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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aw Pact BBS☆ 华约军事论坛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拯救苏维埃的最后一次行动-经紧急状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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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委员　苏军驻德军队集群总司令

级别: 中央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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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苏维埃的最后一次行动-经紧急状态委员会

紧急状态委员会是1991年8月19日，一批苏联高官为阻止苏联解体，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事与愿违，此举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叶利钦以捍卫宪法的名义，挫败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并慢慢迫使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交出了权力。这一事件又被称为8.19事件，是在悬崖边上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次尝试，但仅仅两天就宣告失败。8·19事件平息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截止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1991年12月1日，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也宣布独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改革与新思维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苏联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改革。以1987年《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戈尔巴乔夫开始全面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取消苏共领导，开始实行民主化。
1990年，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先后宣布独立，苏联其它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也迅速增强。为了保住苏联，1991年5 月，戈尔巴乔夫和十五个加盟共和国领袖达成协议，同意组成"新苏联"。1991年8月14日苏联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按照新公布的条约文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仍为苏联。新联盟条约的签署工作预定在8月20日开始。
新条约规定，"苏联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条约规定，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保留独立决定涉及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在国际关系中苏联为一个主权国家，但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条约规定，联盟成员国的相互关系原则是：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合作互助、诚实履行根据联盟条约和共和国间协议而承担的义务。条约规定，在联盟职权范围内，联盟法律至高无上；在共和国职权范围内，共和国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上。条约规定，土地、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均为各共和国所有。条约签字之日起生效后，1922年的联盟条约即同时失效。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1991年8月19日清晨六点，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突然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行使国家全部权力，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代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该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委员会连续发布两道命令，要求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地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只允许《真理报》等9家报纸发行。此时正在黑海海滨克里米亚半岛休养的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里，他同莫斯科的联系完全中断。叶利钦

8·19事件发生后，苏联代理总统亚纳耶夫发布了在莫斯科市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坦克和军队出现在莫斯科街头。莫斯科市民表现得比较平静，照常上班，人们似乎倾向于接受了事实。但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拒不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他跳到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演讲，指责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恢复苏联的政治铁幕统治，号召举行政治罢工，抗议亚纳耶夫等人发起的行动。面对汹涌的民意潮流，紧急状态委员会进退两难。在叶利钦的鼓动下，情况发生逆转。20日晚，议会大厦前已聚集了数万示威群众。有些人构筑了堡垒，要誓死保卫议会。20日，莫斯科实行宵禁。21日下午，苏联国防部命令军队撤回驻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放弃了行动。同日晚8点，戈尔巴乔夫宣布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苏联国防部决定撤回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部队。苏联内阁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执行总统的指示。
苏共中央的结局

22日，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立即撤销了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或个别成员颁布的一切决定；解除该的现任职务。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苏联前国防部长亚佐夫、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和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及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已于22日凌晨被拘留；前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因病住院，已被就地监护。前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已自杀身亡。上述6人都是8月19日宣布成立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其他两名成员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和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由于是人民代表，暂时尚未被拘留。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下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军队、内务部等各级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
同一天，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24日自杀身亡。阿赫罗梅耶夫曾任苏军总参谋长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同一天，《真理报》"暂停"出版。
思考与反思
（1）在每年的调查中，普通俄罗斯人大部分都支持叶利钦。
（2）在2005年的调查中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据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提供的数据表明，第一次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支持者超过了叶利钦的支持者。3）俄媒体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民众从今天的感受去审视当年的事件。共产主义的重压已被忘掉，而对强国的怀旧情绪增强了。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那只是权力之争。

紧急状态委员会------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Янаев，1937年8月26日－2010年9月24日），俄罗斯政治家，1990年至1991年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1968年任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主席，1990年7月进入苏联共产党政治局，12月出任苏联副总统。1991年8月19日，亚纳耶夫在苏共党内强硬派的支持下发动八一九政变，宣布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因病停职，自己出任苏联代总统。政变失败后，亚纳耶夫被逮捕，1994年受益于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大赦而出狱。2010年9月24日在莫斯科病逝，享年72岁。亚纳耶夫1937年出生于高尔基州彼列沃兹村，俄罗斯人，毕业于高尔基农学院。1962年加

亚纳耶夫与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
入苏联共产党。
1986年起，他先后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第一副主席、主席。
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28大上，亚纳耶夫首次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在随后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负责国际事务的苏共中央书记。在同年12月召开的第4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亚纳耶夫当选为苏联第一任副总统。1991年8月19日，时任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正在乌克兰南部海滨小城福罗斯度假，突遭软禁。
当天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等8名高级领导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权力，“以挽救面临解体危险的苏联”。
当天，亚纳耶夫又以代总统名义发布命令，“由于首都莫斯科市局势处于紧张状态”，即日起在莫斯科市实施紧急状态。
不过，亚纳耶夫没有获得军方支持。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把这个紧急状态委员会说成“违反宪法组织”，要对参与成员“追究刑事责任”。
3天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宣告失败。8名成员中，亚纳耶夫等4人被捕、1人自杀。随后，俄罗斯检察院对全部8人及其他几名参与者提出刑事指控，罪名为“叛国罪”和“阴谋篡权罪”。被告均否认有罪。“8·19”案件终因案情复杂特殊不了了之。俄罗斯共产党2010年9月24日发表声明宣布亚纳耶夫去世。声明赞扬亚纳耶夫是一名“非常专业的专家……一名可亲、值得信任的同志”，但没有提及“8·19”事件。
俄共没有宣布亚纳耶夫的去世原因。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一名医院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亚纳耶夫经受了“长期严重病痛”。当地电视报道说，他死于肺癌。
俄共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对亚纳耶夫去世表示哀悼。他在俄共网站发表声明说，如果当年亚纳耶夫等人行动更为果断，“我们统一的国家可能存续”。
媒体报道说，亚纳耶夫的夫人依然健在，但没有提到他的其他亲戚。亚纳耶夫葬礼安排尚未宣布。根据以前报道，他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

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
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俄语：Вале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Павлов 1937年9月27日－2003年3月30日）苏联官员，苏联解体后成为一名银行家。帕夫洛夫于1959年开始在财政部工作。勃列日涅夫时代，他成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金融部的负责人。戈尔巴乔夫时代，他担任了价格委员会主席，在雷日科夫第二届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1991年，帕夫洛夫作为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八一九政变，担任了苏联总理一职。
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1937年9月26[1] (或27)[2] 日生于斯摩棱斯克州，毕业于莫斯科财经学院。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主要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曾经当过税务稽查警察，1962年参加苏联共产党，1979年调任到苏联财政部，国家计委。成为经济师。担任财政部的

帕夫洛夫的墓地
财务以及成本和价格科科长，1986年8月当选苏联财政部第一副部长，·1989年6月7日，当选为苏联国家价格统计委员会主席，并宣布放开苏联物价，宣布以新纸币兑换旧纸币的经济措施，使得群众的积蓄一无所有，遭到群众强烈抗议。1989年7月17日---1991年1月1 4日当选苏联财政部部长，1990年7月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8月19日加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希望取得政权后，重新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但随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8月19日晚宣布因“高血压”住院。随后被逮捕并且被雅可夫列夫把持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关押在莫斯科水兵寂静监狱，1994年被特赦。1996----1997年在莫斯科一家商业银行担任经济顾问。俄罗斯经济协会副主席，2003年3月30日因病去世，享年66岁。

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
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前苏联政治家，原苏共中央书记，“八一九事件”领导人之一。
1983一1988年任苏联通用机器制造部部长。1988一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军工综合体工作。1991年8月前任苏联总统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出狱。此后曾担任俄乌(克兰)友好协会主席。

德米特里·莫菲耶维奇·亚佐夫
德米特里·莫菲耶维奇·亚佐夫（Дмитр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Язов）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曾荣获：2枚列宁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1枚伟大卫国战争一级勋章，1枚红星勋章，1枚“苏联武装力量为祖国服务”三级勋章，18枚奖章，以及20枚国外奖章勋章。德米特里·莫菲耶维奇·亚佐夫，1923年11月8日生于鄂姆斯克州奥科涅什尼科沃区，贫农出身。1941年入伍参军，作战勇敢，多次受伤。战后先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莫斯科步兵学校、总参军事学院学习。1961----1974年，历任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等职。1944年入党。1956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67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1974年起担任苏联国防部干部训练总局局长之职，1976年担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77年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78年晋升为上将。1979年任驻捷苏军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后任中亚军区司令。1984年7月出任远东军区司令。晋升为大将。后任国防部副部长职。
1987年5月，19岁的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飞机，穿越号称 “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降落在莫斯科红场，直接导致时任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索科洛夫被一大批老将被撤职，为了贯彻改革，戈尔巴乔夫越过许多资深将领，选择了相对年轻，资历较浅的国防部副部长兼干部训练总局局长、陆军大将亚佐夫为新任国防部长。亚佐夫当年63岁，卫国战争结束时不过是营级干部，1984年才晋升为大将，党内职务仅仅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据说亚佐夫的任命主要是由于在中亚军区司令的任期内，给前来访问的戈尔巴乔夫及第一夫人赖莎留下了良好的深刻印象。亚佐夫上任后，积极贯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作为回报，并获得了戈尔巴乔夫的赏识，1987年6月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于1990年4月28日晋升为苏联元帅。从那时起，亚佐夫这位前二战士兵从未轻松过，尤其是 1989年4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发生骚乱，军方驱散示威人群造成流血事件，亚佐夫饱受外界指责。国防部长
编辑

国防部长亚佐夫
亚佐夫就任国防部长后短短几年间，苏联内部狼烟四起，外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主权独立。面对危机，地方当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动用军队。一个红色政权迷信枪杆子，建立了庞大的军力。不只是本土，苏军在东欧的几个盟国也有驻军，他们几度直接出面干预盟国内政，建立和扶植亲苏政权，且屡试不爽。上世纪50、60、70年代，军队先后受命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基于苏联军方庞大的规模和财富，一些西方研究者把军队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并列，称其为“第16个共和国”。不过，到了1980年代后期，苏军的好时光已经过去。苏联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全面收缩。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裁军树立政权的好形象，主动放弃争夺军事优势，转为裁减军备。在美苏关系转向缓和之机，已经担任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开始去美国访问。佩戴元帅肩章的他到美国第82空降师参观，随后，亚佐夫和时任苏联空降兵司令弗拉基斯拉夫·阿列克谢那维奇·阿恰洛夫有过一番交谈。“你怎么评价美国的空降部队？”亚佐夫问。“如果我进行的是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您会马上把我撤职！”阿恰洛夫回答道，言语中充满着对美军糟糕训练和演习的不屑。亚佐夫笑了。
尽管对美军的训练感到不屑，但得知美国军人的工资后，亚佐夫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要能拿到美国士兵的工资就好了。”彼时，苏军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只是普通士兵津贴被拖欠，退休的顶尖科学家一个月相当于10美元的退休金都发不出来。
去美国比以前方便了，但亚佐夫再去柏林时，却已大不如前。柏林墙已经倒塌，德国实现了统一。昔日华约的军事同盟国，就像一张张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弃苏联而去，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国家。军队的大收缩，令亚佐夫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部事务上。但他发现，当军队用于打击苏联国土内高涨的民族运动时，枪杆子似乎失灵了。1989年4月，军队不仅未能平息第比利斯事态，还导致戈尔巴乔夫和军方的关系受到损害。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军队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却不敢为下属承担责任，他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还是采用武力为好。苏共中央会议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戈尔巴乔夫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亚佐夫。
空降兵副司令、后来担任叶利钦国家安全助理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列别德，这样总结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和军队指挥官。”
从1986至1991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几乎都是依照这一逻辑。政治领导人没有勇气为执行他们命令的人辩护，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成了替罪羊，这为军队高官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为军人们打抱不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顶头上司：“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博尔金说。对此，戈尔巴乔夫一言未发。也正因为如此，军队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感变得越来越弱。
此时，军中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元帅已经靠边站了，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许多年轻将领。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虽是唯一的总统军事顾问，但1991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却从没找过他。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军队的丑闻，其中一些是冲着阿赫罗梅耶夫的，这令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屈辱。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说，当有人用种种丑闻玷污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时，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
1991年初，在苏军从匈牙利和捷克撤军问题上，国防部建议：由于需要时间建造营房和住房安置撤回的部队，苏军应在4到5年内逐步撤出。但戈尔巴乔夫却单方面决定了撤军时间——1年内完成，有人甚至在谈判前就把这个决定透露给匈牙利当局。此时，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1990年到1991年间，亚佐夫给总统写了好几份报告，报告这些地区苏军和俄罗斯居民受歧视的情况。但戈尔巴乔夫只有一种答复方法：“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后是：“分送安全委员会委员。”对于亚佐夫这个从青年时就习惯于“说了就得照办”的老兵来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
在这之前，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动，使得军队各方面的抱怨声越来越高，传媒甚至时常讨论出现军人骚乱的可能性，但亚佐夫一直坚称“不会发动政变”。甚至在1991年5月，当各军区、舰队的司令们纷纷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要求发表对苏联总统的不信任声明时，亚佐夫还严厉地制止：“你们怎么想让我成为皮诺切特（智利军事独裁首脑，通过政变上台）呢？办不到！”
但随着情势的发展，当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冷漠和疏远，让他逐渐失去军人们对他的信任时，亚佐夫对他的失望情绪也在与日俱增。在军人眼中，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一切，苏联总统与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军队对戈尔巴乔夫不再维护自己利益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改革路线也表现出极度的抗拒。
就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下属的信任时，叶利钦却在积极拉拢军方将领，以期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原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将军1991年初已公开倒向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年轻的空降兵司令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格拉乔夫给他介绍部队的情况。图拉空降师驻守在莫斯科郊区，叶利钦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一个月后，格拉乔夫等到了兑现承诺的时机。科别茨和格拉乔夫很快发现，苏联空军总司令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上将也与他们志同道合。
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他在1991年8月4日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周后返回莫斯科，8月20日出席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按照新的联盟条约，新的联盟之下是一个个主权共和国。谁将领导这个松散的新邦联国家？哪些机构将裁撤或保留？这些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许多权势人物在新的联盟机构中找不到其所在部门的位置。
签

亚佐夫
署新联盟条约，就意味着苏联这个主权国家的灭亡，对于军队高官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那些后来被称为“政变分子”的人，来到莫斯科列宁大街尽头一座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密谋。来自军方的代表有亚佐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这些参加密谋的人，在“8·19”事件结束后成了“水兵寂静监狱”的狱友。此时，后来在俄罗斯任总统达12年之久的普京，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官员，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
亚佐夫这样解释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原因，尽管此人几年前把他从遥远的远东调到首都，有知遇之恩，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经济崩溃了，民族冲突越来越尖锐……戈尔巴乔夫作为积极的国务活动家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和他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解决国内的问题”。8.19事件

亚佐夫是旧体制的受益者，旧体制让他到达权力的顶峰。最终，他下定决心，同意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把军队开进首都。亚佐夫错误地判断：军队开进首都，就可以挽救苏联。但亚佐夫在下令时强调，军队进驻只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是战斗。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开始忙碌起来，驻守在莫斯科近郊的军官们被召到这里的苏军总参谋部。塔曼摩托化步兵师师长马尔琴科夫、坎捷米罗卡坦克师师长丘日科夫几次来到总参作战部，并受到总参谋长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莫伊谢耶夫大将的接见。
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领导的部队也举足轻重，他的图拉空降师就驻守在京畿重地。此前，亚佐夫向格拉乔夫交办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和克格勃的人一起分析国内形势和前景。尽管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对格拉乔夫的业务素质和办事能力有怀疑，但亚佐夫认为，格拉乔夫“和其他同志一起也许能胜任这项工作”。对格拉乔夫的怀疑事出有因。1991年初，立陶宛维尔纽斯、拉脱维亚里加发生流血事件，军方出动军队占领电视台、广播电台。占领电台、控制舆论，这是苏联人的一贯做法，似乎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天下就平安无事。流血事件后，格拉乔夫在《红星报》上公开表示，他不同意当局利用军队对付和平居民的做法。对此，克里姆林宫有人不满意，亚佐夫把格拉乔夫狠狠骂了一顿。不过，空降兵司令应该纳入到计划中来，因为一旦事态朝最坏的方向发展，格拉乔夫这位在阿富汗战争时就以勇敢著称的空降兵指挥官会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突击力量。
亚佐夫在军事生涯里经历和组织过无数次大小战役和演习，但他并不知道，当大量坦克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如何在楼群密集的城市里保住政权，同时不对反对者使用武力？在亚佐夫和部分军队人士看来，他们只想将坦克开上街头，以保住苏联的旧有体制，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向反对者开枪。
副总统亚纳耶夫的一句话让亚佐夫稍感宽慰。在克格勃ABC秘密据点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亚纳耶夫说，对国家崩溃的政策愤怒到极点的人民，会兴高采烈地迎接出现在首都街头的军队，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都将溜走，在人民、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军队的热烈支持下，祖国获得拯救。但军队开进首都，没有产生威慑效应怎么办？反对派没溜走怎么办？如果出现流血冲突怎么办？政变分子却没有真正考虑过。没有公认的领袖，害怕负责任的情绪，缺少相互协调的计划，都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临近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占领接近白宫的要地。白宫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叶利钦已从居所驱车到达这里。政变分子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通信也没有中断，只是派了些人跟踪他。事实上，叶利钦知道军队的动向，甚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动态他也悉数得知，因为格拉乔夫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快，有些官兵带着坦克倒向白宫保卫者一方，他们掉转炮头，支持叶利钦。
叶利钦意识到形势对自己有利，8月19日中午，他走出白宫，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一辆坦克。苏军总参谋部上校布兰涅茨和几个军官一道换上便装，以来回走动的方式在莫斯科街头军队的周围执勤，并把侦察到的情况定时向首长汇报。“在叶利钦演说那一刻，他显得非常漂亮：他的整个外表，手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散发着胜利的激情。”布兰涅茨回忆。
在演讲中，叶利钦多次使用“军政府”一词，这令布兰涅茨心中一阵阵刺痛。他认为，“军政府”这个称呼带有侮辱性，其不正确性在于，军政府通常搞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叛乱。在这个八月，就是把政权白白送给军队，军队也不要，因为军队的使命并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事实上，部分军队人士始终觉得，他们将坦克开上街仅仅是为了保住旧有体制，而绝不是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向反对者开枪。
亚佐夫同陆军司令部、莫斯科军区和其他军区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他不断向下属强调：“不容许发生流血。”此时，军队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些军官坚决反对动用武力，因为在保卫白宫的人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而另一些师、团指挥员则要求采取坚决行动。
格拉乔夫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作为军人，格拉乔夫不能抗命，他坚决执行亚佐夫把空降师调进首都的命令，向亚佐夫及时报告；但另一方他还和叶利钦保持联系，这是一个天大的升迁机遇，他不想错判形势，站错队。8月19日凌晨，叶利钦给格拉乔夫打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格拉乔夫从亚佐夫那里听来的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说法，叶利钦予以驳斥。他问：“你能派自己人来警卫我们吗？”格拉乔夫同意。当天下午，按照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

亚佐夫
“军队为什么原地不动？它应当显示力量。”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必须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他又一次想起第比利斯骚乱时军队采取的驱散行动。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军队驱散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人群，造成19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类似的流血事件1991年年初还刚刚在维尔纽斯、里加发生。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
当国家面临消亡的危险时，亚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国家的行列，就像参加上世纪40年代的卫国战争，光荣地战斗。那时，法西斯德国就是他的敌人。在漫长的美苏争霸时代，美国就是他的敌人。但现在，如果有战场，这个战场是在首都莫斯科。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向同胞开枪，会有什么后果？亚佐夫和军方不敢想象。他们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边缘。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制定了夺取白宫的计划——“大使馆”行动，但这个命令从未下达。
8月21日凌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又响了，对着话筒，亚佐夫的回答很直接：“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对付那些醉醺醺的人。”当时，亚佐夫同意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讲几句话。记者问：“军队是否要冲击白宫？”亚佐夫声明：“不，不会的。”黎明时分，又一阵坚决的电话铃声响起，亚佐夫不得不拿起话筒。“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国防部长到他们那里去。”打来电话的是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我不能去那里。” 亚佐夫断然拒绝，他让阿恰洛夫带话，“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当天清晨，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亚佐夫下令撤军。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

亚佐夫
三天后，68岁的苏军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自杀。死者穿着整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手里没有枪，“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放在一边的遗书写道。苏联官方没有表示慰问，第一个为他写下祭文的是一位美国将军。
8月21日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并以“国事罪”被捕受审。8月23日被苏共中央监委会开除出党。事后，亚佐夫等人被捕。亚佐夫元帅在审讯他的法庭上陈诉了他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原因。他说：“我是尽个人所能，极力不使国家解体和军队崩溃，这个目的驱使我参加了1991年8月17日在克格勃所在地的会议。”关于强加给他的违反宪法的罪名，他说“难道总统对之宣过誓的宪法规定了国家和军队可以解体、可以破坏国防能力、可以不履行在全民公决中人民表达的意志吗？”“出于保护国家的动机的人反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这法律正是国家为维护自身而制定的。我又抓了什么权了？真是天大的笑话。”他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强调国家统一，积极反对民族分立主义，坚决主张在必要时实行紧急状态。他在1990年11月27日维护国家秩序的八项声明，立场坚定，措辞强硬，引起了各方的注目。这也反映了他一贯的思想、立场和态度。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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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亚佐夫
两个月后，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代之以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元帅为之奋斗的国家灭亡了。
仍在军队任职的布兰涅茨很快看到了一幅军中浮世绘：亚佐夫及一些老战友住进“水兵寂静”监狱，三年后获俄国家杜马大赦出狱；格拉乔夫、列别德等人迅速堆积官职；一些将军和上校示威性地撕毁党员证，大声讲述他们的祖父曾放火烧了苏联建立的集体农庄。
2004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向“8·19”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前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授勋，作为他81岁的生日贺礼。当初为挽救旧体制而作出的努力和面对民众始终坚持“不开枪”的举动，为亚佐夫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尊重。有人在评价“8·19”事件时说，假如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帮”为首的是个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儿就得手了。

普京向亚佐夫授勋
想起这些事，叶利钦仍感觉后怕。“政变分子若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他在一本传记中写道，“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1991年8月，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两年后也面临类似价值底线的考验，却没能超越他笔下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1993年10月，叶利钦调集军队，用坦克攻打白宫（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造成880多人伤亡，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获得了“勇敢”勋章。

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
鲍利斯·卡尔洛维奇·普戈（Б．К．Пуго 1937—1991），拉脱维亚人。1990年12月，53岁的鲍里斯·普戈被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任命为内务部长。不久，他又被授予上将军衔。在1991年八月事变中，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事变失败后，于8月21日自杀身亡。鲍利斯·卡尔洛维奇·普戈（Б．К．Пуго 1937—1991）生于1937年。父亲曾是一名老地下党员，拉脱维亚步兵团成员，曾参加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革命战争，后任里加市党委书记。鲍利斯·普戈曾就读于里加工学院，毕业后进入里加市电机制造厂当了一名普通工程师，一年后即被任命为该厂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不到一年又得到升迁，而后其仕途则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到38岁时普戈已升至父亲的高位，43岁时被任命为拉脱维亚共和国克格勃主席，47岁时官至拉托维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51岁时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90年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时年仅53岁，次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政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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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戈1969—1970年任拉脱维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70年起任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1974年起任拉脱维亚党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1975年7月起任拉脱维亚共产党里加市委第一书记。1984年4月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6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后在苏共中央工作。1989年9月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当选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91年1月任苏联内务部长。在1991年八月事变中，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事变失败后，于8月21日自杀身亡。8月23日被苏共中央监委会开除其党籍。

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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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53岁的鲍里斯·普戈被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任命为内务部长。不久，他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普戈曾在苏共中央管理委员会主席一职上呆了3年。他还曾担任过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等要职。
1991年，国内事态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普戈这样的人物推向抗议和反对者的行列，尤其因为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露面，更加令人瞩目。8月初，普戈前往克里米亚一处疗养院度假。8月18日早，有人还在黑海海滩上见过他，但当晚普戈就回到了莫斯科，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到了8月21日下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计划失败变得很明显，俄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所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将被审问。普戈当晚回家时，发觉他与所有高级官员的内部电话都已被切断了。
普戈和妻子瓦连京娜上楼来到儿子瓦季姆的房间。他们之间的谈话令人伤感。实际上，普戈夫妇是在向儿子和媳妇作最后绝别，当时普戈提到他肯定会被捕一事。在此之前，瓦连京娜就问丈夫他的武器放在何处，因为她觉得一旦丈夫死后，她也不会在这个世界苟且偷生。22日上午9点，普戈给内务部的助手打电话，问他们处境如何，当助手问普戈是否在当天去办公室时，他反问道为什么不呢？在谈话结束时，普戈要他们向他的第一副手致以问候。不久，普戈就接到了俄罗斯情报机构打来的电话，“我们能够与你会面吗？”叶利钦的两名亲信准备找他问话，普戈说：“那么请来我住处吧。”
当他们赶到他家时，为他们开门的是普戈的岳父，他对来人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内务部长此时正躺在床上，鲜血正从太阳穴中不断流出来，他妻子瓦连京娜坐在靠近另一张床的地板上，当时还没断气，不久她就死在医院里了。普戈在遗言中写到：“我太信任他人了，我一生都老老实实。”他妻子瓦连京娜的遗书内容更为简洁：“我再也不想活了，不要责怪我们，照顾好外公。母亲。”事后调查结论为自杀。
普戈夫妇的葬礼两天后在莫斯科市举行，几乎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В．А．Крюочксв 1924—2007 ）苏联政治活动家。 1924年生于伏尔加格勒，毕业于全苏法律函授学院和苏联外交部高级外交学校。大将军衔。1978～1988年间任苏联克格勃副主席兼第一总局局长。1988～1991年间任苏联克格勃主席。1990～1991年间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1年为苏联安全会议成员。曾任国防会议成员。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克留奇科夫1924年2月29日生于现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1967年进入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曾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的助理、秘书局局长、对外情报局（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等职；1988年至1991年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被授予大将军衔。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在“改革与新思维”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正是在此期间，克留奇科夫凭借老领导安德罗波夫的重用和信任，已经担当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职务。这一时期，苏联国家领导人因健康及年龄原因相继去世，苏联的决策人员构成也随之变化。克留奇科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并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
1991年间，面对波罗的海三国强烈要求从苏联分离出去的局面，戈尔巴乔夫试图将苏联改为松散的邦联。这种做法遭到苏共内部绝大多数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当时克留奇科夫多次发表言论，认为国家正在走向混乱。在发动政变的几个月前，克留奇科夫在电视媒体上发表声明，警告“苏联解体的威胁已经出现”。
面对国内的动荡局势以及可能爆发内战的危险，1991年8月19日，在克留奇科夫的组织和领导下，苏联强力部门借戈尔巴乔夫远离莫斯科休假之际，发动政变。在国内外压力之下，政变仅持续了72小时即告失败。克留奇科夫与其他参与政变的领导人相继被捕，并以“叛国罪”被投入监狱。在接受审判时，克留奇科夫表示，政变领导人意识到自己会失败，所以决定放弃。“我们不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看到有人流血死亡。”物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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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3日克留奇科夫在莫斯科去世，终年84岁。
克留奇科夫去世后，情报界同行一改当年谴责他违背职责、给克格勃组织带来耻辱的立场，评价他是“为祖国舍己忘身的榜样”，“是优秀的专家”，“是一个享有威望的领导者和正直、敏锐、富有同情心的人”。
上届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俄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认为，克留奇科夫“没有让俄罗斯流一滴血，没有让坦克车开到街上”，“是真正的民主人士”。
但是，克留奇科夫当年的“战友”、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至今遗憾克留奇科夫未能保卫苏联并阻止其解体，认为“克留奇科夫是在90年代最早预见到苏联未来的人士之一，当时国家滑向道德、民族及政治的全面危机，他没有应声。”
克留奇科夫最大的政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多年来一直认为，致使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不是他们当年在内外政策上所犯的错误；克留奇科夫所组织和领导的政变，才是导致和加快苏联解体的原因。
1994年2月，“819事件”当事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家杜马决定，赦免并释放克留奇科夫等人。获释后的克留奇科夫开始撰写回忆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十分坚定地表示，“对于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作为身负国家安全使命的特工人员，他为保全苏联尽心竭力。他自己惟一的遗憾“不是参加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是未能阻止苏联的解体”。
克留奇科夫对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内外政策持肯定态度，认为普京给俄罗斯带来了一个稳定的政府，体察民情，更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得到了全面恢复。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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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俄罗斯历史上曾发生过一场有关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大争论。“斯拉夫派”强调俄罗斯民族和历史的特殊性，否认斯拉夫文明劣于西方文明，认为要从俄国历史中寻找发展动力；与之相对的“西方派”则主张全盘追随西方道路。回顾“改革与新思维”时期的媒体转播和相关评论，盘点90年代俄罗斯社会所走过的不平坦社会发展道路，观察和分析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内外政策，人们有理由认为，克留奇科夫是一个面对亲西方势力强大压力的俄罗斯“斯拉夫派”的代言人。
或许这正是普京2000年出任俄罗斯第二任总统时，冒天下之大不韪邀请一个因“叛国罪”入狱的老人参加其就职仪式的原因；更或许，这也是克留奇科夫去世后再次受到媒体关注的原因。成就及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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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主席，В.А克留奇科夫辞世的消息，迅即引起俄罗斯以及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唤起人们记忆的，是在苏联解体前最后一刻，他与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等人组织和领导了1991年震惊世界的“819事件”，试图保全苏联。

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罗杜布采夫
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罗杜布采夫 1931年生于利彼茨克州，毕业于全苏农业函授学院。俄罗斯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1977～1987年间任图拉州列宁农庄种子厂主席。1987年任图拉州）新莫斯科州”农工联合公司主席。1986～1991年任苏联农民协会主席。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2年在押释放，担任“新莫斯科州”农工联合公司和列宁农庄主席的工作。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1994年起任全国农工综合体组织联合·会主席。现为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成员。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季贾科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季贾科夫 1926年生，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1990～1991年间任苏联科学工业联合会副主席及苏联工业国营企业和联合公司、建筑、交通与邮电协会主席。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季贾科夫1926年生，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从1956年起在“加里宁机器制造厂”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工作，历任工艺师、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总经理。1990～1991年间任苏联科学工业联合会副主席及苏联工业国营企业和联合公司、建筑、交通与邮电协会主席。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我的荣耀便是忠诚

顶端 Posted: 2014-06-13 19:10 |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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