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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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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名海外学者关于转基因水稻等问题的意见

我们关于转基因水稻、玉米商业化种植问题的意见书

中国农业部于2009年8月发放了两个转基因稻米和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放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国家！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关注，并在中国国内的报刊和网路上引爆了一场公开而激烈的争议。

有鉴于农业部的决定和与此有关的政策，有可能导致不可逆转、影响国计民生、环境生态和子孙后代安全福祉的严重后果，我们谨在此陈述如下几点共同的关切和看法。

1.我们反对农业部所作出的开放转基因稻米、玉米商业化种植的决定。简述原因如下：

①.我们认为，水稻是亿万中国人民每天食用的最主要粮食，水稻文化是中国人民共同的历史继承，玉米也是中国人民三大主粮之一，对稻米和玉米的转基因品种的产业化应该特别审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在科学上还没有定论，尤其是大范围长期的种植和食用对人体和环境、生态的影响，还存在很多未知的因素，不是目前的关于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评估的方法，在短期内可以作出结论的。对于国内外提出的关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质疑，应该慎重对待，在广大民众的疑虑没有充分澄清之前，不应贸然行动。

②.我们担心，全面开放转基因水稻、玉米商业化运作有可能削弱中国在粮食安全上的自主权、甚而造成稻米等主粮的生产、销售、加工的主要环节为外国公司所控制的局面。我们认为在粮食安全和经济主权方面应该从严，不能仅仅考虑目前的商机，而轻忽了长远的大局。

③.我们认为，转基因食用作物的大规模的商业化种植必须满足一些必要条件：健全而严格的风险评估机制；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包括标志和可追踪性的严格要求；健全的决策、咨询机构，公开透明的议事、决策程序；充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体制安排，包括公共磋商的机制，等等。我们认为目前中国还远远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④.我们认为媒体的报道和揭发，直指农业部建立的安全审批机制和过程的根本性的瑕疵，在它的健全性已经遭到了难以辩驳的质疑情况下，不论专家如何信誓旦旦地保证安全，农业部的转基因商业化申请审批机制所产生的决定，都难以获得公众的支持和信赖。

⑤.我们担心在反腐败、纠正不正之风的努力还没有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前，贸然开闸，很可能出现一哄而起的乱象。我们都知道当前中国的官场、企业和学术等各领域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十分严重，特别是各级政府充斥着追求短期绩效、缺乏战略考虑的行为。目前中国的现实是，一旦官员出于政绩的诱因和商人对商业利益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什么样的不顾后果的决策都有可能发生。在这场争论中已经有人质疑农业部和一些技术专家们之所以如此急于对转基因水稻、玉米的产业化开闸提速，主要是出于政绩和商业利益的考虑。

2.我们质疑，把转基因科技的产业化提高到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否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据媒体报道，2008年国务院批准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预算经费高达200亿元人民币，明确了提高农业转基因科技“产业化整体水平”已经成为中国科技政策和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战略目标。2010年1月31日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从农村发展战略的高度，强调必须抓紧开发转基因新品种和大力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由于如下的一些事例和理由，我们有理由怀疑：对于可能带来的 ——尤其是相对于其他科技选择 ——经济、社会的效益和风险并没有进行全面的评估。

①.转基因之争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已久。查阅中外的资料，找不到任何有转基因粮食科技在现在的贸易、产权体制下能够大量增产的有力证据，反而倒是有不少反面证据。例如享誉国际的科学家组织，“关心科学家联盟”，于2009年发表了一个全面评估美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转基因作物增产效益的报告（Failure to Yield,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2009），作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大量投资于转基因科技，所收到的增产效益，反倒不如其他的农业科技和办法。另外，从2008年开始，美国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区，普遍的发生了抗除草剂超级杂草、二级虫害为患等严重问题，许多农民深受其苦，纷纷改种非转基因作物。（英国科学与社会研究所（ISIS）2010年1月2日的报告）。

②.应用科技促进发展，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学问。去年四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权威性的评估报告：《国际农业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报告》（IAASTD, www.agassessment.org），对转基因科技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和潜力以及正反面的经验进行了评估。它提醒各国政府决策者，在目前的商业利益驱动的知识产权框架之内，不宜过高估计转基因科技的经济社会效益，而忽视了其他经济效益已经证明绝不低于转基因的科技选择；它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当前全世界庞大的经费用于基因科技，投入生态农业科技的经费却严重不足，这种不平衡必须纠正。

3.从发展观和农村发展道路的高度，我们也想质疑农业部的决定和中国的转基因政策。简述几点看法如下：

①.现在全世界之所以出现了持续的大规模的反对转基因品种产业化的运动，并不是因为出于对科学的无知；反对者中不乏出色的科学家。在转基因科技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主要还是出于价值观、发展观的差异。反转基因运动从实质上说，是反对美国以全球化的名义所倡导的那种逻辑和价值，即把自由市场的理念抬到普世价值的高度，把贸易视为人类历史、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动力。这样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全球性的贫富分化、金融泡沫和危机、三农危机和日益危殆的粮食安全局面。

②.在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策、价值观都很受美国倡导的这种价值观和发展观的影响。例如：把GDP增长视为至高无上的目标，以外贸、外资、私有化、市场化作为提升GDP的主要手段，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包括文教、卫生、住房等领域，都刮起了私有化、市场化、证券化的风潮等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

③.我们担心，目前转基因产业化提速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旧政策的惯性延伸，而不是科学论证的结果。据悉80年代中央领导人就作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指示；90年代中、后期，中央领导人，更是高度重视转基因科技产业化在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潜力。当时盛行的指导思想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以市场化、GDP为中心的发展观，人们对于世贸组织的性质、现有国际知识产权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对于美元霸权的实质，似乎缺乏批判性的理解。很多人当时接受了全球化的自由贸易逻辑和游戏规则；为了进世贸组织，甚至甘冒风险，同意逐步实现金融自由化。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了，金融肯定不能自由化；教育、医疗保健、住房也不能轻言全盘市场化和产业化。我们认为农业、粮食供应链的重要环节更不能轻言私有化和产业化。

④.有些专家说，中国不开放转基因产业化、市场化将造成这方面的科技停滞落后的灾难后果。我们并不反对转基因的科研工作，我们反对的是条件不成熟的商业化。至于认为只有市场化才能保证科技进步的说法已经为中国建国以来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

⑤.我们应该有一个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要、而不是以产业利润、GDP为首要考虑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争论中，有的专家说，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相当严峻。需要看到，在21世纪的今天，以目前人类所掌握到的农业科技知识和生产能力，辅以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累积的科学知识，在全球的经验看我们没有生产不足的问题。而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正是以私有化、市场化、GDP增长率为中心考虑的发展观和相应的体制安排、政策环境带来的恶果。在农村发展的问题上，在这种发展观的视野里，只有GDP、企业利润等数字，没有农民；企业（而且基本上是城市的或外国的企业），而不是农民，成为了农村发展的主体。然而实践证明，GDP提高了，企业利润增加了，并不能保证农村和农业健康的发展。一旦开放转基因粮食产业化，可以肯定的是资本雄厚的农业、种子公司和少数享有知识产权的专家会得到暴利。至于广大农民，以过去国内外的经验为鉴，如果没有体制和政策的改造和创新，大概是富不起来的。

⑥.我们应该联系中国人-地-水-生态资源的实际，整体性考虑农村发展道路，提倡生态农业。我们认为在考虑转基因问题时，需要联系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联合国的《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指出农业有多种产出，除了农产品以外，还提供多种生态和文化的公共品。不顾农业所承载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生态环境的多个功能，把农业当作单一的产业活动，不是使生产适应生态系统的特点和限度，而是使生态系统适应生产最大化的要求是短视的，不明智的。我们认为只要有一个真正能不断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发展进程，与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发展战略，能有与之相应的政策环境和体制安排，充分便利农民获取和应用包括生物科技在内的农业科技，通过国家的推动、全社会的扶持和农民的努力，肯定能走出一条因地制宜、真正能兼顾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公平、尊重农业的多功能性的可持续农村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尤其是有鉴于现在农业部的审批机制的已无多少公信力可言，我们建议，可借鉴一个在国外及联合国系统内常用的办法：成立一个由独立的、跨学科的、全国性的专家和知名人士组成的专设委员会；委之以全面审查和转基因科技政策有关的主要问题的任务，并要求委员会在一定期限内完成审议，提出一份包括所有受审议问题的结论和建议在内的全面报告，公诸于世。

联络人：蒋文平，电邮stopgmrice@cw21.org

今后愿意签名支持者仍可发电邮到我们的联络邮箱，请尽可能写上所在地、职衔、企业机构、专业。另我们新建了个网站 http://www.cw21.org/stopgmrice/  (全部小写) ，请关注。

《我们关于转基因水稻、玉米商业化问题的意见》

签名者（按姓氏字母排序）

2010.3.21

柏棣博士   （美国德儒大学）
陈讚煌博士（地球物理专家，休士顿）
陈荣合     （联合国退休人员）
陈信行博士（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董建       （作家，天天日顺(NO GM RICE)小组）
董叙霖博士（联合国退休人员）
方谋       （西东大学）
古学斌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顾秀林教授（农业经济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關曉榮教授（台灣台南藝術大學)）
韓忠翰     （台灣台南藝術大學研究生）
韩东平博士（旅美学者，华伦威尔森大学）
何梅婉博士（科学与社会研究所（ISIS)，英国）
花俊雄     （纽约和平统一中国促进会主席）
黄德北教授  （台湾世新大学）
蒋文平     （软件工程师，美国）
金宝瑜教授（原美国Marygrove大学经济系教授）
居乃虔     （退休讯息管理专家、企业家，美国）
康学郁博士（企业家，原台湾旅美，现居北京）
邝治中教授（纽约Hunter College）
李腾芳博士（退休工程师、企业家，新泽西）
李和博士   （生物统计专家，纽约）
李宪源     （加中笔会会员，多伦多）
李民骐博士（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林正慧     （台灣，《批判與再造》編委）
刘实       （专栏作家，纽约）
刘向前博士（医学博士，中国大陆）
罗其云     （证券软件专家，现居北京）
马耀邦     （战略投资家，现居加拿大）
倪世傑     （台灣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台灣立報環保專欄筆者）
潘毅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
彭昭昌     （旅美学者，大陆）
桑史云     （旅美华人）
邵子平博士（德国法学博士，现居北京）
孙大成教授（美国犹他州）
童小溪博士（纽约宾汉顿大学）
董庆圆博士（退休软件工程师，纽约）
王丹博士(女)（香港大学）
王丽清     （退休电脑工作者，纽约）
王晓波教授（《海峡评论》总主笔，原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翁启元博士（台湾台南，物理学家）
吴建斌     （诗人，洛杉矶）
严海蓉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杨高雄博士（航行家电脑公司总裁，台湾）
余玟燕     （保險業富邦人壽）
俞力工教授（政治学教授，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战洋       （纽约宾汉顿大学）
張星戈     （世新大學英語系講師）
张丰君     （退休联合国工作人员）
张俊杰     （建筑设计专家，台湾）
鍾喬       （差事劇團團長台灣台北）
钟雪萍博士（美国塔夫茨大学）
周本初博士（吉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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