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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aw Pact BBS☆ 华约军事论坛 » 共产主义理论研究 » 革命马克思主义戳破当代毛修连篇鬼话——简析毛官僚集团“民主”与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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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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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马克思主义戳破当代毛修连篇鬼话——简析毛官僚集团“民主”与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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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红军战神从无产阶级俱乐部移动到本区(2010-01-19)

吴季

编者按：这是一篇难得出自当代中国革马派对毛修主义理论及其历史实践的批判，作者通过一系列读后感，用简洁通俗的文字有力地批判毛修时代畸形工人国家的“民主”与“革命（文革）”——实质是官僚层的有限改良。这些批判深入浅出，具有一定分量和代表性。从这篇批判，大家也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毛修主义在现实实践上的原则差别。

顶端 Posted: 2010-01-19 00:02 |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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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一：“文革前的中国”

　　毛子毛孙在某些方面当然有所共识，这给龙贼者流的未来政客们一个幻觉，以为可以奋力建成“爱毛者统一战线”。只要拥毛，甚至只要不“反毛”，都是潜在的拉拢对象，管他是劳动群众，小资大资，还是铁杆小右们。但毛子毛孙并不都持本文作者的观点，而是从“左”到“右”分布着。在他们各自的政治光谱上，同样的“事实”发展出不同的结论。所以这个跨阶级统一战线事实上只能有一时和表面的团结，随时有崩溃之虞。文革已经给我们一个鲜明的案例：（官僚们且不提）保皇派和造反派群众都“发自内心地热爱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并为此大打出手，以至刀兵相见。这是许多访谈者（比如王绍光谈文革的《理性与疯狂》）都证实了的。也就是说：作为“虚假意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既以一定的现实为依据，同时又是一种幻想或幻觉，执行着欺骗和自我欺骗的功能。但这完全不能阻止拥有同样意识形态的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发动起惨烈的彼此斗争。因为人民事实上凭阶级本能行事的，是出于阶级吁求加入到斗争中去的。在尖锐的斗争中，思想如不能落实到阶级利益的根基之上，就会导致本阶级看不清现实，认不清自己的斗争方向，从而招致失败，因此斗争必须也必然要清算原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与劳动群众同生死，积极参与和推动斗争进程，包括在斗争中帮助群众清除种种幻想，增加获胜的本钱。
　　本文可以代表毛分子中的一种典型思路（张郎中多少也持类似观点，但相比更右一些，这表现在他因为文革的失败而倒退到为“精英”辩护的立场）：中国一直存在着以毛为首和以刘为首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小毛是封资修的，毛是最民主最社会主义的，是官僚当中唯一的例外分子。
　　本文对刘小毛的批判，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超出了文革中的批判。“文革前的中国”头顶上那个“社会主义光环”被摘下来丢进了粪坑（有待其他毛分子捞上来）：原来那是一个极度官僚化的、极权的、（对劳动人民）“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这一整套模式——从社会控制、等级特权到工业管理——又是从“苏式官僚主义”搬来的。换言之，文革前的中国，大体上正是厮大淋时代的苏联，即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至于“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这一点，还值得深入说说。职业和婚姻受家庭出身的严格限制，但“家庭出身”是指什么？作者没讲清楚。他举的例子与此不相关。“一个普通工人，工厂里的班组长有权剥夺他的自由和经济利益。如果他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把他捉将官里去。其他地方无不如此，支书，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都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这是说，“干部出身”者是皇上，“工人出身”者要遭殃？那么旧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错划）又如何？据我们现在所知：一部分旧统治阶级及其后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倒一下霉；另有一部分“坏分子”跟党官的关系紧密；还有一部分，如周部长所写，年青貌美的资产阶级或地主女儿已由首长披上“马列主义外衣”，花枝招展地服侍胖子们过着快乐的生活。
　　托同志说：在苏联，每个小官僚都是小厮大淋。作者看起来在用另一种音调呼应托同志：“反对他们就是反党……要说个人崇拜，文化革命以前才严重得多呢！那个时候，全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萨，党组织的每一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被当成了大家必须崇拜的对象。每一个党员都被看得很神圣……我们中国在当时也的确必须有毛主席那尊最大的神，否则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神就不能打倒。”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毛主席这尊最大的神的作用，不是从上到下的小菩萨们效尤的榜样，倒是为了打倒小菩萨们而为历史所必需。当然，毛主席与众不同，你既要把他当最大的神来崇拜，又大可以不服从，不奴隶主义，甚至还能“工人自治”。……
　　对刘小毛“《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以及“管卡压”管理模式的批判，是文革中批判的延续。补充一下文章里没谈到的：刘小毛《修养》一书的印销数量，竟然超过毛著！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罪状。如果需要再补充什么的话，那就是在刘小毛成为反修道具以前，特别是在49年以前，这一切都是中央决议了的，毛首肯和提倡过的。也就是说，《修养》提出的顺从人格，英明的毛主席一直以来并无异议。
　　至于毛主席批判的“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这类毛式语录可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它事实上的意思是：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这是根本，也是毛主席的权力基础；二、群众对党的“错误领导”要有提意见、纠正偏差的权利，不宜完全顺从（“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否则主席和党也都会完蛋。在文革初期，它加上另一个意思：听党的话的意思是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话。当然各地“革命干部”如果“轻装上阵”回到“革命路线”或群众路线上来，他们也能算“党的正确领导”……但裁量权在毛和中央那里。

补充： }>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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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主席从赫秃事件得到的教训是：斯大鸟大权独揽，没有让马林科夫或其他“接班人”好好锻炼锻炼，并提早树立起威信，结果被赫秃钻了空子，夺了权，反把斯大鸟头踩烂。总之，“变修”了。（参见“【笔记】学习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但是，应当注意到斯毛身处的客观环境或“革命历程”的不同。斯虽然也有一帮厨房内阁一起搞搞“民主集中制”，每晚边喝酒边拍板国家大事，但斯的大权独揽程度和“个人崇拜”程度要超过毛同志。因为与厮大鸟同代的，特别是有能力有声望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投降，那么基本上被厮大鸟清洗掉了，身边就免不了庸才辈出。马林科夫之流只能演演配角甚至丑角，怎么能跟刘小毛之类的“功臣”相比！毛主席的光焰虽然大大抢了刘小毛们的风头，但刘小毛们的声望和权势又远非马林科夫可比。假如都像康生之流，除了整人之外就虾米“真本事”都没有，刘小毛们是难以爬上高位的。……换言之，如果毛早死，那么刘小毛们接班（即使缺少“一线锻炼”），在吾国人民看来差不多是“理所当然”的事，比马林科夫或赫秃子的“合法性”强多了。毛同志虽然眼光长远，顾虑到死后的荣光，但到底有些多虑……
　　2、再谈谈“虚假意识”——“爱毛者统一战线”或“崇毛俱乐部”的问题。
　　“崇毛俱乐部”里挤满勾心斗角又互相唱和的毛子毛孙牛鬼蛇神……这种案例不属于“虚假意识”的范围，一般来说，是非常自觉清醒的阶级意识的反映，是在自觉地骗人。不同阶级、阶层的斗争采取了“同样的意识形态”，比如保皇派和造反派为了“保卫毛主席”彼此开战，就包含相当程度的“虚假意识”成份了。用弗洛伊德同志的话说，当人感到自己的欲望假如表达出来，会遭遇到社会禁忌（这种禁忌当然属于特定的阶级结构，并且由统治阶级主导的）也就是“超我”的压制时，它就会设法采取能够为“社会”所认可的伪装、变形、迂回的形式来表达。“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就是这种伪装。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欲望（人欲、兽欲，等等），在阶级社会里，我们遭遇到的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彼此冲突的欲望。统治阶级或集团满足其特权和奢侈享受的欲望，是以牺牲劳动群众的消费欲望为前提的。因此，当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欲望采用同一种形式时，它们只能尽力赋予自己的内容（或如本文所谓的“争取话语权”）。底层造反派群众“跟随毛路线”是为了打击官僚统治，投机份子“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为了自己爬上去，官僚层把毛崇拜仪式化，“发挥到极致”，是为了把它变成打击群众的大棒和转移斗争目标，等等。对反抗的群众来说，诉诸伪装是有代价的，或者是受到形式的束缚，或者被形式引入歧途……

补充二：抹黑1966年前的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毛主席虽然鼓吹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同时谨慎地避而不谈或少谈其内容，或者尽量把具体内容设定在“走资派”的某些言论和做法上，以避免群众“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但这个后果还是发生了。文革的批判造反，事实上大大影响或“败坏”了党和领导人的威信。这是怎么平反、“祸水东引”都挽不回来的。
　　极端的毛份子们也走到了这样一步，并且走得更远：把1966年前的中国说得“一团漆黑暗无天日”，完全就是个“跟苏联一样的封资修”社会。其他不那么“激进”的毛份子忍不住哀叹曰：“为了毛主席一个人，把其他领导同志全否定了……”
　　“否定毛以外的所有其他领导同志”当然跟“否定毛同志”一样应该。但更糟糕的是为了在毛同志的脸蛋上涂抹最最昂贵的伟光正金粉，而干脆否定了49年到66年的社会进步。这些进步不仅曾经记载在官方教科书里，而且为各国的左派（包括托子托孙）一致承认，或“批判地肯定”了的……
　　这种完全抹黑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但清楚的一点是：这些“激进”的毛子毛孙已经完全拒绝用马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官僚化工人国家的进步意义，不管这些毛子毛孙怎样宏扬“大民主”，他们的世界观已经跟马主义分道扬镳鸟……

顶端 Posted: 2010-01-19 00:04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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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二：官僚层的改良限度及文革的后果简谈

　　1959年毛泽东读苏联教科书时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这里要注意三点：一、毛主席读“苏联教科书”时，是1959年，已经在跟赫秃子较劲了。苏联的变化和中苏冲突，迫使他不能不好好研究和吸取苏联的教训，并且终于发现厮大淋同志正是剥夺劳动群众管理社会的权力、采用管卡压手段的先锋，由于开始酝酿中国社会的大改革。二、管卡压不仅导致干群矛盾日益紧张，而且导致干部队伍膨胀，原因是：1、管理层不扩充，则无法对付生产积极性日益下降的群众；2、扩充管理层对干部本身有多种好处，这是大伙们一望而知的。这又导致了寄生虫的增加，加剧社会矛盾的紧张状况，因为干部在社会剩余产品中占去了越来越大的份额，老是采用限制工人工资福利的法门是行不通的。三、毛爷的手段“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取消特权”等有着多种功能，比如密切干群关系，减缓干部当老爷的“官僚主义”趋势，减少干部的寄生性并激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压缩了用在中下层干部身上的开支，工人分担生产、技术管理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率和企业运转效率，等等。当然，经营决策和利益分配等至关重要的权力是要由官爷独揽的。
　　关于毛主席煞费苦心地“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80年代初不久官方出版的对文革进行“统一认识”的小册子里，也是这么提的，只不过运动“被坏人所利用”。此外，官方版本略去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文革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说，官僚层自我改良释放出来的革命幽灵，把革命或不革命的干部们弄得胆战心惊。用老刘的话说，这场运动使得官僚层形成一个共识：必须“一致对外”，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官僚内部的冲突应采取内部解决，绝对不能再“发动群众”来“整党”了。毛爷得意洋洋地七八年再搞一次，结果就是如此。
　　文革延伸的结果：官僚层不可能再阻止自己继续腐烂的趋势，也不再有任何历史出路了。管卡压激化了矛盾，用毛主席的话说，使官僚层一辈子跟工人处在阶级斗争状态下。鞍宪远远看去民主而美好，对官僚权力也确有约束，但工人的奴隶状态不能长久地靠政治鼓动的迷魂药来维持。举个例子，某国企工人谈到早年他在工厂里挨了领导的训，便干脆把一整批的产品捣烂。部分老工人干活积极尽责，年轻工人则干得没劲，能磨洋工就磨洋工。结论曰：“现在回想在国企有保障的日子，不管过得多苦，还是很美好。但我觉得国企确实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位工人指的就是工人与干部处于“平衡”或相持状态的这个时期。在官僚方面，没有像资本家那样绝对的约束工人的权力，也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因此同样倾向于得过且过，他们大概要比群众更早地不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了。这就是毛主席进行（下层）改良的限度。一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最终都要走到这一步：结束与群众的对峙、僵持或曰“平衡”状态，彻底控制群众，吹起西风，压倒东风……
　　“毛泽东在视察大江南北时，发现群众管制坏人的威力无比。就总结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能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看起来，毛主席如此相信群众，实在无愧于某些同志赠送的“民粹主义”熊皮帽子，但它同时表明：政府仍是政府，群众仍是群众，政府并不是群众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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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三：毛思想——从“民主”到“大民主”

　　毛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的那段著名语录，以往一向被右右们用来反证“主席食言”，现在则被毛孙子当成主席服膺民主的证词。但“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是指什么样的民主呢？无非是“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并不超出资产阶级代议民主的范围。它表明毛思想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仍自囿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看来至少还是大几十年以后的事哩。
　　后文谈到的“工人可以批评厂长，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也仅止于此，跟“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毫无关系。批评归批评，厂长或上级完全可以不听，甚至给你穿小鞋你也没办法。何以“下级批评上级”就可以过渡到“最终消灭一切等级差别，实现人人当家作主”的遥远天国，这根本是不清楚的。
　　毛份子津津乐道于鞍宪式的“工人管理企业”，1959年毛主席所谓“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又如何？除了作为辅助手段的民兵之外，主要的暴力机器就是正规军队，但什么时候劳动者管理过军队了？企业或上下级行政机关里，群众又哪来的“随时罢免（各级干部）”的权利呢？
　　“毛泽东说：有些官僚，怎么样也打倒不了，结果大字报一贴，上街一闹，他就怕了。现在看来，这个东西，就跟网络差不多，是一种低成本、简单化因而能够为民众所掌握的民主工具。”
　　1、如我们所知，毛大爷和刘小毛们整天忙着反腐，但“有些官僚，怎么样也打倒不了”。也就是说，由上至下的监督越来越没效了，或者越来越形式化，结果这些官僚已懂得如何应付，根本就不“怕”了。不仅如此，而且整来整去“没触动走资派，反而被走资派整倒了一批左派”……毛主席这才执意要发动群众，“大字报一贴，上街一闹，他就怕了”。群众监督有助于整党。如此而已。但“怕了”不等于“倒了”，毛主席的意思其实只是：收敛一下啦！……
　　2、大字报就是“人民监督政府”或批评干部的工具。这种“批评”，在毛大当家看来，有助于“监督”干部们收敛些，循规蹈矩些，不等于造他们的反。如果大字报的诉求生效，党官们满足了群众的要求，这也不等于群众在“管理”，仅类似于“维-权胜诉”。行动方面，如果对党官只是批斗，那它就是比大字报更严厉的“监督”。而被批斗者仍有官复原职的可能。毛份子把“大字报”跟“网络（舆论）”对等，也表明了这点。网络舆论确有可能“监督”政府，造成压力，令统治者稍稍让步，做出好官或好老板的样子，但根本谈不上网民管理社会或国家。
　　3、“低成本”无疑是从老田那儿学来的。毛主席确实很关心如何降低统治的成本。不妨想想，需要不断加强、膨胀的专制的官僚机器将吞掉多少社会产品剩余啊！而像刘小毛大样大军压阵，派一大堆工作组围剿“坏干部”，又得花费多大的成本啊！……
　　4、如文中所说：“大民主”不仅是群众整治官僚的工具，而且是群众自己整自己的工具：“使人民群众受到自我教育，克服私有观念”。也就是贯彻毛爷的“斗私批修”战略。毛子毛孙在这点上（就像在其它许多方面）事实上并未“达成共识”。为了替毛爷遮羞，毛孙子常常谦虚地大谈“毛主席其实仍居少数地位”，走资派（毛以外的党机器）除了在文革早期乱了阵脚之外，很快便重新占了上风，毛崇拜也好，斗私批修也好，统统被走资派狸猫换太子（或篡夺了话语权），变成压服群众的工具。同时又哀叹“斗私批修”被走资派中断了，如果再斗上五年十年，把农民（及工人）改造好了，走资复辟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所谓“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比起毛氏大民主来，“随时罢免（干部）”当然进步得多。“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这一点毛份子也谈得越来越多了，当成毛时代平等的标志。文革的一大措施就是压缩下层干部编制和工资。可惜压缩的只是下层……
　　总之，毛思想跟“工人管理企业”或“工人管理社会”是两码事，但搭了一点边，也就是在尽量发挥群众智慧、批评监督干部的权利方面下了些些功夫，以代替工人真正的管理企业和管理社会。
　　文革造成了事实上的工人政权或双重政权：“民众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文中引用的（因为要真搞巴黎公社工人民主等等而被毛文革抓起来的）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里关于工人自管的“浪漫主义描绘”：官僚机构瘫痪，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是为自己而生产”……就像现代史上的各国工人革命高潮时期常见的那样，的的确确证明和表现了“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能力和水平”，也证明了张郎中之流为之辩护的“精英”或党官僚们根本就是有害无益的社会寄生虫，最后，还证明了毛爷的所谓“三结合”根本就是倒退。要搞“三结合”，就必须把“群众自我管理”之类的花招丢进粪坑里，把那些（经过“改造”的）寄生虫重新摆放到劳动人民头上。
　　听来悲壮得不得了的“灵魂救赎的革命”，意思无非是“毛主席力图对堕落日深的党官僚实行‘思想改造’，以永保其对劳动人民的千秋万代的统治”。如此而已。要撇开“党的领导”，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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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四：无声无息，偷点东西——毛孙子把手伸进托猫托狗的口袋

　　忽然发现几个熟悉的段落，抹了抹眼睛……

（七）国家机器的更新

　　所谓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消亡，不是指废除国界，世界一家，而是指国家机关这一套阶级统治的工具消失了。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机关（就是政府官员、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整套东西）不是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有的，而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为了实行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才成立的。即使在号称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例如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国家权力来自全体人民授权，一切国家机关最后都要向人民负责，但只要社会还有阶级差别，实际上国家权力也是操持在某一阶级的手上，是压迫（统治）其它阶级的工具。如果阶级差别消失了，国家机关自然也要因为没有需要而消亡了。也只有到了那时，国家才能够消亡。那时候，社会上的物资非常丰裕，可以满足人人的合理需要，而一般人都有很好的教养，不会自私自利或贪得无厌，也不会使用暴力跟别人争斗。即使有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也可以靠有关的人或者凑巧在场的普通公民用集体力量来处理，而不需要设置专职人员（官僚军警等）来维持社会秩序。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实现吗？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如果像斯大林那样，一面自称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面又说在阶级消失了之后还有必要保存国家，甚至还要加强专政，那就是自打嘴巴。国家向来是少数人用来永久压迫大多数人的工具，而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却是大多数人（劳动人民）暂时压迫少数人（刚被打倒的剥削者）的工具。少数人为了压迫大多数人，必须有一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且特别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关。但是大多数人为了镇压刚被打倒的少数剥削者，却可以由群众自己来执行，不需要那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特殊机关。
　　毛孙子的这几段文字，基本上是不动声色从《向青：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新版导言》剽窃过来，又不动声色地做了一点手脚，比如把“但如果你一面自称相信”改成“但如果像斯大林那样，一面自称相信”。 22Oe~W;
　　跳过两段，还有：
　　人民民主虽然不是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后一下子就完全做得到的。但一开始就必须采取种种办法向这目标前进。办法包括：所有主要官员都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随时可以由群众撤换，官员的工资跟一般工人相等，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一，尽量让所有劳动人民都能够监督并有机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在军队与生产单位和工农群众组织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积极发展民兵制，逐步取代常备军，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工人国家是一成立就开始消亡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防止官员们变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僚，篡夺劳动人民的权力，阻止共产主义的实现。
　　也是照抄，增减几处，删掉了“首要的条件是缩短人民的工作时间，并且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kp+e)F
　　向青同志原文如下：
　　所谓国家消亡，不是指废除国界，世界一家，而是指国家机关这一套阶级统治的工具消失了。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机关（就是政府官员、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整套东西）不是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有的，而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为了实行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才成立的。即使在号称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例如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国家权力来自全体人民授权，一切国家机关最后都要向人民负责，但只要社会还有阶级差别，实际上国家权力也是操持在某一阶级的手上，是压迫（统治）其他阶级的工具。所以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阶级差别消失了，国家机关自然也要因为没有需要而消亡了。也只有到了那时，国家才能够消亡。那时候，社会上的物资非常丰裕，可以满足人人的合理需要，而一般人都有很好的教养，不会自私自利或贪得无厌，也不会使用暴力跟别人争斗。即使有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也可以靠有关的人或者凑巧在场的普通公民用集体力量来处理，而不需要设置专职人员（官僚军警等）来维持社会秩序。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实现吗？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那是另一个问题，大有辩论的余地。但如果你一面自称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面又说在阶级消失了之后还有必要保存国家，甚至还要加强专政，那就是自打嘴巴，胡说八道。托洛茨基在这本书里正是这样揭露了斯大林派官僚的谬论及其根源。
　　知道了「国家」的含义是这样，也就容易明白为甚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不是普通的、本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特种的、一成立就开始消亡的国家。因为，国家向来是少数人用来永久压迫大多数人的工具，而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却是大多数人（劳动人民）暂时压迫少数人（刚被打倒的剥削者）的工具。少数人为了压迫大多数人，必须有一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且特别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关。但是大多数人为了镇压刚被打倒的少数剥削者，却可以由群众自己来执行，不需要那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特殊机关。这点虽然不是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后一下子就完全做得到的。但一开始就必须采取种种办法向这目标前进。办法包括：所有主要官员都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随时可以由群众撤换，官员的工资跟一般工人相等，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一，尽量让所有劳动人民都能够监督并有机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首要的条件是缩短人民的工作时间，并且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在军队与生产单位和工农群众组织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积极发展民兵制，逐步取代常备军，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工人国家是一成立就开始消亡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防止官员们变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僚，篡夺劳动人民的权力，阻止共产主义的实现。
——向青：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新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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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五：大民主高调和改良派奴才嘴脸

　　你当然不相信“苏修”或美帝会赤裸裸地宣布人民即贱民，事实上不管修了没有，前者的国际歌照唱不误，后来则是“自由世界”。在真正“走资”而非“变修”之前，苏东的理论家或才子们并没有否认“劳动对抗资本”的基本道理，“共产主义”也还写在遥不可及的“最高纲领”上。只不过“最低纲领”的此岸已经很让革命官爷们如登极乐了。
　　“群众专政”、“巴黎公社”、“（大）民主”等等之于毛爷或毛孙子，也是如此。
　　在泣血表态相信“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能力和水平”之后，毛孙子开始展览自己软绵绵的改良派嘴脸：
　　“砸烂公、检、法”虽然历史条件尚未成熟，但是总比“加强公、检、法”好吧？
　　毛泽东说得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后来又曾经说过“一个世纪来三到四次”。无非是通过周期性的大民主运动，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今天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寄希望于历史，没有第二条道路。
　　所谓民主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人民和统治力量对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统治者进行讨论和谈判。
　　……
　　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爷和毛孙子之间，那条贯串不变的红线就是：统治者永存，统治阶级永存，人民啊，你们慢慢在水深火热中熬到像我们这样“成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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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六：“新中国政权性质”之乱

　　“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所谓“看来”、“差不多”，只能是“感性认识”，指的是“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这一特征。那么，“新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政权呢？真的是“苏式封资修”吗？按照毛孙子的描述，在某些方面甚至在许多方面，它比封、资社会控制得更严密，等级尊卑的差别甚至可能超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因此曾获“极权主义”的殊荣。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只有在法西斯状态下达到这种境地。总之，至少在文革前后，一般劳动人民是跟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不沾边的，那是（包括毛在内的）走资派的特权。
　　看起来，毛孙子是不会认同：这样的国家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
　　可是不然，毛孙子曰：“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在正确路线下要更新，就不能（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那样）把原有的政权‘彻底打碎’，只能是部分打碎。”或者说：不要搞什么“公社”，要搞（三结合的）“革委会”。
　　就像为了发动群众来整党，毛主席是什么革命口号都喊得出来的。同样，为了烘托毛爷的伟光正，毛孙子不在乎疾颜厉色批判“新中国”，干脆把它说成是“封资修”社会。但到了怎么对付它的时候，调门就变了：那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权啊！你想‘彻底打碎’？你你你……还是和一下稀泥，搞搞平衡算了吧。革委会不就很好吗？……”
　　毛主席把“公社”改为“革委会”，要义就是：保证“党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把张春桥叫去，问了一系列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还问：“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
　　按照这位“激进”毛孙子的观点，除了毛（及其近侍或一些“左派”之外），几乎整个党都是“走资派”。如果你把文章里的“走资派”换成“党官僚”、“统治者”、“特权集团”、“老爷”等等，读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毛主席那番话的意思就等于说：“如果搞公社，搞群众专政，那么走资派怎么办？走资派放在哪里？”是啊，没有走资派，我这个主席怎么办？你想把我变成“公社社长”？！我要搞的就是“思想改造”或曰“灵魂救赎的革命”，我“打倒走资派”，就像你们现在痛骂“黑心资本家”一样，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当个“好”老爷、守规矩的老爷，以免一辈子跟工农处在阶级斗争状态，最后被贱民们打倒了事……
　　重申一下托同志或整个传统托派对此类“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义，即：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发生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吴托常简称为“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不管是斯毛还是“走资派”专权的此类国家，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基础上，因此客观上需要对抗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因此采取过某些革命行动。官僚层就像知识份子一样，是毛，而不是皮，不管他们表现出多大的“独立性”，仍然必须依附在特定阶级的“皮”上。在走资以前，就是依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并因此而多多少少表达或保卫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剥削工农（即无偿占有工农的劳动果实），依靠的不是财产所有制，而是政治权力。这一点则接近于君主专制国家。
　　毛孙子原文：
　　张春桥持掌市委大权后，把这次夺权自比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把全市的政权机构叫新上海人民公社。后来，他了解到毛主席将要组建北京人民公社，又把“新上海公社”改为“上海人民公社”。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把张春桥叫去，问了一系列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还问：“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这是提问，又是商榷，说明毛主席当时确实考虑过国家政权和国家名称的创新问题。从他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起，他就在考虑新生的政权如何继承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永恒的原则。
　　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绝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在正确路线下要更新，就不能把原有的政权“彻底打碎”，只能是部分打碎。公社的原则要发扬，公社的名称需思量。毛泽东还是回到现实，寻找新政权的恰当名称。他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回到上海，于　二月二十四日　把“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人民革命委员会”。从此，革命委员会就成为新政权的名称。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确实是毛泽东继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创建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和我国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的政权形式之后，又一次关于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形式的伟大尝试。它和社会主义大民主一样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造。把革命委员会看成是“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文革’产物”，是没有根据的。既然是临时权力机构，自然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过渡。实际上毛主席领导完成了这个过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是我们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借鉴。那种贬斥革命委员会的论调，实际上是在贬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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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七：“为了备战又养不起猪，领导干部们天天吃红薯南瓜”

　　张郎中很早前就转过毛孙子的另一篇文章，说俺们新中国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备战，所以大伙们只能克服克服。
　　毛孙子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劳动人民因为生活水平太差，对旧体制无甚好感，或者说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当然，这不是旧体制下的中国独有的。苏东之类生产力发展程度更高的官僚化工人国家，人民的生活消费品同样奇缺。那或许也是因为他们天天在备战之故……
　　新中国是从几近一穷二白干起来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提高得非常快。这个道理，我等小民想必无甚异议。至于打仗，别说搞什么核武，就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的耗费同样不菲。刘少奇同志说过：战场上发一颗炮弹，就是一个中农一年的收入。
　　如果毛孙子们由此得出结论：“为了备战又养不起猪，领导干部们天天吃红薯南瓜，吃到恶心大呕……你看，金正日同志为了搞核武，每天只吃一餐，而且天天都只是萝卜泡菜稀粥……”，那么，吴老不仅愿意跟着照办，而且干脆把鼻涕眼泪流光算数。可惜抹眼一看：原来要克勤克俭的，只是中国或朝鲜的老百姓哩！！！
　　不管美帝或欧资是否咋咋呼呼苏联或华约国侵略的威胁，但它们确乎没有感受到苏东的战争威胁，因为厮大鸟或赫秃子都是热爱和平的战士，极力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但资本主义世界的确感受到覆灭的威胁，这个威胁就是：在地球上偌大一片土地上，没有资本家，人类照样能够生存。为此，福利国家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快提高。……哎哎哎，这是什么逻辑？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社会主义革命威胁的时候，在国内搞福利。“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威胁了，就死命压低人民福利？……
　　毛孙子伸出肥胖的手，为我们打比方：
　　“打个比方吧，如果洪水来了，一处地方的群众要疏散。先进的群众就明事理，就听政府的就疏散了，而落后的群众就不管不顾，哭哭啼啼地就愿意呆在原处。这些落后的群众最后就可以大谈什么‘我受到迫害啊’，‘人权被侵犯啊’，等等，最后把整个历史的描述都给歪曲了。”
　　中国群众老是受到国家迫害，人权动辄被侵犯，这个我们一早知道。但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事实应该这样表述：“落后群众受到先进政府的迫害，而且事实上根本没有迫害，如果领导人天天往你身上抽五十个鞭子，除了红薯南瓜啥都没让你吃，还勒令你斗私批修提高觉悟月月超产，那是为了把你们从洪水的威胁下面拯救出来……”如果你感到身上的鞭痕火辣辣，那么很不幸，这说明你是落后份子，觉悟太低！
　　“如果洪水来了，一处地方的群众要疏散。先进的群众就明事理，就听政府的就疏散了”……如果落后群众自己要疏散，先进政府迫令原地待命，又如何？换言之，如果群众自己想求解放，先进政府或毛孙子们则要大伙们再等上五百年，那又如何？比如，落后工人自己要接收先进资本家的工厂，我们最最先进的党掏出枪杆温言劝说道：“工人自己搞是不会成功的，还是要资本家来搞才行。如果资本家搞不下去，那也得交给政府。总之工人不许插手！”那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