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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aw Pact BBS☆ 华约军事论坛 » 共产主义理论研究 » 文扬：伟大的时代终将复兴曾经灿烂的“中国思想”——“中国思想”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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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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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伟大的时代终将复兴曾经灿烂的“中国思想”——“中国思想”系列文章之一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中国思想”这一概念听起来有些生涩。在学术界，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等概念，但通常不会将中国的古代与现代合起来作为一个概念来谈“中国思想”。

而如果说“西方思想”，人们并不拒绝，也大概明白它指的是哪些东西。

其实，若比较“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前者还应该比后者更早就获得世界名声。因为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相遇的初期阶段，主要是“中国思想”冲击了欧洲社会，并刺激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那个时候所谓“西方思想”还一名不文，若不是此后“西方思想”突飞猛进，不仅主导了全球而且建立了排他性的思想霸权，“中国思想”早应该成为一门显学。

可见，以某一文明之名命名的思想，与所属文明的强弱和运势密切相关，强势的文明必将释放出显赫的思想，反之，弱势的文明，其思想再丰富也不被人知。

今天的中国，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已经进入了又一个伟大时代，国家的运势、文明的运势，都显出蓬蓬勃勃不可遏制之气象。在这个时候，那个曾经灿烂辉煌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思想”，怎么可能不再一次复兴呢？

作为抛砖引玉之作，本文只是将“中国思想”作为整体做一初步的描述和简略勾画，并不试图详细给出关于内容的解释说明。针对“中国思想”这一概念的简略辨析，请见文末注解。

一、有影响无命名的古代时期

实际上，一整套只属于中国或中华文明的思想，在近代以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一直都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一直都对外产生巨大影响。

中华文明这棵大树从破土之初就发育出繁茂的思想之花，到春秋时期形成了一个思想发展的高峰，此后强烈影响并完全统治整个东亚地区长达两千多年，这无需赘述。

如司马迁论“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但长期以来并没有“中国思想”这个名称，因为周边的蛮夷戎狄只是单方面地向中国学习，并且作为至高无上的“天道”学问来全盘接受，自身并未产生出任何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其他思想，使得“中国思想”一直缺乏对应的“他者”，唯我独尊，也就不需要有任何命名。

其唯我独尊的程度，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历史上，即使异族靠武力征服入主了中原，也决不会同时伴随“异学”的入侵，而只会有更深入的“汉化”。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思想”太强大。

魏晋时期，匈奴单于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一0一）。

羯族人石勒，“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之莫不归美焉。”建立后赵之后，“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晋书》，一0五，一0四）。

氐族人头领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 （《晋书》一一三）。

羌族人姚襄，“好学博通，雅善谈论”，姚兴，“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 （《晋书》一一六）。

同样的情况在此后的历史中不断重演，在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的时期，中国北方各胡族的“汉化”达到了最深的程度和最高的水平，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发展。

梁启超甚至认为，“清代学术”通过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达到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高度。“‘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清代学术概论》）

对于历史上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所谓“学”就是汉学，没有其他。自幼诵读诗书礼易春秋，粗通经纶名教之后，也像华宗夏士一样“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变”，“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在努力学习“中国思想”。而且只会担心学得不好，未得真经，绝不敢不以为然。

若当时的世界如果早有东西方思想交流，也可以肯定，“中国思想”也一定早早开始影响西方，并胜过“地中海思想”、“阿拉伯思想”、“波斯思想”、“印度思想”成为主导思想。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一点从中西文明开始全面交流的早期阶段即可清楚地看出。

回顾历史，从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等耶稣会教士算起，大约有过先后长达两百多年基本正常的“中西会通”。

从“中学西渐”的情况看，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养蚕术、火药、罗盘等，经由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传到了西方，大大改变了欧洲落后的社会面貌，也塑造了欧洲人对遥远东方的美好形象。所以传教士的来华，既是传教，也是学习。

随着耶稣会教士来华人数的增多，“中国思想”也开始成体系地传入西方。欧洲近代早期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莱布尼茨、魁奈、杜阁等人，都曾深受中国哲学和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欧洲的宫廷里甚至一度冒出一批“中国趣味狂”。德国哲学家克林士伯爵写道：“中国创造了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世界文明…这片国土上的伟人代表着一种比我们更高级的文化形态。”（维尔·杜伦《东方的文明》）

“中国思想”的西侵，实际上成为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在宗教方面，来自中国的无神论，给了当时已开始衰亡的基督教以致命的一击。而在政治哲学方面，来自中国的圣贤学说，大力推动了欧洲各地的市民革命。当时的法国学者波提埃在《东方圣经》一书中说到：“便是最前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为激进。”（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再从“西学东渐”的情况看，尽管初期出现了“礼仪之争”，也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禁教令”，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数学和光学等近代科学，仍然逐渐被中国朝野广泛接受。在经历了明朝灭亡、清兵入关以及“康熙历狱”等风波之后，天主教也仍能在中国正常发展。康熙三十一年的“容教令”显示出中西两大文明越来越顺畅的互通互融：“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

不难设想，如果按照这样的交流方式和路径一直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徐光启式新人，将会很快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包括军事技术，不一定会发生颠覆性的、毁灭性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孔飞力等美国汉学家的研究所表明的，中国开始应对现代化问题并进行现代化转型，实际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很早就已经自行开始了。

即使在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后，两大文明相互尊重的态度也还维持了相当长时间。新教徒马礼逊牧师编纂了巨著《英华字典》，他在鸦片战争之前向欧洲人介绍说：“中国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就如同希腊、罗马和现代欧洲总和一样丰富。”理雅各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来华，从1861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四书五经”的英译本。

但后来的历史众所周知，曾经如此伟大的“中国思想”很快反被“西方思想”压倒了，不仅停止了对外传播，而且自身陷入了生存危机。

二、无影响无命名的近代时期

中国人不会忘记，那是一个极为惨烈的时期。就像是突然遭遇到超级强大的外星生物，还没等反应过来，数千年屹立不倒的擎天柱，竟然轰然崩塌，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西方哲学、主义和思潮，曾经犹如宇宙真理一般的孔孟之道，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无敌舰队”，就是被严复翻译成“天演论”的进化论学说。由于人类历史被貌似科学地解释成为一个“进化”过程，于是就有了“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和之分，甚至有了“高等民族”和“低等民族”之分。而在当时的中西实力对比当中，中国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并不落后、并不低等的东西少之又少，西方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绝对先进、绝对高等的东西多之又多，于是在进化论的理论框架中，就得出了中华文明或整个东方文明都属于落后和低等文明的悲惨结论。

这在当时就是一颗“精神原子弹”，伴随蘑菇云的升起，亿万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土崩瓦解。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有所不同的是，天道-天朝-天子-天下这个精神结构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从来没有脱离天道而存在的中华文化，也没有脱离天朝而存在的中华民族。如今一套“天演”理论把中国人的“天”整个给“演”没了，而国家成了列强的殖民地，人民成了低等的“东亚病夫”，此后的命运就是一次次折磨和羞辱。严格讲，这时的中国，在传统文明的意义上已经灭亡了。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康有为1898年京师保国会演说）

回顾地看，这决不是一个正常情况。历史上，按照文明交流的自然规律，在互有高下的文明之间，都是互通互鉴、相互交融的关系，不会发生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完全替代。

如前所述，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两百年间的中西文明交往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可见，西方的称霸过程主要是在中西交往的后期，此后它采取了一些特别的帝国主义行径，使得它实际上是将对手作为否定性的“他者”对立面，一路踩着各个“东方文明”的尸体拾阶而上最终登上高峰的。因此，可以说，包括“中国思想”在内的各大“东方思想”的名存实亡，其实也正是“西方思想”成为全球主导思想的内在前提条件。

其中一个非常致命的、典型帝国主义性质的思想武器，就叫做“极端化的二分法”。纵观西方建立全球霸权的历史过程，这个堪称为一种“极端思想”的思想武器无处不在使用，无时不在使用。而最终效果之神奇，恐怕连发明者都始料不及。因为这把杀人刀，往往是被受害人自己拿过去插到自己身上的！

先看一下严复的这段话：“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1895年）

再看李大钊：“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

都是极端化的二分法。不同的只是有些比较侧重事实判断，有些则直接加入了价值判断，明显是一褒一贬，一扬一抑。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个非常流行的思维方式，类似的两两对比处处可见。很大一部分中国学人主动将自己的文化归入黑暗，以成就他者文化的光明。

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战争。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到了人人都对本国文化展开“自伐”的时候，“西方思想”对于“中国思想”的全面胜利，已犹如探囊取物一般。

流行的观点认为，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是因为救国心切，不对本国传统文化加以严厉批判不足以唤醒国民，不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就不能改造社会，因此是必须的。

可以认为这个观点没有错，中国近一百多年的革命实践，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基本正确。但很多人忽略掉了问题的另一面，即：这种极端化二分法之所以被发明出来，正是帝国主义策略的一部分，是霸权工具，要的就是对方的全盘接受，以及接受之后的自我虚无、自我否定、自我颓废。借用新的术语，就是“逆向民族主义”。

“逆向民族主义”这把刀插到中国自己身上，刀把子却在西方帝国主义思想家手里。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描述了这把刀的锻造过程，他写道：“在1700至1850年之间，欧洲人按照想象或者说是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西方和东方。在这一新的观念中，西方被想象成优越于东方，这种虚构的贬低东方的观念，被作为理性的西方观念的对立面确立下来。确切地说，西方被想象成天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然后，东方就成了与西方相对的‘他者’：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

到后来连日本也学会了这一套。自从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脱亚论》之后，针对中国和韩国的文化战争也随之打响，中国不再是原来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转眼之间成了“文明开化日益后退，风俗日趋衰败，不修德，不修身，目中无人，对天下事置若罔闻却高枕无忧。暴君污吏恣意欺下，其恶政难逃天罚”的“半开化国家”。同时，“日本人种优秀论”大行其道，如芳贺矢一编写的《国民性十论》，总结出日本人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等，同时又归纳出中韩等国民的低劣性。于是，日清战争成了“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战斗，其胜败关系到文明日新的气运”，日本人发动战争是“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幸福而履行至当的天职”。（福泽谕吉）

最后，当然是炮火战争为文化战争划上句号，给出最终结论。中国战败了，败给了西洋和东洋所有入侵者，那么，无论是你的文明，还是你的文化，还是你的“中国思想”，也就统统结束了，曾经的伟大、光荣和正确，统统消失了。

这就是“中国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命运。过去没有名字，是因为至高无上，不需要命名；后来没有名字，是因为一败涂地，没资格命名。

“中国思想”的前世今生和它的“无名之谜”，大概就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但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祖国。

顶端 Posted: 2017-08-30 18:20 |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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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中国思想”浴火重生的路径 ——“中国思想”系列文章之二

前一篇提到，中国与西方原本有机会实现两个文明之间正常、平等的互通互融。自16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到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但随着西学东渐变成了西力东击，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伴随着中国国土被瓜分豆剖，人民被肆意凌辱，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华文明被西方文明重重地击倒在地，甚至踩在了脚下。而传统“中国思想”也随之沦为了一堆博物馆文物，只剩下考古的意义，不再具备现代的价值。

天翻地覆的结果，就是中华大地上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大爆发，包括导致中央政权更迭的政治革命，以及导致精神世界大地震的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

对于这段历史的总结与回顾已经有了很多思考，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而集中关注“中国思想”这个领域时，会看到一个惊心动魄的凤凰涅槃过程——伟大的“中国思想”通过自身的裂变实现了一次浴火重生。

一、前期的失败

“中国思想”从来不是一个封闭排他的、傲慢自大的狭隘体系，它早年的孤独崛起和独步天下，主要是因为周边的当时被称作“蛮夷戎狄”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思想，导致“中国思想”高出“他者”太多，没有可以互学互鉴的对手。

它与生俱来的包容性，最充分地体现在东汉以后与印度佛教的相遇过程中。在当时，这是一个完全单向的侵入过程，儒家经典没有一字飞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反之，大量的佛经、佛像被来自西域的法师们带入了中土，并一发不可收拾。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成为全民接受的一大宗教。

纵览中华历史，佛教能容，回教能容，祆教能容，景教能容，天主教能容，新教也能容，为什么偏偏这一套当时被称为“西学”的东西却无法相容，只能拼出一个你死我活？

答案只有一个：这个来势汹汹的“西学”从根本讲就不是圣贤之学，而且是对传统圣贤之学的颠覆！不是吗？这套学说不崇仁，而崇个体；不讲敬，而讲欲望；不重义，而重利益；怎么看都是一套小人哲学！

的确是如此。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和近现代科学，放在与东方哲学的对比中，的确不属于圣贤之学，也可以说就是小人哲学。这一点，并不是新发现，而是基本共识。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卢梭、尼采等人都激烈批判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现代人，称他们为“野蛮人”、“末人”、“无耻之人”。

事实上，自从15-16世纪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哲学出现之后，西方社会就发生了巨变。这个巨变是现代人与古人在观念上的一次决裂，人们放弃了成为圣贤的抱负，不再追求“为政以德”，政治与道德开始分离，变成了谋求世俗权力和当前利益的一种技术。于是，“权利”代替了“道德”，“自由”代替了“自然”，“快乐”代替了“正义”，构成了个人生活的中心。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

而“道德人”和“权利人”的差别，“自然人”和“自由人”的差别，“正义人”和“快乐人”的差别，也就是圣贤和小人的差别，高贵者和卑贱者的差别。

但是，“现代性”只发生在“西方思想”当中，“中国思想”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转折，整个社会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巨变，中国人始终还在坚持着圣贤理想，从来未曾想过一个人人言利不言义、“上下交征利”的国家不仅不会亡国，而且还可以走向富强。

于是，随着中西交流越来越深入，内在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一群懂得科学、拥有技术、活力十足的野蛮人强行冲进了一个长期沉浸于“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理想的古老国度，在很多方面都无异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戎狄入侵，“五胡乱华”。

流行的近代史观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是中华文明遇到了更先进、更高等的西方文明，所以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至尊地位，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并经历了一个从“器物不如人”到“政制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这样一个三阶段的认识加深过程。

但这个近代史观却不能完全成立，甚至有错误。首先，用今天的观点看，西方文明全面强于中华文明这个认识不正确，因为其内含的现代性问题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仍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很多重大危机的总根源，甚至有待于借助中华文明的复兴来从根本上解决。而且，这个近代史观难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为什么 “五四运动”之后很快发生了马列主义进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成功结合的情况？

2、为什么后来是共产革命取得胜利并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建国？

3、为什么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4、如果说中华传统文化在百年前就失败了，被中国人放弃了，那为什么到今天世界上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成功，而且越来越被认为是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果？

5、如果说“中国思想”在百年前就失败了，没有作用了，那为什么又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能诞生出本土化的毛泽东思想？

事实上，清末士大夫围绕“中学”如何应对“西学”、两者如何结合的种种争吵和讨论，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就结束了。半个世纪里先后设计的“中学为政西学为艺”、“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等试图守住“中国思想”主体地位的应对方略，最后统统失败了。“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极端口号，也就等于宣布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一段自上而下寻求解决方案的历史阶段彻底终结，“中国思想”的大裂变也自此开始。

清末民初最后两个“中国思想”大师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康有为那里，大清国危在旦夕，不仅因为它在“智学”上远远不如西方列强，甚至在“圣学”上也失败了！“若夫泰西立国之有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相合，故其制强也有由。吾兵农学校皆不修，民生无保养教之道，上下不通，贵贱隔绝者，皆与吾经义相反，故宜其弱也”（《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1898年）。

到了这个时候，就只有大革命这一条道可以走了。

1902年梁启超发表《释革》一文，区分改革与变革之不同：“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

改革是主体不变，革命则是更换主体。其时的中国，革命者矛头所向的那个主体，并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被称为“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东西，而“中国思想”也被视为是这个东西的主要组成部分，必欲一起打倒之、粉碎之。

二、大革命成为新型“中国思想”的助产士

最初的革命思想，是一种通过破坏而实现进步的新思想，是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一部分。

梁启超自1902年开始大谈“破坏有理”论：“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无血之破坏者，如日本之类是也；有血之破坏者，如法国之类是也。”（《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

这可以说是“达尔文主义理论与中国变法实践相结合”，但是他在这种结合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虽然，哀则哀矣，然欲使吾于此二者之外，而别求一可以救国之途，吾苦无以为对也。”（同上）

针对传统的“中国思想”，他陷入了同样的左右矛盾。首先他秉持进化论观点对其进行批判：“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同上）

但是在他心目中，孔教却绝对不能倒，而且还要保，因为这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那个根本。所以他只能说：“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同上）

就是说，梁启超看到了革命的必然（进化），也看到了革命的对象（国贼），但是他却看不到革命的主体。在他看来，这个主体必须是进化论的接受者，但又不能沦为西方的附庸；必须是中华传统的捍卫者，但又不能继续被孔教所困。

打个比方，当时的中国，就像是一个从来没有游过泳的人突然来到了一个水塘旁边。如果开始游泳，面临四大难题：一是不知道能不能学会游泳，二是即使学会也难免成为落后者，三是一旦开始游就说明他以前只走路不游泳是错的，四是不知道今后只游泳不走路会发生什么。

但如果拒绝游泳，非要保住他曾经健步如飞的本事和荣耀，那当然只会面临一个难题：他很可能溺水而亡，因为大水已经淹没了前方所有道路。

对于当时的志士仁人来说，那个最大的白日梦就是：中国一举放下所有包袱，摆脱所有束缚，纵身跃入水中并迅速成为游泳能手！

可当时那个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中国，却是黑夜沉沉一眼望不到头，连一点曙光都看不到。

然而，如果从今天的中国回顾地看这一百多年，竟然是这样一个美梦成真的光辉故事：当初的中国肯定是勇敢地跳入水中了，虽然狠狠呛了几口水，但后来还是学会了游泳，而且逐渐成了一名游泳健将，现在的它越游越快，几乎就要在世界游泳竞赛中成为第一名了！

这被公认是个奇迹，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事。而一旦中国最终真的成了游泳冠军，那么它将是世界各民族中唯一的双料冠军——既是竞走比赛的优胜者，又是游泳比赛的优胜者。

所谓竞走，比喻前现代历史中的发展模式，所谓游泳，比喻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模式。放在全部人类文明史中看，如果一个国家在两个历史阶段中的两种模式都成功了，这还得了吗？

荣耀当然属于整体。放在文明的比较上，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胜利；放在民族的比较上，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放在思想的比较上，这一定就是“中国思想”的胜利。

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前的“中国思想”到底是如何从已经被打倒、几乎被消灭的绝境中又实现了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借用那句套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如果要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划出一条没有间断的连线，那么，这根线条就是马列主义。正是借助了这个特别的思想体系，“中国思想”实现了一次与“西方思想”的顺畅融合。

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首先一点，非常及时，马列主义也是一种进化论，也讲人类历史的线性发展，也讲文明的先进和落后。但是，马列主义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相反，它号召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在推翻一切剥削阶级之后，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对中国来说，等于是送来了一个专门适用于“落后文明”的进化论版本，让中国在接受进化论的同时又不必屈服在帝国主义等级秩序之下。这就为中国革命走出自己的道路、实现独立自主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二点，马列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打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

对中国来说，等于有了一个可以推动中国走出儒家天道世界观和循环历史观的强大思想武器，确保中国革命一直朝着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发展，逐步走出王朝循环的历史周期。

第三点，马列主义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其中包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对中国来说，共产主义理论就是一个适用于“劳苦大众”的现代化方案，让中国可以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必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而是实现一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业化、现代化。

第四点，马列主义强调政党的重要性，强调无产阶级要由先锋队来领导，通过有组织的行动进行革命。

对中国来说，政党理论正好提供了一个让知识分子直接投身社会并动员和组织下层民众进行革命运动的有效方法。

当然还有很多，但是仅仅这几点，对于当时深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困境中无路可走的中国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它提供了一系列与中国自身历史运动逻辑的契合点，解决了外来现代化理论的适用问题。

接下来，就是本土的接受和结合的问题，这个任务又是如何完成的呢？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变法实践相结合”这条路没能走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条路却走通了呢？梁启超那个既要革命又要保教的困境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回答上述问题的线索，就隐藏在从梁启超到毛泽东的这个过渡当中。

梁启超虽然也倡言革命，但他的方案仍然是以上层社会为行动主体的，以上层社会儒家传统为思想资源的，革命的步骤也是自上而下的。但毛泽东却不是，虽然他深受康梁变法图强思想的影响，但他却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案：以下层社会为行动主体，以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为思想资源，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关于马列主义和中华儒家传统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这一点：中华儒家传统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两千多年来始终存在着一个“下层社会儒家传统”，而这个传统不仅不是束缚人民的枷锁、麻醉人民的鸦片，反而是激励人民改变现状的思想动力。

统治阶级利用“三纲五常”礼教对这个社会进行控制，但同样也属于儒家传统的“天命”思想、“民本”思想、“家国一体”思想、“天下为公”思想、“大一统”思想、“讥世卿”思想、“三世说”思想等等，反而更多地保存在下层社会当中。而且正是这些被下层社会所守护传承的重要思想，让中国社会在每一次陷入“据乱世”后仍然能够从农民起义运动中恢复过来，再一次重建大一统国家。

所以不妨这样理解：马列主义进入中国之后，越过了中国的上层社会，直接进入到了下层社会，并与下层社会保存完好的变革思想进行了对接。而这个对接，远比与“上层社会儒家传统”的对接顺畅得多。

首先，中国下层社会自古以来就流行着各种以迎接理想社会的到来为号召的民间宗教，如祆教、白莲教、弥勒佛教、明教等等。所以，摧毁旧制度、推翻旧学说，对于下层社会来说并不是问题。长期纠缠上层社会的那个如何在全盘西化和保国保教两者间取得平衡的二难困境，在下层社会中并不存在。

其次，下层社会自古以来就有造反运动传统，而且的确带有阶级革命的性质，马列主义的共产革命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在打天下和坐天下这两个阶段基本重合，前者的理论就是“造反有理”，后者的理论就是“天下为公”，所以无论理论是什么，行动上都一致。

最后，下层社会自古以来就有反抗异族压迫的传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人反抗胡人的斗争、元朝时期南人和汉人反抗蒙古-色目贵族集团的斗争、清朝时期反清复明斗争等。由于上层社会往往与异族入侵者结为统治联盟，所以只有下层社会的反抗运动才最为彻底，才最有希望重新恢复国家的大一统。

正是在一系列的对接和融合中，马列主义实现了中国化，传统“中国思想”开始复活，在马列主义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的结合中，诞生出一套全新的“中国思想”。其主体，就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

这就解答了前面提出的为什么近代中国走了一条马列主义入国、共产革命建国、社会主义救国的特别道路。

而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思想”发生裂变之后的一个新生。由于马列主义成为了新生“中国思想”的一部分，这就让其区别于传统的“中国思想”，具有了走向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新内容。

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内涵深刻、意义深远的中西思想结合：“顺乎天，应乎人”的“天命观”与“阶级革命”，“天下归仁”与“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大一统”与“人民共和国”，“三世说”与“历史阶段论”，“民为贵”与“共同富裕”…

这就是“中国思想”死而复生并最终实现了中西结合的神奇过程。

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但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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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下层社会儒家传统”是孕育革命思想的母体——“中国思想”系列之三

前一篇提到，马列主义进入中国后，越过了上层社会直接渗透到下层社会中，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发生了结合。

正是在这个结合中，马列主义实现了中国化，传统“中国思想”开始复活，诞生出一套全新的“中国思想”。其主体，就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革命思想，其中的革命观念，既来自于马列主义，也来自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两者相辅相成。

本篇尝试详解这个过程。

一、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的启蒙读物主要是国学典籍。十三岁入乡里的私塾，读四书五经，并阅读《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小说。十七岁时读过《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这段时间也接触到郑观应、冯桂芬等人的时政新书，并开始阅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康梁二人心生崇拜。

凡是从《论语》、从四书五经启蒙的中国读书人，都算是传统中国人。因为这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的一个总源泉。自宋儒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合诸《论语》《孟子》称为“四书”之后，近六七百年来，四书五经即成为支配着中国人内外生活方方面面的一般常识之基础，国民心理之关键。所以，早年的毛泽东，其思想基础，与千千万万旧式读书人并无二致。这是第一阶段。

他十八岁之后正式接触到西学，辛亥革命后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十九岁退学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自修半年，读了严复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以及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等，并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

二十岁进入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后，大量读书，受杨昌济和徐特立的影响，立下宏志。二十三岁在日记里写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此事可以视为他在接受西学之后出现的一个标志性反应。这是第二阶段。

他二十四岁那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二十五岁来到北大，通过李大钊，读到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二十六岁时“五四运动”爆发，7月他在湖南创刊并主编《湘江评论》，推崇陈独秀，称之为“思想界的明星”，同月连载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

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只是一个从湖南乡村里走出来的青年学生，一个典型的下层小人物，不属于任何一个上层社会团体。从他的位置往上，层层叠叠无数大人物，不必说政界和军界，就说思想界，也是群星灿烂，大师云集，还未曾出现毛泽东这个名字。

但是，正是在毛泽东读书求学的这十几年时间里，在他的头脑中发生了一个内涵深刻、意义深远的中西思想结合。到了第三阶段，“毛泽东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

第一阶段时没有西学，只有国学，也就是旧式读书人必读的那些儒学经典。而学生时期的毛泽东在国学上是非常用功的。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即读一篇而及于全书，并加以详细研究，使“国学常识罗于胸中”。信中推崇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一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一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施于内而遍于外。

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国学启蒙阶段，毛泽东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和一些基本思想即开始形成。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他在十四、五岁阅读小说时忽然想到，小说中颂扬的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他十七岁离家入县立高等小学堂，行前赋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入学后，在学校的藏书楼里读了很多关于古代帝王尧、舜、秦始皇、汉武帝丰功伟绩的书，心生仰慕。

无可置疑，即使只读四书五经和经史子集，一个下层社会农家子弟也会产生出改造天下、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并不专属于上层社会统治阶级，而是属于天下所有读书人，也包括下层社会的平民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乱之世，正如顾炎武之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有人质疑这个观点，反问“难道同一套四书五经不同的人读还能读出不同的口味？”，本人的回答是：一点没错。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下”，包括很多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人群，但是天下的学问却是同一套，所以同一套四书五经在各个不同人群中都会读出不同的口味，也生成不同的思想。

若从“修齐治平”上看，修身和齐家的教诲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无论贫富贵贱，都讲仁义孝悌、中庸之道，这是个人的方面。但是到了治国和平天下的层次，上层阶级从儒家传统中解读出纲常礼教等统治术，而下层阶级却从中解读出关于“天命”和“道统”的思想，一旦认定“天下无道”，就会受到“匹夫有责”的鞭策，投身于匡扶社稷、重建天下的大事业当中。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正处在亡国和亡天下的危机同时爆发的一个历史时期。从他的人生道路上看，这段时期他开始寻求救国之道，积极投身革命运动；而从他的思想形成上看，这段时期在他的头脑中，首先是中国“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的复活，接下来是大量“西方思想”的进入，两者共同为马列主义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对马列主义的吸收，是为第三阶段。1920年，毛泽东同何叔衡等人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在写给蔡和森的一封长信中他表明自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方针，并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信中写道：“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三个阶段过后，中西思想的结合，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大体完成。若没有第一阶段厚实的国学基础，或没有第二阶段对西学的广泛涉猎，这个结合都不会完成得很好。这一点，对于今天那些食古不化的国粹派或食洋不化的自由派，仍有教育意义。可以说，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结合从初始时期就大体上是平衡的。1917年时值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东方思想虽然有许多不切于实际生活，但“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二、“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的持久生命力

毛泽东早年极为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据斯诺笔录《毛泽东自传》，十七岁那年他从表兄文运昌处得到两本书刊，一本是介绍康有为与维新运动的，另一本则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日后回忆说：“（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

1911年，毛泽东写了一篇政论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主张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副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就连治学方法，毛泽东也效仿康梁。在1915年写给同学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自修问题时写道：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

康梁二人的思想，在当时就是主流。虽然二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但他们所代表的“公羊春秋”思想贯穿于清末变法维新运动的始终，曾有过“满朝满野讲《公羊》”（吴承仕语）的盛况。

然而，同样都是继承儒家传统，都是结合中西学问，而且康梁二人还堪称是毛的启蒙老师，为什么反倒是后者异军突起，不仅建构出一套完整思想体系，而且切实应用到了中国革命实践中并取得了成功？

答案恐怕就在“上层社会儒家传统”和“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的差别之中。

追根溯源，中华儒家传统的原典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一套经典文本，经过孔子的编纂注释，加上“记”和“传”等，生成为儒家传统思想的核心。

孔子、孟子晚于周公，但先于秦始皇、汉武帝。这就是说，若将秦汉大一统国家视为两千多年中华政治制度的基础，那么实际上是中华政治文化先于中华政治制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也就意味着，先有了关于大一统政治的一套思想理念，一个理想标准，也就是所谓“道统”，而后才有历代帝王各自独立的大一统政治实践。由于所有儒生都是“道统”的阐释者和守护者，这就给了他们一个超越性的地位，不仅可以为王者师，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替天行道”，以“天命”的名义发动革命，推翻当前王朝。

中国人关于革命的观念，源于商汤王暴力推翻夏桀王、周武王暴力推翻商纣王这两场政权更迭的历史故事。由于在儒家经典中桀、纣被定为暴君，汤、武被视为圣贤，武力灭夏和伐纣成功被看作正义事业，《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语，于是衍生出一系列非常经典的儒家思想观念：一是只要“顺乎天而应乎人”，谁都可以闹革命；二是只要发动革命，就一定要改朝换代；三是只要改朝换代成功，谁都可以做国王；四是只要当上国王，就一定要恢复“道统”。

中华儒家关于“道统”和“革命”的这些观念，与犹太-基督教中的圣经信仰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古代国王“朕即法律”这一原始公义之上，加上了一个以全天下人共同的理想社会为标准、为追求的高级司法。而这一高级司法的解释权不在朝廷官宦，而在民间精英。在中华社会，就是儒家士大夫，在基督教社会，就是先知。

基督徒对于到达天国的追求是无限的，儒家士大夫对于“大道之行”的追求也是无限的。在基督教社会，清除世间的邪恶、迎接末日的到来是每个信徒的责任；在中华社会，改变“大道既隐”的“据乱世”现状、恢复“道统”秩序并回归“太平世”也是每个读书人的责任。

这就是中国“下层社会儒家传统”持久不断的生命力之来源。每当王朝衰落、天下大乱、大一统局面丧失，上层社会中人一定采取保守主义态度，致力于重新恢复秩序，而下层社会中人一定选择激进主义态度，致力于通过革命改朝换代，重建“道统”。这也是中华儒家传统的伟大之处，治国是统治者的义务，但平天下是所有人的义务，亡国的责任归咎于统治者，但亡天下的责任归咎于所有人。

在自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上，由下层社会人士发动革命完成改朝换代并重建大一统的情况很多。汉高祖刘邦是县城小官吏，隋高祖文皇帝杨坚出身山东寒族，宋太祖赵匡胤出身下级军官，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破落农户，而北魏拓跋氏是鲜卑族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契丹族人，金太祖完颜旻是女真族人，大清王朝十帝是满族人。

由于政治文化先于政治制度，“道统”高于王朝，所以儒家士大夫不仅承认下层社会发动革命的合法性，甚至也承认蛮夷戎狄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孔子就曾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此话是说，春秋各国时有僭乱，君不君，臣不臣，而夷狄且有君。又《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夷狄可以被君子所居而教化，从而进为华夏；相反，华夏僭乱，亦可以退为夷狄。

综合上述，“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甚至“夷狄社会儒家传统”，都可以成为孕育革命的母体。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新型“中国思想”，正是从这种母体中孕育出来的。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儒家传统的革命观念，主要是指改朝换代和重建“道统”。这种革命与马列主义中的革命——推翻剥削阶级、解放生产力、实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所以，毛泽东思想虽然被中国“下层社会儒家传统”这个母体所孕育，却并不完全是这个母体的子体。这套思想中关于建设新社会、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内容，则完全来自于马列主义这个父体。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两者的结合，这个结合即是成功的中西结合，也是成功的古今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但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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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下层社会儒家思想”与中国今日之现代化——“中国思想”系列之四

前一篇提到，作为新型“中国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革命思想，其源泉，既来自于马列主义，也来自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两者相辅相成。

所谓“下层社会儒家传统”，是一个自秦汉之后两千年历史中的真实存在，它在王朝周期的“升平世”中持续保存并发展，而在王朝覆灭前后的“据乱世”则突出地表现出来——无论造反领袖来自何等低下的社会阶层，出于何等低下的民间宗教，最终都可以聚集充足的儒家思想道义资源，爰举义旗，号召天下，以“天命”的名义引领一次改朝换代的革命，并在夺取江山之后进行“道统”重建。

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如“天命”观、“道统”观、民本主义、“大一统”和“张三世”等，都包含在儒家经典当中，是儒家传统中根深蒂固且历久弥新的一部分。

一、“下层社会儒家传统”本质上是现代化国家的产物

其实，中华文明中独有的“下层社会儒家传统”，自始至终就是一种“现代化思想”。

从“中国思想”本原上看，早在夏商周时期即已逐渐成形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天道的思想、民本的思想、大同的思想等，大大先于所有其他思想体系而带有了现代化因素。所以，中国先于所有其他文明而建成现代化国家，并不奇怪。

根据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中国的秦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他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根据是，秦朝先于世界上所有主要文明建立了统一的、多层次的、非人格化的官僚行政机构，并确立了反宗族、抑豪强的政治原则。

这个观察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只涉及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早熟的现代化国家，在削弱豪强和宗族势力的同时，也促成了下层社会的解放和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崛起，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前者是自上至下的角度，后者是自下至上的角度。

福山并非没看到这一点，他写道：“东周冲突背后的症结是旧贵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寻觅新机会，以攀登权力的阶梯。”（《政治秩序的起源》）然而真正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实际上，下层社会的崛起也是现代化国家的一大特征。因为这一现象具有必然性，会在每一次旧秩序瓦解、新国家重建的过程中规律性地出现。

中国的王朝兴衰史充分见证了这一点：王朝末期一旦发生州郡群立、叛军蜂起，就是旧秩序的彻底瓦解，而最终从逐鹿中原的混战中重新一统江山的新王，往往不是世族之后，反而是寒门子弟，甚至就是赤贫的佃户。

放在世界历史中比较，这个现象在大的文明体中却绝无仅有。自古以来帝国王朝的改朝换代无不是贵族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结果，与下层社会没有关系，偶尔会有平民人士登上大位，但多半是作为傀儡被推出，背后并不是以整个下层社会为主体的历史运动。

而在中国，从秦亡汉兴开始，常常就是一种以整个下层社会为主体的历史运动。这种运动不是奴隶起义，也不是农民造反，而是天下皆反，民间起兵，是骆宾王所写的“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

由下层社会推动的历史运动只可能在现代化国家中出现，因为它是废封建、抑豪强、讥世卿的必然产物。而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它也决定了中华文明独有的“现代化的”改朝换代方式——在维持政体不变、政治文化不变、“道统”不变的前提下周期性地进行政权更替。

所以人们会在中国历史上看到这一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特殊现象：坐天下依靠儒家传统，打天下也依靠儒家传统，上层社会从中吸取纲常礼教的学说，下层社会从中接受重建“道统”的思想。两部分内容会在“治国平天下”这个层次上相互冲突，而在“修身齐家”层次上则完全一致。

这也不难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大一统现代化国家的周期性重建和再造。由于打天下和坐天下两个阶段都是天下人共同参与的全民运动，没有儒家传统作为共同的思想资源、提供共同的行动指南，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太平天国必然失败？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新思想是一个彻头彻尾背离中华儒家传统的异端，尽管借助了基督教的影响，打出了“奉天讨胡”的义旗，但却完全无法连通“下层社会儒家传统”，当然也就不能促成“南连百越，北尽三河”这种天下皆反的大形势。

而反观1946年之后三年半的“解放战争”和“蒋家王朝”的覆灭，恰恰就是天下皆反，民间起兵，是最新一次以下层社会为主体的历史运动。左翼知识分子发动舆论声讨，青年学生成群结队奔赴延安，城市居民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国民党军队成批地投诚起义，解放区的百姓踊跃参军、踊跃支前，这些都不能简单用“农民革命”概而论之。

那种认为儒家传统只有统治术、没有革命思想的观点，那种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有马列主义这一个脉络、没有儒家传统源泉的观点，都是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儒家传统和毛泽东思想，各自都有千百棵形态各异的“树木”可以各取所需，但这并不是全部，只有将它们放在世界不同文明的横向比较中，放在历史长河的纵深视野里，才可以看清它们作为“森林”整体的独特风貌和特殊价值。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典籍无数，大师云集，早已是一片独一无二的森林，外来的树木自由地生长在其中，但不会改变森林全貌。在今天这个“文明冲突”或“文明竞争”的世界，森林整体的意义更加突出。这个意义，从文明的角度看，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变身成为了一个现代化文明，在世界的眼里，也就是儒家文明的现代化。

儒家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甚至有可能实现一种超越西方文明和其他各大文明的本土化现代化，必定有其内在的原因。而如前所述，作为儒家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不仅在两千年时间里伴随现代化国家的周期性重建而“其命维新”，近百年来又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结合，生成为新型的“中国思想”，仅从这一点上来看，就完全有理由将其作为重要的内在原因之一。

虽然思想界关于中华儒家传统在现代化中的价值和作用问题还远远没有形成共识，但近年来，由于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出现了退潮，在政治实践中回归传统的趋向已经愈加明显。

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到今天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因为作为后发的、非西方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也遵从着塞缪尔·亨廷顿的“两阶段论”规律，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第二阶段即将开始的那个关口上。

二、“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两阶段”的关系

本系列文章推出之前，曾向曹锦清教授征求意见，曹教授写了一段回复，其中包括如下一段话：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把西方化当作现代化，用西方化引领现代化。随着发展后自信提高，非西方国家就开始第二步现代化，进入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的现代化阶段。中国当下正走上第二步。

这两个阶段不仅是认识的发展，也是实践的发展。在中共革命阶段，毛泽东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中的西方因素抛开，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学习其中现代化的内容。

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第一步是从80年代开始的，以西方化引领现代化。当下正走到第二步，开始去西方化，回归本土的现代化。

去西方化不是去现代化，而是现代化的继续发展。只有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才能真正区分哪些因素是西方内在的，哪些因素是现代化的，是普适的。

现代化的核心是高新技术和制造业。中国现在在高新技术和制造业上在接近西方，但还没有完全赶超。由于已经出现中国赶超西方的趋势，所以到了需要提出区分西方化和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时代；同时，由于中国还没有赶超西方，所以不可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前沿，和西方并驾齐驱，甚至超过西方，就不会仰视西方了，就能把西方和现代化区分开来，中国就能重新提出现代化的叙事。”

曹教授为本文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在此深表感谢！下面继续讨论其余部分。

根据这个“两阶段论”理论，今天的中国，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已经有条件、有能力迈出“第二步”了。

这是中国的光荣，因为在所有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中，中国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关口的。

与俄国近现代历史进行对照，看得更为清楚。俄国自彼得大帝统治时期（1689-1725），启动了“以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的第一步。但是这个进程导致了水土不服，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并最终引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革命后的俄国接受了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变成一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发起了向西方的挑战。然而，从俄国本土的斯拉夫主义立场上看，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尽管表面上形成对立，但实际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都以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为最终目标。这也就意味着，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西方化进程中，1917年之后的红色俄国实际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缠绕在一起。这一进程，直到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退潮才彻底宣告结束。

今天的俄国，没有完全接受自由主义，但也放弃了共产主义，其结果是它与西方之间的隔阂反而更加扩大了，再次回到了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那个鸿沟的两边。正如亨廷顿所说：“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但问题在于，这次向本土化的回归，却不是现代化的“第二步”，因为它的“第一步”并未完成，前苏联在高新技术和制造业上没有赶超西方，因此这次回归更像是返回到三百年前被彼得大帝所创造出的那种“无所适从”状态。

从中可以对比出中国的不同之处和优势所在：

第一、对于非西方文明来说，接受马列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进一步的西方化、去本土化。但是，从俄国的历史经验中看，这种特别的西方化方式，虽然使俄国得以摆脱西方的控制，并与之斗争，却也始终未能让俄国取得超越西方的优胜地位。理论上的雄辩未能转化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能力，早期的那种信念——共产主义使得俄国从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一举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但最终失败。其结果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在俄国并未真正完成。
第二、反观新中国。1949年建国后前三十年通过运用马列主义实现现代化，也是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进一步的西方化、去本土化，这一点与前苏联早期历史类似。但不同的是，中国在具备了足够强大的国力以确保完整主权、抵抗西方霸权之后，又进行了以“改革开放”为名的路线大转折，“与国际接轨”、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这就是不同于前三十年的一种在与西方的合作中更进一步西方化。这一路线执行了三十年，终于逐步实现了对西方的赶超。也就是说，新中国这两个三十年的两条不同的西方化路线合在一起，真正完成了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第三、如今回顾地看，两个三十年，与西方对抗的西方化，与西方合作的西方化，先后顺序没有错，不同侧重没有错，转换时机的把握也没有错，最重要的决策都对了。这在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历史中几乎独此一家，绝无仅有。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保障了这一点？为什么在建国后会正确地选择国家统一优先、国家建设优先、公有经济优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又能正确、及时地出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军队要忍耐”、“韬光养晦”等重大国策？单凭马列主义并不能确保做出全部正确选择，近一百年来世界上出现过很多马列主义国家，大多数都失败了。单凭儒家传统当然也不能确保做出正确选择，近一百多年来中国进行过多次现代化转型努力，前几次也都失败了。可见，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就蕴含在两者的结合之中，缺一不可。

第四、中国现在正处在即将进入“第二阶段”的关口，西方化所能提供的现代化动力即将枯竭，必须越来越多地转向本土化的现代化，这是所有非西方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规律。这也就意味着，各主要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竞争，将从比“谁的西方化更利于现代化”转变为比“谁的本土化更利于现代化”，或者说比“谁对本土思想和文化资源的运用更利于现代化”。毫无疑问，在这种新的竞争中，中华文明独特的优越性将充分体现出来，长达两千年的大一统现代国家历史，长达两千年的“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与马列主义在实践中的成功结合，都将成为独特的竞争优势。

回到本文的标题所问：“下层社会儒家思想”是现代“中国思想”一部分吗？回答是：不仅是，而且必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与马列主义和中国几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一起，引领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进程，推进本土化的现代化。在中国踏上现代化征程第二阶段的今天，尤其需要中国本土思想资源创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已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所潜藏的思想活力和令人期待的可能性。毕竟，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性质不会变，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不会变，“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不会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会变，而这些，无不是伟大的中华儒家传统中的固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但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祖国。

顶端 Posted: 2017-08-30 18:32 |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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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文章准确地说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两大来源——作为父系来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作为母系来源的中国儒家思想。

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但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祖国。

顶端 Posted: 2017-08-30 18:38 |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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