YX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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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故读到了国际书店（1980年之前我国唯一一家专业对外发行机构）第一任经理朱希先生的回忆录，通过名为《草创记》的回忆录记载，我了解到国际书店在前苏联帮助下具体创办的一些细节。 Q]K`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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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前夕，黄洛峰、刘辽逸（担任翻译）和朱希三人在天津新华印刷厂厂长李长彬同志那里打尖，任务是应邀去拜会苏联在天津的商务代表诺维科夫。当时，人民解放军正以破竹之势席卷南方各省，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而东北和华北地区局势已告稳定，前苏联准备好了数量庞大的“精神食粮”———中俄文书刊，急需找中方对口单位联系接收事宜。黄洛峰、朱希、刘辽逸三位即是洽谈接受书刊一事，黄洛峰以中央出版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出面与诺维科夫商谈。 O6hzOy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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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黄洛峰任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此后不久，黄洛峰就对朱希说：“决定创办国际书店，你任第一副经理，辽逸也任副经理，你们赶紧搭班子，找房子，开展工作，安排业务。”原来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苏联图书已源源不断地运到满洲里。出版总署电告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派人去接运来京。而此时出版总署人事处正忙于从华北、东北、山东、山西各大解放区为国际书店调集干部。不久，苏联运来的大量中文版图书未及拆包就占据了出版总署大饭厅的大半边。当时，国际书店在东总布胡同10号大门内两间耳房里办公，尚在筹备期间，既无库房，又缺人手。 aj`&c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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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回忆道：“有一件事，可见当时我们工作忙乱之一斑。苏共中央决定送给我们一批重要学术著作，作为我们翻译出版的母本，约五千册，装木箱运来，亟为我国各单位所需要。我们收到了书单，却不见书。办公厅派人从北京站查到满洲里，不见踪迹。”这批木箱上写着“中国沈阳包一克收”。原来是要苏联驻沈阳领事包依科夫收转的，因出版总署成立，苏方就通知沈阳站转运北京了。那时中国还没有挂出国际书店招牌，苏联来书便一股脑儿被收进出版总署“仓库”里，被压在总署大饭厅那座“小山”底下了，待清理完“仓库”后才被发现。 :Z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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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书店基本干部来自在战火中诞生的新华书店系统，国内发行业务也主要通过各地的新华书店。在配备了少数骨干之后，国际书店于1949年12月11日宣告成立，店址暂时设在出版总署内。最初的业务就是把成百万册的前苏联出版的中文版马列主义书籍分发各地销售。国际书店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在大饭厅打包，有时连身为出版管理局局长的黄洛峰也来帮忙。 >}V?GK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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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大寿，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和新中国书局门市部，读者排成了长龙买《斯大林传略》、《列宁文选》、《马恩选集》两卷本等中文版特价图书。北京各家书刊门市部，一天售出几万册，盛况空前。 49MEGl;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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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出版的大量中俄文马列主义读物和各种俄文科技著作，在图书贸易条件方面给予刚刚诞生的新中国 @P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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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大优惠。在售价方面，参照中国国内出版物的售价，来确定苏联版的售价。如《人民画报》定价一万元（旧币，折合人民币为1元），《苏联画报》也售价一万元，并且同意国际书店要求，给予40%发行费，即按售价的六折收取人民币。对此，朱希回忆道：“和我打交道的第一位苏联朋友叫戈尔杰耶夫，是一位神采奕奕的中年人。以上贸易条件就是我和他先当面洽谈，后经莫斯科同意的。1950年底，苏联国际图书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第一任常驻代表徐罗柯夫，是一位白发的宽厚长者，和蔼可亲。以后来了精明干练的克拉希里尼科夫和英俊美丽的革拉多夫、革拉多娃夫妇，他们都是苏联外贸学院毕业的，学过一些中文，说起中国话来，越是费劲，越表现其充满喜悦的心情和可贵的友谊。1951年秋，来了一位苏军少校叫格列舍利，曾参加过解放沈阳之役，此人性格豪放，待人热情。我们和苏联朋友关系极好，谈业务，核对帐目，都很融洽，甚至在生活上也有往来。” :/T\E\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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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细节体现了此时前苏联与新中国亲密无间的关系。国际书店在1950年花了800万元（旧币，即现在800元）买了一辆1940年出厂的道奇轿车，这辆车主要是国际书店办公用，但驻华的一些前苏联书刊代表也经常借用，星期天出游，并戏称它为СТАЛИК（老头子）。 zL yI|%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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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天，前苏联国际图书公司总经理塞米金一行访华，和国际书店正式签订图书贸易合同，这是国际书店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协议书。这个协议书的中、俄文本曾经外交部条约司和俄语专家刘泽荣过目。出席签订仪式的有胡愈之署长、叶圣陶副署长，编译局长沈志远，外交部条约司董处长，刘泽荣和徐伯昕、黄洛峰等领导。苏方在协议书上签了字，薛迪畅和朱希也在中俄文本（一式两份）上签了字。会后在台基厂国际俱乐部举行了庆祝酒会，叶圣陶在酒会上还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祝酒诗《为“干杯”而干杯！》。 XY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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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书店开业之初，主要发行苏联出版物和中国外文出版社的书刊，苏联民航飞机“图104”布拉格———莫斯科———北京航线开通后，增加了东欧国家的书刊和《苏联画报》、《苏联妇女》、《真理报》等的订户发行量。 TN0KS]^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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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朱希的回忆录可知，以国际书店为代表的中国图书发行业最初的业务开展，差不多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发行单位的建制、图书出版的专业户化分工、稿酬制度等等，基本依照前苏联设立，因此大量进口苏联图书到中国成为书店的大宗品种理所当然，这直接推动了“前苏联热”———包含图书、电影、音乐等文化消费热的形成。 eB5>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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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书店的经营状况，在当时最为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上，留下了一系列的报道。如在1950年3月14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苏联供应我大批图书，国际书店业务日益发展三个月来，经销苏联书刊七十七万册，图片、报纸六十万份》的文章。前苏联图书在中国当时的文化消费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这种状况在1950年7月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题为《苏联书刊在中国的发行》的文章中作了全景式的介绍。根据这篇报道可知当时中国对前苏联的政策推动了国内广大读者对前苏联书刊“消费热”的形成。国际书店为了适应全国读者的这种需求，1950年4月中及5月初，先后在上海、沈阳等地建立了分店。北京分店已于1950年“七一”开幕。此后的三个月内，还在天津、广州、西安、重庆四地建立了分店。北京分店开幕的当天，前往参观及购书者约在五千人以上，其中有不少外侨及外籍教授。卖出去的书刊以中英版的革命理论书如《列宁选集》、苏联三十年日历、苏联儿童读物、各种图片、革命伟人像、有关重工业的各种自然科学书籍等等为主。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北京分店开业的第一天售出1500万元（折合新版人民币为1500元）的书刊。上海分店在开幕三天中，就售出书籍5758册，平均每天读者近3000人，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前苏联驻华的专家。国际书店在1950年的经销种类大约有2400多种中外文书籍，俄文占最大多数，但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很多书刊都感到供不应求。如加里宁著《论共产主义教育》（中文版）、部分外文技术书、各种画报、画片等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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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新从苏联进口的图书、词（辞）典等书讯报道也刊登到《人民日报》上。如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国际书店发售工具书———俄英·英俄简明辞典》一书书讯：“国际书店最近又到莫斯科出版的辞典一种：《俄英·英俄简明辞典》。这本辞典是C·扎依莫夫斯基所编著。全书计三六四页，包括单字一万六千 vUp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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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每字都附以最简单的解释。不管以之作为学习俄语或英语的工具，都非常适宜，因为是袖珍本，携带起来也很方便。此书每本定价四千四百元。除了上面所介绍的辞典以外，该店另有斯米尔尼茨基编的《俄英大辞典》（五万字），缪列尔编的《英俄大辞典》（六万字），也同时供应。” m8f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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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报道可知，新中国第一个十年是在浓厚的苏联图书热潮中度过的。而《人民日报》等当时中国最高级别媒体起到了舆论主导作用，由此直接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前“苏联文化热”。 ]W5*R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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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后的2007年9月5日至10日，中俄两国在莫斯科举办“俄罗斯中国文化年”，中国组成300多人代表团参加，由173家出版单位组成，集中展示图书8000多种、出版物2万余册。尤为值得提出的是，此次展览还展出了馆藏的“中国出版的俄罗斯作品”的新老版本500多册、反映中苏友谊的馆藏宣传画复制品30多幅，其中很多都是极为罕见的珍贵版本。这些无疑是埋藏在中国人心底里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热”的一次重现。 P4[k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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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权中心着意整理了俄罗斯很多媒体对这次最大规模书展的报道文字，如俄通社、塔斯社、俄新社等俄罗斯媒体报道了莫斯科书展和“中国主宾国”活动的情况。如《俄罗斯报》2007年9月6日第一版显要位置和第9版整版篇幅以《令人尊敬的展览》为题对书展进行了报道，……文章写道，“应该单独介绍书展的主宾国———中国的展台。中国展台占57号展馆右边很大的面积，并且以漂亮的设计吸引读者。展台正面的红灯笼立刻创造出中国‘心情’。展台之间撤掉了隔断，非常通透。这也是成功的东方风格设计理念。中方带来很多图书，展览结束时都将赠送给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这是英明的、慷慨的决定。一句话，中国人———好样的！令人好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的译本放在一个书架上。我们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是死对头。中国人既高度评价前者，也高度评价后者，因为从每个人身上都汲取智慧。这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c}@l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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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10日，《俄罗斯报》在《图书尚未合上：莫斯科国际书展落幕》一文中报道：“中国是今年莫斯科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在1000多平米的展台上，展出了来自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图书和画册，包括翻译成中文的当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维克多·佩列文、尤里·波利亚科夫、达里娅·东佐娃、弗利特里赫·涅兹南斯基、鲍里斯·阿库宁、亚历山大·谢根在中国很受欢迎。中国读者兴趣广泛得令人惊奇！” UGPDwg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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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媒体报道可知，当把半个世纪前曾在中国广为流行的前苏联图书重新拿到今天的俄罗斯人面前时，反而使今天的俄罗斯人十分惊讶：原来前苏联图书曾经对中国产生过这么大的影响。 }Z"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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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图书热”相比，步入21世纪的中国出版界早已经被一波又一波的西方引进版“经管图书热”所取代，回归以文化经营为主的繁荣时期。前苏联图书在中国的前世与今生，会让人更为深刻地认清一个时代文化热潮背后的推动力量。 $.j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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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 未克 =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