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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苏南冲突和中苏交恶的共同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方集团的分化过程中，苏南冲突和中苏交恶极具代表性。因此，分析苏南冲突和中苏交恶的共同特点，有助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从这一认识出发，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从历史背景来看，对外政策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关于国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分歧，是形成苏南冲突和中苏交恶的重要因素。在如何反对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问题上，苏联主张采取战略防御，而南斯拉夫则坚持战略进攻；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苏联主张“和平共处”，中国则强调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美逐渐从合作走向对抗。美国利用战时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力量，对苏实行遏制政策。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咨文，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以此解除“极权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遏制苏联在中近东地区的扩张，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标志着苏美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和冷战的全面展开。继杜鲁门主义之后，美国为了全面控制西欧以遏制苏联，又抛出了“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美国将向欧洲提供巨额援助，复兴欧洲经济。马歇尔计划的政治意义在于促进西欧与美国的联合，以共同对抗苏联，用经济手段分化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引诱东欧脱离苏联势力范围。

　　在反对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这一根本问题上，苏南两党、两国是一致的。但以何种方式对垒于西方，苏南意见存在相左之处。从苏联方面来看，虽然它在战后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但其综合国力与美国相距甚远。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在其疆域周围建立“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1〕对处于东西方之间热点地区的革命斗争持消极态度。因此，斯大林在冷战初期的立场是采取战略防御，着力巩固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革命胜利而产生的狂热情绪，加上民族利益的驱动，南斯拉夫则主张在与西方国家的斗争中，采取战略进攻，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疆域。例如，在西部地区，围绕着的里亚斯特的归属问题，南同意大利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在西北地区，关于卡林西亚地区的主权问题，南同奥地利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等。苏南双方对外战略上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希腊的内战问题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腊共产党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946年5月，为反抗英国支持的希腊统治者的压迫，希共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并在8月组建希腊民主军。当希共领导的武装斗争重新开始后，刚刚建国的南斯拉夫给予希腊民主军以巨大的支持。南斯拉夫不但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而且派出了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达普切维奇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

　　南斯拉夫之所以支持希腊革命，是为了推翻乔治二世统治，将希腊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南斯拉夫对希腊民主军的支持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从欧洲的政治地图来看，希腊属于西方势力范围。更为重要的是，1947年3月出笼的杜鲁门主义，已明确地将希腊作为一个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来看待，而苏联政府则“不愿在冷战中承担过多的义务，也不愿激起美国的全面干涉。”〔2〕苏联政府除在联合国会议上谴责英美干涉希腊外，对希共及其民主军没有给予任何军事上援助。围绕着希腊起义问题，苏南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论。1948年2月，斯大林在会见南共领导人时再三指出：“希腊的起义必须收起……希腊的起义必须停止，而且越快越好。”〔3〕当南共领导人卡德尔阐述希腊起义成功的条件时，斯大林恼怒地打断他的讲话，对南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斯大林认为，南共支持希共及其民主军的行动“使我们大家都处于政治上困难的地位”。〔4〕正是这种战略上的分歧，导致了苏南两国的分道扬镳。

　　19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国际战略和策略上的分歧主要源于两国国情不同、处境有别所造成的利益差异。从苏联方面来看，当时西方国家对苏冷战态势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朝鲜战争宣告停战，越南战争暂告结束，奥地利国家中立条约得到签署，苏联与联邦德国刚刚建交，1955年又举行了战后首次四大国首脑会晤。苏联认为这一系列事件表明，整个东西方关系已由单纯的对抗逐渐走向了对抗加对话的新的历史时期。另外，在这一时期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苏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在高科技领域，苏联在1957年相继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已经领先于美国。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加强。在东西方力量对比上，社会主义已占有相对的优势。在此形势下，苏联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已不敢轻易发动战争了，而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设想在未来的核战争中取胜。因此，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领导人提出了战争有可能避免、两种世界体系和平共处、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和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战略方针，并且将缓和苏美关系和加强苏美合作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对中国而言，当时苏联提出的对美缓和、对美合作的政策方针是难以接受的。在经济上，中国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封锁和禁运；在外交上，新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世界上多数国家拒绝承认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朝鲜战争的硝烟尚未消散，越南战争的战火已在中国南疆燃起，印度接连挑起边界冲突，印度尼西亚掀起反华浪潮，日本仇视中国，中国领土台湾也还处于被割裂状态。美国当时与台湾当局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舰和飞机对中国进行着频繁的入侵和军事挑衅，中美两国当时实际上处于“准战争”状态。因此，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扩张政策。显而易见，在那种国力虚弱、四面环敌的状况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决不可能是与帝国主义搞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应当说，由于国际战略地位和基本国情的差异，中苏两党在国际战略方面产生矛盾和碰撞是很难避免和完全正常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苏共逐渐把和平共处原则由苏联一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上升到整个国际共运对外战略总路线的高度，并企图以此把各国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全部纳入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轨道。苏共的这一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抵制和反对。同样，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带有浓厚的反帝色彩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也必然为苏共所否定。

二

　　从苏南冲突和中苏交恶的形式来看，是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的全面对抗。在意识形态方面，冲突的双方相互对攻。苏共谴责中南两党为“叛徒”，中南两党则攻击苏共为“复辟资本主义”，并将苏联领导人与老沙皇相类比。就其国家关系而言，中南两国与苏联处于全面对抗状态。

　　在苏南冲突过程中，苏联竭力将南斯拉夫与英美挂钩，将铁托等南共领导人指控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苏联在一系列的照会中，攻击南政府已“堕落到加入苏联敌人阵营的地步”，已成为“帝国主义法西斯代理人”〔5〕并将南斯拉夫同当时欧洲仅有的两个法西斯国家希腊和西班牙相比拟：将南共领导人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论，〔6〕把苏南关系上升为敌对状态。苏联控制下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在1949年11月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中，以满纸的粗野谩骂，攻击南共领导人早在战争年代就与英美帝国主义存在着联系，南共“已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完全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并已彻底背叛了南斯拉夫的民族利益。”南共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是新战争贩子的帮凶，是“英美帝国主义的雇佣军”，贝尔格莱德已成为英美间谍活动和反苏的“中心”。决议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战胜“铁托集团”，推翻南斯拉夫政府。〔7〕针对苏联的攻击，南斯拉夫最初是采取战略防守。但随着双方冲突的加剧，南共从1951年开始抛弃被动的防守，转而对苏共发起了批判性的正面进攻。铁托在1952年11月南共召开的六大政治报告中，抨击苏联在对外政策上“出卖了社会主义原则，走上了老的沙皇俄国的道路、大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道路、实现这些利益的帝国主义方法的道路……。”批判苏联的“整个内部结构”已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苏联社会的官僚主义正在“逐渐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来愈具有反革命性质。”〔8〕

　　随着意识形态方面论战的发展，双方在社会各个领域内也开始了全面的对抗。在经济上，苏联从南撤离全部民用专家，使南斯拉夫的整个工业化陷入危机之中。随后，苏联及东欧各国开始了对南经济封锁。1949年，苏联不但拒绝签订新的贸易协定，而且老的贸易协定也大打折扣。为了加强对南的经济压力，苏联及东欧各国相继中断了与南的交通联络和其它联系。作为对抗措施，南将经济生活转向西方，关闭了1946年苏南联合成立的海运公司和空运公司。

　　在军事上，苏联将其大量军队部署在与南接壤的东欧国家，为对南发动军事侵略做准备。1948—1952年，在南与东欧各国的边境地区发生5000多起边界事件。在苏联的威胁面前，1951年11月，南就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敌对行动，向联合国正式提出控诉；将国民收入的23%用于国防，30多万部队始终处于动员状态；从英美购买武器以装备其部队；同时修改安全计划，以便在地形有利的区域建立纵深防御体系，并在其北方举行针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军事演习。

　　在外交上，双方不断通过连篇累牍的照会和不寻常的外交手段进行斗争。1949年9—10月，苏联及东欧国家相继废除了同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将百余名南外交官予以驱逐。南斯拉夫为打破苏联及卫星国的包围，在1949年秋联大会议上，揭露苏联的威胁，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南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挫败了苏联的阻挠。

　　在中苏论战中，苏联政府开动宣传机器，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华运动。他们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教主义”、“分裂主义”等帽子，攻击中共及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民来取得社会主义，“借助世界战争推动国际革命”，指责“中国的好战态度”。1964年2月，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全面攻击了中国的国家制度、经济建设、国家政治生活和中共的党内生活。苏联《真理报》在同年4月3日的社论中竟称中共为“叛徒”，污蔑中国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甚至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中国与“黄祸”联系起来，并大喊大叫“成吉思汗的威胁”。

　　对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国内的改革，中国共产党是持否定态度的。1960年4月，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正式提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同年7月，苏联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以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质变。1962年1月，毛泽东向全党县团级以上干部正式宣布：“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9〕中共认为苏联已经“复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已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和“特权阶级”。1965年苏共召开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了空前的大分裂，进一步破坏了中苏联合对敌的共同基础，中国开始视苏联为“亲美、媚美和降美”的敌对性国家。〔10〕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中国宣布苏联已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并开始将苏联领导人称为“新沙皇”。

　　进入1960年代，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加剧，赫鲁晓夫从理论上说服不了中共，就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中苏对抗进一步升级。

　　在经济上，苏联在1960年撤走了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协议书以及300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11〕苏联的这种“制裁”措施，使中国的数百个重要工业企业和科技项目陷于瘫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害。1961年，苏联又要求中国连本带息偿还在抗美援朝战争时苏联支付中国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苏联将双方的经济联系减少到最低限度。苏联政府的这些措施，本来是为了压制中国，影响中国的经济建设。但适得其反，却促使中国改变了与苏联的单向经济联系。其后，中国对外贸易走上了多元化方向。中国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多，同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军事上，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余万，将其1/4的火箭部队和空军力量集中在中苏、中蒙边境，加强其太平洋舰队的实力。1969—1978年间，中苏边界冲突达6000多次。1969年3月，苏联入侵中国的珍宝岛地区，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边境武装冲突。在苏联的威胁之下，中国保持其高度的警惕性。在国家建设计划中，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自1970年以后，中国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防预算开支，使其接近战时状态。1971年和1972年的国防费用占国家财政的20—22%。〔12〕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9—1980年间共进行了18次核试验。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中苏边境地区部署了相应于苏方的兵力，形成两国军事对峙。

　　在外交上，苏联先后与蒙古、印度、越南、阿富汗等国签订双边条约，在中国周边建立战略包围圈，牵制中国。在1960年代末期，苏联先是鼓噪在东南亚地区建立“集体安全”，继而又企图拼凑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孤立中国。针对苏联对中国的敌视行动，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反对苏印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支持阿富汗游击队的抗苏斗争，并在1979年4月作出了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定。

三

　　苏美对抗的两极格局和中南两国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因素使南斯拉夫和中国得以运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借助于西方以抗衡苏联。同时，苏南冲突和中苏交恶也使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苏南冲突爆发之时，南斯拉夫的国际处境是极为困难的。与西方国家在的里亚斯特的冲突、击落飞经南领土的美国飞机、美国对南政治流亡者的公开支持以及围绕希腊问题的斗争，使南“同美国和英国这两个西方大国的关系十分紧张”。〔13〕因此，苏联认为，冷战所造成的南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敌视和对立，有利于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摊牌。应当说，在那种孤立的国际困境中，苏南冲突的爆发对南斯拉夫来说的确是一种不幸。但是，苏南冲突发生在1948—1953年，对南斯拉夫来讲又是一种幸运。英美等国是仇视共产主义的，但从东西方对抗的战略态势出发，他们又决意支持南斯拉夫，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另外，南斯拉夫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使英美等国决不会坐视如此要地落入苏联之手而不出场。

　　英国从1949年秋后开始与南斯拉夫谈判，它认为若是铁托被推翻，苏联的影响必将占据优势而给西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在那里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仍然强大。美国一开始存有戒心，部分人士以为苏南冲突是虚构的故事，是针对西方的一场骗局。但在1950年也终于改变看法，认为有必要提供援助，“使铁托免遭灭顶之灾”。11月29日，杜鲁门总统写信给国会支持“南斯拉夫紧急救济法案”。杜鲁门指出：“南斯拉夫继续独立对美国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这个国家正在反抗苏联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不让苏联势力染指欧洲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地带。我们能够帮助这样一个国家保持独立，显然是符合我国利益的。”〔14〕美国最初给予南斯拉夫的贷款，从表面上来看是一笔“正常的商业贸易”，但实际上是一笔政治贷款。西方国家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希望南斯拉夫脱离苏联而独立，以此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希望独立的南斯拉夫成为东欧各国的榜样。1949—1959年的10年中，南斯拉夫获得了西方提供的24亿美元的援助，用于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南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使苏南冲突越出了东欧地区而成为一个牵动世界全局的问题。借助于英美，铁托增加了抗衡斯大林的实力和条件。

　　苏联施压于南斯拉夫，其目的之一是希望南共领导人“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15〕但是事与愿违，南斯拉夫在苏南冲突过程中，却改变了自己的冷战态度。战后初期那种相当生硬的反资本主义的态度开始消失，与英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退到次要地位，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周围邻国建立一种平等、友好的双边关系，南斯拉夫先后改善与奥地利、意大利的关系，与希腊、土耳其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开始了与西方国家相互合作的新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中美关系始终处于对抗状态。直到196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仍然认为，相对于苏联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16〕因此，在那种本已相当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苏两国公开决裂并走上武装对抗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说无异雪上加霜。但是，当时苏美之间相互争夺的战略态势，又决定了西方国家在中苏交恶之中必定站在中国一边。正如基辛格所说：“美国不能同意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如果莫斯科得逞，使北京屈服而陷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苏联的全部军事压力就要转向西方。”〔17〕1969年8月，中国新疆和哈萨克之间爆发流血冲突，中苏关系紧张程度骤然升级。针对这种情况，基辛格认为，中苏对抗“对我们来说……既是问题也是机会。问题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会打破世界上的心理平衡：这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势头，以至于出现无法阻挡的严酷局面。”机会在于，中苏对抗为缓和中美关系提供了条件，“我们考虑后认为，对苏联来说，我们选择中国可能有助于使苏联实行克制。”“历史表明，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之中，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18〕8月1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尼克松总统则以他的革命性的理论使他的内阁同僚大吃一惊，他说，“苏联是更多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19〕因此，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加剧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美国政府从其战略利益出发，越来越迫切需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而中国在苏联的军事威胁之下，也开始寻求与美和解。

　　1970年底，中美双方做过若干直接接触的外交试探，包括“叶海亚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和埃德加·斯诺的直接渠道等。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会谈。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其中，第二部分的共同反霸条款具有特殊意义。两国庄严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20〕这是对苏联在亚洲和太平洋扩张政策的强烈反应，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受敌的被动处境，增强了中国抗御苏联霸权主义的能力。

　　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到1973年，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全部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达成建交协议。随之，中日实现通航，中日长期贸易协定和其它加强经济联系的协定也陆续签订。继尼克松访华后，1972—1975年间西欧国家的外长、总理、总统共23人次相继访问中国，出现了欧洲外交史上的“中国热”。从中国方面来讲，登高一步天地宽。在摆脱了陈旧而又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进入了与西方国家和平友好关系的新时期。

　　苏南冲突和中苏分裂促使中南两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外交方针来看，两国不再偏重意识形态，而开始以民族利益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从外交走向来看，两国都选择了依靠发展中国家，独立于两大军事集团之外的不结盟道路。
作者简介：郝承敦，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