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苏联劳动政策：新转向与新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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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全国工业干部会议，斯大林的讲话足以引起高度兴趣。它并未包含深刻总结或广阔前景，也没给出明晰结论和实践指示。一如往常，总书记的发言塞满了短小枯干的思维、故意擦边的公式（以便今后任意推敲）、丢卒保帅的智慧；一如往常，它的前提与结论总隔着好几里地。然而，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话泄露了诸多再也瞒不下去的事实。正是宝贵的事实赋予了斯大林讲话真正的政治意义。挤掉装痴作呆的语言泡沫，本次讲话的内容大致如下：“左翼反对派又说中了。它的全部警告得到证实。我们这些最擅长骂街和打人的中央干部，又现了一回眼”。总书记的用词当然有所不同，并继续没完没了的声讨“托派思想”。我们关心的不是官僚逻辑，而是经济进程的辩证法，后者比任何强大却短视的“首长”更有力。 pI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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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1_THBL2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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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讲话声称五年计划的进度相当“花俏”。近五个月，某些工业部门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某些部门增长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也有些部门仅增长百分之六到十（乃至更低）。斯大林不经意地提了一句：增长率最低的部门包括煤炭业和黑色冶金，即工业化的本元所在。国民经济各部分的彼此关系如何？报告人不吭气。五年计划的命运，取决于这一悬念的真相。假如盘算不周，在建房屋可能于第三或第四层倒塌；假如计划有误，又或者计划落实中的调节有误（更要命），五年计划可能在最后关头迎来危机。爆响的危机，将使利用及拓展既有成就极为艰难。重工业的低增长事实（区区百分之六，有时“更操蛋”），被当权者耍无赖似地一句“花俏”轻轻打发。这篇讲话告诉我们，“一系列企业和经济组织早已（！）不再从事统计、估值和编制具备事实基础的收支平衡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既然不用精确尺度——这一尺度本应越发精确才行！——去衡量和检验工业效率，对国民经济的政治领导意义何在？接下来，我们得知“（苏联企业内）节约制……生产合理化早已（！）不再流行”。发言者在恶毒污蔑苏联经济的现状？或无情控诉国家的最高指挥层？他是否清楚类似的剖白有何后果？没几分钟，当啷又来一句：“最近，某些企业的生产成本开始下降”。斯大林嘴里的“某地”、“某些企业”通常意味着对糟糕事实的美化与淡化。“某些企业”成本下降的同时，低增长（百分之六而非百分之四十）造成重工业的成本上涨；成本居高不下，反过来破坏着持续增长的潜力基础。再加上估值制度“已遭抛弃”，而生产合理化“不再流行”。令人恐慌的结论呼之欲出：整体画面比披露的冰山一角更可怕。 IDb|J%e^P  
　　这一切怎样发生？抛弃严格核算的原因在哪儿？斯大林不吭气。何时开始，经济计划的制订与执行放弃了精确手段，改走瞎蒙的路子？斯大林的特色回答如下：“早这样了”。当领导的眼长哪儿了？斯大林不吭气。我们替他回答。在苏维埃国家，估值制度一直不理想，因为我们刚刚着手尝试全国性的经济核算；当权派用一味的行政督促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与灵活调节，经济领域的严格估值也就彻底无望。增长率已成各级干部的政绩工程。谁有心思估值？任何厂长或托拉斯主席想保住官位，必须“完成并超额完成”计划，再把预算花个精光，最后给协作部门埋一巨雷：劣质产品。假如某位工业干部打算综合考虑生产各要素的准确配置，却冷落了“破记录”的头等大事，就等着挨罚吧。今天，斯大林供认工业领域存在“纸糊的成就”、“纸糊的不停（增长）”；“纸糊”云云，无外是假汇报、假材料。《反对派公报》早警告过，官僚压力迫使汇报材料向上级命令看齐，却很难让实际生产这般听话。衙门口的报表比钢板和煤块灵活许多。我们曾大声疾呼：斯大林正以盲人骑瞎马的抖擞精神把五年计划领上歧途；莫斯科的蠢秀才和官迷一齐回骂：“托派失败主义”的一派胡言！结果呢？大首长今天说了：“苏联企业早已不再进行核算与估值”。这不叫盲人骑瞎马，到底何为“不负责任”？事态恶化至此，国家机器的头号机师一直不吭气，请给个理由！再问斯大林：你能否鲜明一点、果决一点？你能否把自己的破事一次说完？难道还不清楚，“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最轻浮的冒险？ `itaQGLD  
　　对五年计划的执行积弊，国际反对派纲领草案已有基本结论：“废止以行政手段追求‘最高’速度，制订合理（即最有利）的计划速度。增长的目的，不是‘表面光’的政绩工程，不是无条件执行一时一地的上级指示，而是动态均衡基础上的经济稳定。此外，必须实现内部资金的准确分配，以及对世界市场的有计划广泛利用”。 0}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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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劳动力的诸问题 `AeId/A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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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中，斯大林首次明白承认：工业计划的完成受到劳力短缺的困扰。非但技工短缺，劳动力的整体供应也短缺。乍听起来，这事真邪门。俄国乡村——公开及隐蔽地——蕴藏着巨大的过剩人口，且每年新增数十万之多。国营农场的扩充、农业的集体化与机械化，本应进一步推动农民进城的自然过程。这支挤破头的劳动后备大军，似乎潜伏着颇多未知险情。结果呢？结果，农民进城的人流干脆消失了。莫非城乡对立已不复存在？五年计划的第三个年头，宣传干事们敲锣打鼓地庆祝过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看来并非如此。本篇讲话闭口不提社会主义的存在，语气谦卑许多，一带而过地谈了几句“贫农生活有所改善”。我们无意否定“有所改善”的事实。但满足于这一现状，难以弄清农村人口外流停顿的基本原因。难道一亿多农民的生活条件大跃进，已让城市丧失了对乡间的魔力？假设这是事实，它只能以另一假设为基础：城市工人的同期生活水准原地踏步乃至下滑。斯大林讲话把我们一步步引向上述沉重结论，自己却没点破最后一层窗户纸。整篇讲话不厌其烦地提醒听众：劳力盲目流动破坏着工业发展；企业之间的“整体性”人员流动司空见惯；工业部门存在民工荒，又得面对铺天盖地的职工跳槽（或彻底离开生产领域）现象。发言者声称，多数企业的职工构成毫不稳定，“半年甚至三个月内，至少更替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换个人说出这句话，会给当成反苏分子放倒拿下。针对盲流现象，近几年工会、党政官僚本已协同行动极力缓解；考虑到这个因素，以上数字更显恐怖。俗话说得好：“公道自在人心”。盲流现象的增长，意味着工人群众对总体劳动条件憋了一肚子气。 u<./ddC  
　　对此，官方另有说法。它认为盲流剧增的主因在于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稍后，我们将谈到当权派的工资改革；但无论怎样，工资改革不能解决盲流问题。企业职工的刷新速度达到了“半年甚至三个月内至少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亦即全体职工——而非少数技术工人——统统处于永恒的搬家状态。用斯大林的话说，一般工人的盘算是“东干两天，西干两天，各处跑跑，碰碰运气”。这句貌似乐天实则惨痛的话，不经意地揭示了五年计划的基本缺陷：以褫夺工人利益为代价，粗暴违反经济平衡。巨型的电站工厂拔地而起、无数汽车拖拉机陆续上道、乡村经济迈向集体化，无产者本应成为上述宏大进程的轴心，却四处颠簸“撞大运”。必须诚实、公开和清晰地说明真相。农民为何放弃进城？乡下的日子太舒服了？错！因为工人的处境在恶化。 RX%*:lXi_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纲领草案宣言指出：“工人的生活水平、工人在苏维埃国家的角色，是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最高范畴”。假如执政集团从这一视角出发审视经济计划与计划执行中的灵活调节，它操纵的经济发动机本可避免频繁死火（浪费而低效的迂回政策、直接面对复辟的政治危险）。 -4o6OkK<  
　　五年前，俄国反对派警告过：“工人运动的有产代理——孟什维克幸灾乐祸地大谈我国工人的物质困境，企图制造无产者与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对立，使工人接受‘回到资本主义’的口号。妄自尊大的苏联官员，则叫骂党内反对派就工人待遇提出的紧急质询‘纯属孟什维主义’。当权者的蠢举给孟派帮了大忙，推搡着工人倒向后者的旗帜”。 .OVIQxf  
　　自我欺骗掩盖不了下述潜在可能：工人的颠簸生涯最终演化为颠覆苏维埃的震荡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