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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兼捷尔任斯基警卫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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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

首先声明一点，文章不代表本人立场（我对那段历史很不熟）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迅速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时代。官僚警察统治逐渐加强了，秘密警察对社会生活的无形控制也并不比三十年代以来的公开控制差，而且规模、权限越来越大，难怪到七十年代苏联人把克格勃称为“帝国的秘密政府”。

没有个性的勃列日涅夫，并不在乎党和政府的权力逐渐转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他喜欢的是表面权力而不是权力本身。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几次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以后，勃列日涅夫已变得头脑迟钝，连形式上的行使权力都难以做到了。

克格勃的主席安德罗波夫便加快了夺权步伐，要站到前台来公开地行使权力。警察头子夺权，在苏联史上已是第三次，前两次，贝利亚和谢利平均以失败告终，这一次安德罗波夫能成功吗？

安德罗波夫的夺权斗争一开始就带有秘密警察色彩。安德罗波夫成功地采取了两个策略：动摇勃列日涅夫的威信；打击党和政府中的勃列日涅夫分子。

1982年9月，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视察，被要求到正在召开的阿塞拜疆党员大会上致欢迎词。他登上讲台，开始念一份别人为他准备的讲话稿。他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份讲话稿同大会毫不相干……

大会厅里骚动起来。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慌忙进行磋商，然后，有一人小跑到他跟前，把真正的讲话稿交给了他。显然，勃列日涅夫已猜到了这是有意安排的一个让他出丑的阴谋诡计。他把错稿放在一边，然后笑着说：“同志们，刚才发生的事并不是我的过错，我要从头再来。”然后，他在阿塞拜疆的共产党员面前，坚定而又庄严地朗读了40分钟的欢迎词。问题是，电视里播出了使他出丑的这次大会致词，除非克格勃插手，谁有权力制造和报导这个丑闻呢？

在安德罗波夫必须清除的政治对手中，第一个是勃列日涅夫的副手和最可能的接班人——克林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安德烈·基里连科。安德罗波夫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基里连科的女婿打算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而被克格勃及时阻挡了的事实，在政治上搞垮了基里连科，直到禁止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下一个牺牲者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谢苗·茨维贡将军。他是勃列日涅夫安插在安德罗波夫身边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其目的是为了监视安德罗波夫。茨维贡将军一直忠于他的连襟而不是他的顶头上司安德罗波夫。1982年初，安德罗波夫曾立案调查一宗据说是牵扯到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的钻石盗窃案。茨维贡千方百计地阻挠安德罗波夫的调查并公开地为外甥女进行辩护。几天以后，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克格勃总部大楼里，茨维贡死在办公室里，头上被子弹击中。

安德罗波夫开始了最后冲刺，1982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65周年大庆，天气预报说这一天非常冷，但安德罗波夫坚持要勃列日涅夫参加阅兵。为了遵守苏联节日礼仪中严格的等级规矩，勃列日涅夫听从了他的急不可耐的继承人的安排。他在两位助手的支撑下，走一步停一步，艰难地登上了设在列宁墓红场上的检阅台。他站了好几个钟头，还不时向游xing的队伍挥动着麻木的手。老化了的血液快冻结了，他面部肿胀，肌肉僵硬。这不是检阅，这是他在向红场、向莫斯科、向他统治了18年的苏联告别。

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形象暴露在全世面前；而他的继承人也靠着莫斯科的严寒赢得了最后的时刻——三天后，这位苏联的第四任领导人让出了帝国宝座；一周后，他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也登上了那个检阅台。在那里为他举行了葬礼。

苏联历史上，警察头子第一次从幕后走出来，直接地登上了帝国宝座，成为公开的统治者，这个名义上的官僚帝国第一次变成了警察帝国。

安德罗波夫以一个警察对秩序和纪律的执着和理想——要营造一个理想的警察国家

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中继承到的是一个烂摊子。勃列日涅夫在18年的执政中所关心的只是头衔、奖章、礼物、荣誉和权力的表面标记。这位苏联历史上执政时间仅次于斯大林的总书记，已把这个国家搞得一蹶不振。几乎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

——农业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靠外国投资才能维持国家的经济；

——对东欧的控制已日渐乏力；在军事、技术上已降为二等强国。

雄心勃勃的安德罗波夫决定重振帝国雄风。他首先做的便是通过严厉的警察手段来全面地整顿帝国的秩序。

我们不能否认安德罗波夫的动机，也不非议他的手段。15年的警察生涯已经使他养成了警察式的工作方法。正如俄国的政论家所说，安德罗波夫“使用警察式的做法是因为他不懂其它的手段”；而他的治国目标则是“警察国家的幻想、警察的国家的理想、警察国家的叙事诗，以及一个乌托帮式的警察国家。”

安德罗波夫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他以严厉的、一个警察对秩序和纪律的执着，同时在两个战线展开了这场运动——既反对党内玩忽职守和贪污受贿的党政要员，也严厉地惩治敢于持政治异见的平民百姓。安德罗波夫甚至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主席斯米利亚可夫和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莫斯科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伊利塞耶夫商场熟食部经理索科洛夫。

安德罗波夫的反腐、肃贪运动，直接指向那个日趋腐败的官僚政权，他在对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之后，对帝国第二层权力阶梯也实行了清扫——150个州级党魁中，47名被撤职，几乎占三分之一。在勃列日涅夫出生地乌克兰，25名党委第一书记中，就有9名被搞掉。在一度是勃列日涅夫领地的哈萨克，20名党政要员中有7人被整肃。

安德罗波夫手中的警棒当然也打在普通人的头上。但由于毕竟是他才让那种肆无忌惮的腐败第一次受到了惩罚，使专门关押“人民敌人”的政治监狱，第一次塞满了以犯有贪污受贿罪的勃列日涅夫的重臣和走卒。人民仍然为他的整肃运动欢呼。

安德罗波夫极大的缓和了苏联人民对几十年来发迹起来的“新阶级”的仇恨。人民把他当作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能建立起有效统治的帝王，而西方也给了他极高的评价，美国的报纸曾经把这位警察头子称为“自由派人士”“西化了的分子”“审美主义者和知识分子”……

安德罗波夫对“红色资产阶级”的挑战，就像在这个长满了许多肿瘤的帝国身上开了一刀，不管他能不能摘除所有的肿瘤，这种医治总是有意义的。比起昏庸腐败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这应该是一个进步。问题是这个进步到底有多大？它会到什么地方停下来？我们能不能因此就把安德罗波夫的革命称为一次从体制内开始的至上而下、由里至外的渐进式革命？

答案是否定的；甚至，对一个倚仗秘密警察夺得了国家权力的警察头子抱有这样的希望本身都是幼稚可笑的。这正是不了解共产党式的密室政治的西方所普遍犯下的错误。

安德罗波夫不仅使用克格勃这个强大武器，而严格地说，他的斗争目标仍是警察与官僚斗争的继续，而不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开始。

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是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警察手里

安德罗波夫的“反贪污腐化”运动，在勃列日涅夫缓慢死亡的漫长过程中就开始了。至少在开始，这场运动是安德罗波夫用来争夺权力的主要手段。那时，勃列日涅夫因病不能行使权力，治国的重任越来越多地落入勃列日涅夫的盟友和门徒“第聂伯帮”的手里。克格勃要公开、彻底的掌握政权，首先得摧毁这个最具有实力的官僚集团。

安德罗波夫式的革命属于“警察革命”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当安德罗波夫把长期盘踞在政治安乐窝里的近三分之一的高级官员赶走后，他用克格勃中的干部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安德罗波夫没有、也不可能把从官僚集团手中夺回的权力归还给社会，而是转交到警察手里。

经过了几十年平庸和专门扼杀人的创造性的官僚统治之后，苏联社会已被一群平庸的无耻之徒所盘踞着，几乎所有的重要岗上都是“无畏的人被懦夫代替，有原则的人被无原则的人取代，说真话的人被撒谎的人替换，大公无私的人被野心家顶替，能干的人被庸才撤换。”

安德罗波夫没有将这个颠倒了的社会颠倒过来，他从那些腐败、平庸的官僚手中夺过权力，然后交给一些擅长惩罚和阴谋诡计的克格勃干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种制度下产生的这些诡计多端而又残酷无情的秘密警察就比那些腐败的官僚更廉洁、正直。

安德罗波夫时代，13人的政治局中竟有三名克格勃的将军，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

问题并不在于安德罗波夫的个人气质，安德罗波夫过早的去世使我们无法看到这场警察革命的最后结果

这位当了15年的警察头子，却只当了15个月的统治者，既没有使他的欢呼者看到显著的政绩，也没有让观望者抓到警察统治的罪证，倒是大部分平民百姓反而因为他的过早去世而坚信他的政治主张是能实现的——人民总会这样想，假如他能多活几年的话。

因此，安德罗波夫的过早去世使官僚们松了口气；而大多数百姓则着实悲伤了一番。

事实上，不必等安德罗波夫安插在新岗位上的大小警察头子以旧的面目出现，也不必等到安德罗波夫大帐算完再来算小账，安德罗波夫统治一开始就带有警察恐怖的明显痕迹。

安德罗波夫是靠警察常用的诡计、阴谋、讹诈和暗杀逐渐肢解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的。安德罗波夫夺权和执政初期，是高层领导神秘的失踪和神秘地死去最多的时期。

安德罗波夫对社会下层也从没有放松过

当安德罗波夫对上层党政机构的大规模清洗完成之后，从国家安全委员会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人越来越多，使得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不断扩大，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安德罗波夫的警察统治还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监视、防范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严密控制。

前苏联历史学家若。麦德维杰夫曾认为安德罗波夫时代是强化控制的时代，他说： “公民与外国游客之间接触的限制，增加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措施。1983年颁布的限制性指令和法律有增无己……增加了对苏联始对那些在劳改营服刑或流放的人增加刑期，以防止他们原来的刑期服满后回到社会中。”

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院士，也是在这个时期被强行送进医院，而她的妻子则被流放到高尔基城，使他们夫妇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一年多的时间里社会无法得到他们的行踪和健康。

尽管比起安德罗波夫的几位前任——捷尔任斯基、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对苏联人民的残酷……，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但安德罗波夫的警察统治毕竟是与人权价值相悖的；何况由于生命短促他未能充分发挥警察专制的潜力。

另一位著名的苏联问题政论作家弗·索洛维约夫，曾经作过这样的假设：

假如安德罗波夫在正式领导人的岗位上不是只活了15个月，而是多活至少几年的话，苏联和整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更加激烈的年头，这将是在苏联国内外发生更多“冒险事件”和更多无人知道是谁干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年头，这还将是比安德罗波夫的继承人干得更多耸人听闻事件的年头。

谁要是指望一个警察头子所经营的警察国家创造出民主、人权、自由的奇迹，那只能证明他对警察统治的实质缺少最起码的常识……

在这里并不牵扯到对安德罗波夫个人品质的优劣评判。就个人品质论，安德罗波夫是极富有魅力的——富有文化教养、能到群众中去、反对奢侈豪华，以及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这些都使他比残暴的斯大林和昏庸的勃列日涅夫更能受到一般百姓的拥护。

评判安德罗波夫的功罪应从他的统治方式着手——他用警察手段进行统治，他把大量的克格勃干部安插到党政部门，因此他不是削弱而是极大地扩大了警察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有了这么一个前提，统治者的个人愿望，以至法律条文将愈来愈失去实际意义。警察机关将脱离其它人的制约，而自行其事地管理着这个国家，这一点在安德罗波夫逝世后，表现得十分充分……

自行运转的警察统治

安德罗波夫以极严厉的警察手段整顿帝国的秩序，确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而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更加短暂的13个月执政，则是苏联政府和党的统治最衰朽的时代。

这就是契尔年科的老人政权。

评论界认为以契尔年科为首的老人1984年2月重新执掌克里姆林宫大权所引起的局面可以比作瘫痪、虚脱、昏睡或昏厥。

下面的这个事实很能说明警察力量在这类国家里的实际作用——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统治集团推选了72岁面无血色的老病号契尔年科为新沙皇；当然，他还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不过平庸是无妨的，列宁之后，除了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哪一个不是平庸的？难怪深刻了解这种政权的人认为，在这类国家，平庸不仅不是取得权力的障碍，反而是进入权力顶端的通行证。既得利益集团只有把最平庸、最无锋芒的人推举到那个既让人垂涎又让人畏惧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心安理得地保持并享用他们的既得利益。

一位苏联特权阶层的前官员米·沃斯连斯基，曾经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了一本《苏联的统治者阶级》，他在书中问道：

“特权阶层想选谁当总书记？是最强有力最能干的人吗？不是的，选的是政治局中被认为最不明智的最无害的人物。”

因此，平庸无能并不是契尔年科的问题，对于庞大而又完备的官僚机器，操作是极简单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契尔年科是个严重的病号，而他又任命了一大批和他同样年老体弱的人一起入主克里姆林宫。这大约是对那些把他推举上台的老人的回报。

如果说斯大林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所领导的内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内阁（因为把有资格的老革命都杀光了），那么契尔年科的内阁即使不是世界上最老、至少也有俄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内阁——契尔年科72岁登上王位，是这个国家1000年历史中登基时年龄最大的统治者。

1984年4月召开了新的最高苏维埃会议，第一次会议主席宣读了80岁的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辞呈，然后由同时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总书记契尔年科作新的提名。契尔年科的提名仍然是这位80岁的吉洪诺夫，而代表们则一致鼓掌通过。于是，克里姆林宫里便有了俄国1000年历史中年龄最大的总理大臣。

第二天，吉洪诺夫又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还是他的原班人马的内阁名单——

这是世界上年龄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政府——3名第一副总理、11名副总理、62名部长、23名国家各委员会主席和15名加盟共和国总理。

在这届四分之一的人年龄超70岁的老人政府中，外交部长葛罗米柯75岁，是俄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外长；国防部长乌斯季洛夫76岁，是在这个重要位子上第一个这样年长的人；年龄最大的是核工业部的斯拉夫斯基，86岁。无疑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新当选部长了……

难怪以说政治笑话闻名的莫斯科人说，克里姆林宫的“中年人”是指70岁。

这是历史上最可怜的一位总书记

尽管这个政权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老年医疗保健事业。尽管党和人民在给这个老人政权提供了最高标准的生活及医疗水平方面毫不吝啬。以至苏联政治局成员在1985年的平均寿命比他们的男性臣民要高整整15年，但特权只能暂时击退死神的进逼，却无法制止衰老的侵袭。在契尔年科时代，一些党政领导人几乎都是些衰弱的老人，不能自己起、坐、走路，无人帮忙时，连大衣扣子都扣不上。

于是，为了帮助这些领导人免于政治上的尴尬，掩盖衰老的技术，便在宫廷政治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一种衰老掩盖术曾使这位衰老的总书记吃尽了苦头——

1985年1月，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俄罗斯议会选举时，虽然契尔年科已经病入膏肓，根本不能参加选举，但无人能取消这次选举，更无人敢改变传统的礼仪规矩而不让最高统治者在投票箱前亮个相。于是契尔年科的助手们把他从病床上拖起来，给他穿上外衣，打上领带，把他扶到一个设置有演戏用的假投票箱的地方，供记者拍摄电视新闻。

垂死的契尔年科在假投票箱前，嘟噜了几句无人听得懂的话（这无关系，新闻解说员的话是清清楚楚的）之后，把选票投入票箱；4天后，契尔年科再次在电视新闻中亮相，这次是接受“工人们”对他当选俄罗斯议会代表的祝贺……

然而富有观察力的电视观众发现，这相隔四天的两幕戏的布景是完全相同的（按理应是两个场景：选举投票处和契尔年科的办公室）：同样的粉红色墙壁，同样色彩和图案的窗帘，同样的地毯；甚至连群众演员都是同样的——由莫斯科书记格里申率领的“工作人员”。

很明显，这不同时空的两场戏是在同一时间、地点完成的。

这真是残酷的表演——一个可怜的、奄奄一息的老人被迫去扮演一个生龙活虎的统治者。

这场冷酷的表演的导演正是隐藏在公开的统治集团背后的秘密警察势力。

警察机关最终代替了瘫痪了的官僚机器

历史上很少有如此衰老的政府，如此可怜的统治者。这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政府班子，仿佛成了虚设了许多职位的皮包公司，在编制中什么位置都不缺，但没有一个是管事的——总书记（兼任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不管事，总理不管事，国防部长不管事……

然而，如果我们因此就以为这个帝国已经瘫痪了，混乱了，那就大错特错。在克里姆林宫的党和政府的指挥班子不再行使权力的13个月里，各加盟共和国没有闹independence ，各阶层老百姓没有造反，社会并没有失去秩序而变得不安定起来……苏联人民还是像几十年来一样战战兢兢地忠于这个几乎没有人露面的政府；甚至，与可能出现的无政府状态相反，帝国对社会的控制反而加强了。

索洛维也夫曾经这样描绘过契尔年科时代——

“加强了沙文主义宣传；新闻检查更加严格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处置更加无情；对政治犯的打击更加残酷；对东欧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禁止东欧领导人按计划同西德领导人会晤；禁止运动员前往洛杉机参加运动会；还有，阿富汗战争扩大了，在那里苏军更加残酷了。”

那么，这些决策是谁做出的？是谁把螺丝拧得更紧了？

答案十分清楚，是警察力量。

警察机关接替了瘫痪了的官僚机器，有效地行使着对国家的管理

安德罗波夫在国家安全委员会15年和在克里姆林宫15个月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工作，已经把这个警察国家的统治基础打得十分厚实、牢固。

有了这台强大的、自行运转的统治机器，那台腐朽的官僚机器不再运转有什么关系？那个没有衰朽的总书记不再行使权力有什么关系？

铁丝网已经架好，了望塔已经塔好，忠实的警卫也配备齐了。这个警察帝国当然能在任何情况下顺利运转……

然而这场戏并没有顺利地演到底…… ?

幸亏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

这是一出以残酷开局，以荒诞收场的戏剧。

序幕是党在警察的支持下，建立并统治着一个……主义国家；中场是秘密警察成了国家的核心；到后来，党本身成了秘密警察的附庸；而尾声则是如莫斯科所流行的政治笑话：“党中央委员会现在成了克格勃的一个支部”；或者更甚“苏共中央已改名为克格勃中央。”

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在腐败的政府和无能的领导人背后，克格勃进行集体摄政，克格勃成了真正的政府。尽管如此，苏联党和领导人还是应该感谢秘密警察，正是他们才保持了帝国的持续性——直至1990年。

顶端 Posted: 2009-06-22 10:24 | [楼主]

昂纳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