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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aw Pact BBS☆ 华约军事论坛 » 共产主义理论研究 » 张勤德：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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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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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勤德：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

张勤德：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
——兼议关于开好十七大的几个焦点问题

      我国资改派（打着改革旗号搞资本主义的派别）的那些理论、路线和政策，尤其是近年来公开提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纲领，证明他们那一套的不少核心内容，是从苏联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那里搬过来的，只不过增加一些中国特色而已。例如，他们所宣扬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等等，实质上是认为“人类共同价值观”高于阶级价值观。这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理念——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因而应当少讲甚至放弃阶级斗争尤其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就相当接近。

      不少材料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当前在中国公开打出资本主义的旗帜太露骨，不利于争夺民心，而应当像当年搞垮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集团（简称“戈派”）那样，统一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进行和平演变，包括搞“颜色革命”。正因为这样，谢韬们的文章受到西方世界的一片喝彩。据美国之音报道，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前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负责人陈奎德对谢韬的文章表示高度的赞赏。他说：“谢韬在文章中表达了近年来中共内部一些觉悟了的老党员以及党内一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看法。谢韬先生我见过，我们在美国谈了很久。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过去也受过很多苦，包括胡风集团等，经历过很多党内的风风雨雨和各种残酷斗争。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套做法是完全拒绝了。”“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在世界上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从社会学的角度，比较确切的说法是社会民主主义。这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强调民主，这一点与西方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创新型中国网》，2007年 3月25日）

      民主社会主义，从其纲领、决议和基本原则、基本方针来看，它“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主张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认为党是由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共同体，是人民的党、全民的党、改良的党”；“公开声称其指导思想是多元化的”（白平浩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第16页，人民日报社编辑出版）。“195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宣言，公开提出用民主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对抗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认为在‘欧洲民主’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有效力量。”（《简明社会学词典》第2292页）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帕尔梅说，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来说，“过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转引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崇温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现状》，2007年2月28日）。谢韬说：“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他眼里，哪里还有资本主义，还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可见，尽管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搞点改良，但在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上，它和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搞民主社会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但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挂着“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张招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而他们搞和平演变，往往以它为桥梁。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说：“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出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

      大量事实证明，我国资改派的不少手法、举措，也和苏联“戈派”是类似的甚至完全相同。比如说，他们同样极力否定过去的成就，否定人民领袖，进而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同样用各种假社会主义搞乱、取代甚至公开鼓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同样仇视人民民主专政，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同样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叫嚷要实行多党制；同样极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样宣传自私是人的本性，倡导“私欲动力论”；同样主张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并把他们作为主导力量；同样否认工人的企业和社会主人的地位，把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同样搞民族投降主义，主张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妥协退让；同样用理论骗子、政治骗子的手法蒙蔽别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戴园晨曾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比如向‘东’走，以‘天津’为目的地，但一开始并不提‘天津’而提‘通县’，当到了‘通县’以后再提‘廊坊’，最后才可能提出‘天津’。”（《中国经济大论战》第六辑）

      只要敢于面对现实就会承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全民党”、“卢布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公开性”、“民主化”等等，在我国一些人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相当大。网络上报道，胡总书记明确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和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一些媒体也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针对这种错误，决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毛泽东旗帜》2007年3月9日）他的话是很有针对性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虽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给辛子陵（国防大学原正师级研究员）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写的序言，于去年初才在网上看到，但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路线和派别，早已存在。今年二月，《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谢韬的文章和其他报刊也发表类似的文章，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其代表人物也公开出台亮像，实质上表明他们决心公开像苏联“戈派”搞垮苏联那样搞垮中国，也就是说，表明他们决心公开以中国“戈派”的身份打出旗帜，统一思想，组织队伍，大举进攻。就此而言，这个“二月事变”比“西山事件”，份量要大得多。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要民主社会主义，现在已到了我们必须做出历史性抉择的关键时刻。也就是说，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防止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篡党夺权，使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悲剧在我国重演。

      在“戈派”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其左翼，主张在不改变共产党名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有限度地逐步推行苏联“戈派”那种民主社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政策；其右翼，主张像叶利钦那样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公开搞资本主义；其中间力量，则主张把共产党改成社会民主党或者叫人民党，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即“文明资本主义”。此外，还有一些人由于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便跟着潮流跑的。这显然属于一般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当然，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扩大影响的，因而我们在对人的处理上要非常慎重。就是说，要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决不能只看说了几句错话就轻易打成“戈派分子”。但是对民主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剖析批判，则应从严从重，毫不含糊地讲清是非。这是因为，对工人阶级政党来说，一旦解除了思想武装，再强的战斗力也会全部丧失；民主社会主义的欺骗性太大，在中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影响太广；由于我们党具有高度的集中统一性，因而假如民主社会主义扩大了影响成为主流，就会使多数人跟着跑，造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这就是说，对于葬送社会主义，进而引起新的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方面，民主社会主义是比公开的敌对势力厉害万倍的最危险的敌人。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不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亡中国。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为了揭露“戈派”的阶级本质，联系了这些人的一贯言行；为了使人们认清国内外敌对势力是怎样相互配合的，联系了他们的有关图谋；为了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民主社会主义的罪恶危害，联系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便击中要害，粉碎他们的猖狂进攻。

      这些年“戈派”和社改派（搞社会主义改革者）的争论，至少涉及以下十个问题：

      （一）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根源在哪里，“戈派”为什么特别重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二）能不能说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改革在内的改革工作存在失误，应当通过反思、总结，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三）腐败现象不断增多的原因有哪些，什么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四）谁是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罪魁祸首，那种办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和谐问题？

      （五）“三农”问题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其根本出路在哪里？

      （六）“中国外交没有敌人”的提法对不对，可不可以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七）“社”和“资”到底谁能做到“三个代表”，“戈派”是怎样用新自由主义歪曲、篡改“三个代表”的？

      （八）“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不是客观真理，这种思潮为什么在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

      （九）“庸俗发展观”是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倾向，“戈派”为什么极力反对“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十）“社会主义服从经济建设”和“经济建设服从社会主义”这两种观点，究竟那一种正确？

      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关系能不能开好十七大，关系我国会不会陷入一场比苏联党垮台、国解体更大的灾难，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直至命运前途，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论。因此，进一步揭露、批判“戈派”特别是其右翼大搞民主社会主义对改革和建设造成的罪恶危害，显然有助于把上述问题弄清楚、解决好，有助于防止和反对“颜色革命”。

      他们大搞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罪状，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罪状（一）用新自由主义歪曲、篡改“三个代表”

        罪状（二）以改革创新为旗号演变、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罪状（三）抵制、反对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罪状（四）促使腐败现象不断增多

        罪状（五）促使两极分化日益扩大

        罪状（六）促使社会治安不断恶化

        罪状（七）促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罪状（八）促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
      罪状（九）促使国家安全形势愈加严峻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剖析批判，我们不难认清，搞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真改革，而是假改革、真演变；“戈派”不是社改派，而是地地道道的资改派；他们不是给人民谋幸福的救星，而是给人民带来灾难的瘟神。

      看不出当前戈尔巴乔夫式人物篡党夺权的危急性，是缺乏政治敏感性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庸人；心存幻想，畏首畏尾，姑息养奸，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对区分“戈派”中的三股力量，甚至把跟着潮流跑的人也当作敌人对待，四面树敌，全面出击，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怎样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采取适当的斗争方式，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有理、有利、有节地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保证开好党的十七大？这是当前大家议论较多的焦点问题。就此谈点粗浅看法，仅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第一，要兴起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我们当然要继续冲破“左”的僵化思想的束缚，但当前束缚我们思想的主要是右倾僵化观念。例如：

      （一）“资产阶级消灭论”。它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私有制经济还大量存在甚至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便可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永远消灭了资产阶级。邓小平在“南巡谈话”里说过，“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资本主义复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认为资产阶级从建国初期便消灭了，并且从那时起永远也不会再产生了，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发生复辟即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经不住实践检验的。

      （二）“经济建设为纲论”。一些人宣扬的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便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实质上就是主张以经济建设为纲，把其他的一切，包括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事业，都作为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目”。真正实事求是就会看到，这正是造成“一手硬、一手软”问题长期存在，甚至使四项基本原则“虚置化”的根本原因。

      （三）“反'左’永远为主论”。把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情况，在一定意义上说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夸大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万应灵药，无疑是右倾教条主义的僵化观点。要看到邓小平也说过：“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提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作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人民日报》2004年4月20日）不难看出，他认为这种右倾教条主义已经成为主要危险。现实情况，也要求我们必须把反对民主社会主义、防止“戈派”篡党夺权放在主要地位。

      （四）“初级阶段补课论”。宣扬现阶段可以“不问姓社姓资”，说穿了就是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成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

      （五）“制度特征取消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不讲公有制、人民民主专政等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只讲它的任务和作用，就会把社会主义问题搞乱。

      （六）“市场经济万能论”。把一切改革统统都作为“市场化改革”，主张用“看不见的手”去调控一切，足见这种论点的影响之大。医疗、教育、住房的过度市场化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与这种思潮有关。

      （七）“经济唯一决定论”。否定政治、文化、理论、路线等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过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认为只要经济建设上去了，一切事业都会自然而然地上去，就反映了这种看法。

      （八）“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们不仅通过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而且事实上也把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理论观点作为过时的东西抛弃了，相当一部分媒体甚至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长期的恶毒攻击。

      （九）“改革工作无错论”。它认为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与改革工作的失误没有任何关系。即使谁说一句“否认社会上的问题与改革工作的失误有任何关系，太绝对了”的话，也会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

      （十）“利己主义动力论”。这就是西方经济学里讲的“经济人假设”，即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只能靠剌激个人的私欲即发家致富的欲望调动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这十个谬论虽然不能说都不让批，但实质上是不能深究的，起码没有批深批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们是十个禁区。开展对这十个论点的讨论和批判，从而打破禁区，拨乱反正，必然会带来一次思想大解放。

      第二，要对近30年的改革工作进行一次大总结。改革作为任务、作为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但它作为一项工作，则是难免有失误的。对近30 年的改革工作进行初步反思，我们就会既看到成绩，又看到失误。这种失误包括：

      （一）忽视了对人民群众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甚至讲得都很少。这是最大的失误。

      （二）在学习西方国家有益的东西时，对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警惕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它的侵蚀。

      （三）由于受庸俗发展观的影响较大，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中付出了沉重的生态和社会代价。

      （四）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受私有化思潮影响较大，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给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

      （五）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项改革中，过分强调市场化，导致了只有利于极少数人而不利于绝大多数人的严重后果。

      （六）在反腐倡廉中对治本之策抓得不狠，致使腐败问题成了“老大难”。

      （七）对“戈派”这些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罪魁祸首斗争不力，使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

      （八）由于措施不力或失当，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

      （九）受“中国外交无敌人”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那种在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斗争中也软弱涣散，即老百姓所说的“缺钙”现象。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指出改革中的这些错误，不利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我们应当认识到，当年邓小平曾说纠正毛主席的错误才是对他的旗帜的“真高举”。今天我们对近30年的改革工作来一次反思和总结，用实践标准检验一下，以一分为二为方法，既充分肯定成绩又如实指出“戈派”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和我们工作中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客观存在着的失误，以便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才是“真改革”，才能使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本质要求，更好更快地向前推进。

      还有一些同志担心，这样总结经验会使“左”的思潮扩大影响。这种担心，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们在总结中加深认识“戈派”搞几千年前就存在的私有制，照搬照抄西方的东西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并不是“创新”；加深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和发展时注意做到以坚持基本原理为前提，并不是“僵化”；加深认识“反右斗争软弱化”是个危险倾向；加深认识主张搞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政府职能最小化，确实属于资改观；加深认识公开鼓动搞“颜色革命”，推举“戈派”上台，确实属于“极右”；加深认识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做到“两手都要硬”，并不是“极左”，这就会使更多的人划清资改观和社改观的界限，划清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界限，从而自觉自愿地参与改革，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不是“反对改革”。这样防止“戈派”用以上三顶大帽子吓唬人，才能更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改革推向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第三，必须坚决肃清庸俗发展观的影响。实际上，正是由于以物为本，片面、畸形、不可持续的庸俗发展观的影响，致使我们的发展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比如它使我们的发展成为建国以来对环境污染最重、对外资依赖性最强、付出社会成本最大、产生腐败现象最多，以及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最差、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凶、国家安全形势最严峻的发展，等等。使大多数人都知道庸俗发展观造成危害的“七个最”，我们才能有力地打掉“戈派”所谓是以物为本和私有化、完全市场化促进了经济发展这张“王牌“。到了这一步，“戈派”才会真的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其次，必须使改革进一步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这就要求我们：

      （一）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改革。党中央历来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这是改革的本质规定性，就是说，只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革除、创新行为才是改革。实行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多党制、指导思想多元化等等，是改向（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或者叫演变，决不是改革。“戈派”硬说这叫改革，那只能是资改观。

      （二）进一步认清改革只能通过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决不能说只要自己认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便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即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三）在上层建筑领域，改革是要革除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公有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体，上层建筑的改革必须适应它巩固和发展的需要。有些论者认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巩固和发展的需要，他们强调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核心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

      （四）增强“全面改革”的观念，使改革既要促进经济建设，又要促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就是说，要注意改革造成“一手硬、一手软”的旧体制，建立健全保证实现“两手硬”的新体制。

      （五）增强“公平改革”的观念，坚决纠正片面、过分强调效率而轻视公平的旧观念，革除与其相联系的旧体制，使党中央“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方针得到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六）增强“人民改革”的观念，使改革像“人民战争”那样，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就要求我们做到，真正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改革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标准，坚决革除那种对极少数人有利而对绝大多数人有害的体制和运行机制。

      （七）增强“科学改革”的观念，使改革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坚持以人为本，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坚持以民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全面、深入、持久地向前推进。

      （八）增强“社会改革”的观念，把改革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来抓，着力建立健全配套的社会管理体制。前些年曾流行这样一句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在又流行“领着低保骂政府，开着新车骂社会”。中央党校教授梁妍慧对此提出具体建议，要建立健全“公开有序的听证会、旁听会、领导接待日、网上征求意见，还可以设人民审判员、检察员等。给你机会，给你平台，让你去说，让你去骂。还要把单一的委任制变成群众民主推荐、民主选举，把上对下的单一监督，变成下对上，还有党外对党内、社会对政府这样上下结合起来的监督网络体系。”（《北京日报》2007年4月2日）

      第四，必须使一切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目的，其他一切工作都只是手段，手段要服从和服务于目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个整体，其他各条战线都只是局部，局部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基本原则，其他各项社会实践都必须遵循它，背弃它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社会主义服从经济建设”观点的要害，是主张补资本主义的课。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因此，“补课论”是各种自由化观点的总依据，是“戈派”攻击我们的主要武器，是产生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增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的大祸根。胡总书记一再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针对这种思潮的。“补课”和“反补课”，是当前斗争的实质和根本。我们只有紧紧抓住“搞资”这个要害，才能看得透、打得准、斗得狠。

      第五，必须采取多种具体措施积极推进民主改革。美国著名教授科兹还说：“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自上而下的革命》，第66页）这里所说的“精英集团”，指的是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约10万中高级干部。正如前面所说，尽管当时近两亿人民群众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7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高级干部手中有权，便使资本主义得以复辟。这个血的教训告诫我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商学兵即平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是根本一致的，因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把他们的民主权力放在决定性的地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推进平民民主，反对以“精英民主”否定平民民主，反对“戈派”像苏联的同行那样由以权谋私发展到“以国谋私”，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而让绝大多数人陷入灾难之中。为此，至少要注意到的是：

      （一）保证使普通工农群众的代表占各级人大代表的三分之一以上并继续适当增加。工农代表在人大代表中的比重，近年虽有所增多，但前些年是持续下降的。现在人大代表中官员加上企业家等等几乎仍占90%，因而被称为“官员代表大会”。这种局面应当尽快改变，以保证人民群众有切实的权力，能够选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好干部，罢免以权谋私、消极腐败、主张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干部。

      （二）在各类企业里，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充分发挥它们在民主管理包括防止和追回流失国有资产等方面的重大作用。

      （三）上访告状，是宪法规定的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那些阻止群众上访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彻底地纠正。

      （四）拓宽上下沟通的各种渠道，切实保证中层即省地县、部局处的过滤机制发挥积极作用，防止它起消极作用。要防止它一方面起“顶门杠”的作用，使基层特别是普通工、农、商、学、兵的呼声和意见，不被拒之门外或被“过滤得变了味”，必要的应让其“通天”；一方面起“肠梗阻”的作用，使中央精神不被阻滞在文山会海里或不被“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不走样地落实到基层。

      （五）罢工是职工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抵制错误领导、纠正民主社会主义之类错误路线的有效手段，因而是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应当在宪法上恢复有关规定。至于这可能带来的问题，那要靠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来解决，不能因噎废食。

      （六）批判错误倾向，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是人民群众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力。比如对“新西山会议”，对《炎黄春秋》、《改革内参》、《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错误、反动言论，多种媒体都应当开辟专栏发表工农商学兵的文章进行批判。否则，要追究这些媒体和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七）大力推进网络民主。网络是人民群众发表意见的极其重要的平台，也是上下广泛沟通格外便捷的渠道，应当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在党内民主建设方面，应当进一步做到：

      （一）全党上下都要切实增强普通党员是党的主体，加强民主建设关键在于扩大他们的民主权力的观念。

      （二）各级党的代表大会，都要大幅增加第一线普通党员代表的比例。要切实使党代会代表的选举进一步民主化。应在部分地方、单位试行有指导的党代表竞选制；试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扩大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及时总结，大力推广。

      （三）党的重大问题，必须逐步扩大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的范围。比如党的十七大报告草稿，即使不像越南共产党那样交由全国人民讨论，至少应交党内县团级干部（包括离退休干部）讨论。

      （四）为了便于民主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都要带头公布家庭财产。

      （五）应在适当时候召开类似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样的民主大会，对党近30年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以此为基础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形成关于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六）对各级领导干部包括省部级，都要采取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有普通党员参加的民主测评，以便全面了解他们，及时纠正错误，撤换不称职者。

      （七）要把能否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各级领导干部每年都要带头做一次全面的自我批评。必须切实保障党员联名揭发领导干部错误或建议撤销其职务的民主权力。要大树敢于给领导提批评意见的先进典型，从重处理打击报复者。

      （八）为改变目前各种不同理论观点难以在一个媒体上争鸣的局面，应创办一份类似于新华社内参的机密级报刊，把争鸣意见都反映出来，以利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

      （九）应开除贺卫方、谢韬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党籍。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刘国光早就呼吁：“当前要切实地检查和清理，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刘国光旋风实录》第29页）但有关部门和单位至今仍未采取有力措施。之后高尚全、贺卫方、谢韬等，显然更加猖獗了。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说：“在此情况下，如果有关方面沉默不究，听任流传，不及时由有权威的机关说明真相，就将会使更多的人信以为真，13亿中国人的思想就将出现大混乱，国际上对中国的看法也将出现大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后果不堪设想。”“我希望党和国家应当及时旗帜鲜明地澄清事实，查究谢韬的所作所为。”（《主人公论坛》2007年4月13日）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提出：“谢韬是一个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公开发表与宪法、党章相违背的文章，既有政治上的错误，又有组织上的错误，中央有关方面和其所在的党组织应引起重视。《炎黄春秋》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而且经常发表错误倾向严重的文章，也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听之任之。”（《毛泽东旗帜》，2007年4月8日）再不对他们进行批判和处理，无疑是违背大多数党员意志和党章党纪的。

      第六，必须积极鼓励、支持发展合作经济。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中，把工人合作工厂称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更大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5页）。列宁在逝世的前一年指出，“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革命胜利初期俄国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68页）。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反复教育使我们认识到，合作制是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使他们团结和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一种好制度；是既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又有利于实现分配公平的一种好模式；是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群众的企业主人、国家主人地位的好路子。正如卫建林所说：“合作社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缩小两极分化、增加就业、保护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合作制是历史必由之路，是我们的根本出路。通过合作制改革，积极稳妥地发展合作经济，使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工人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建房合作社等等建立和巩固起来，一定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第七，必须认清当前形势的严峻性，作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对于谢韬们公开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卢之超指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尖锐的政治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旗帜问题是大是大非、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若干年来，许多人忙于日常事务，或者倾倒于所谓先进的西方世界面前，不学习马列、忘了根本、忘了毛泽东的旗帜，让谢韬之类骗子横行无忌，搞乱了大是大非，这是非常危险的”。（《毛泽东旗帜》，2007年4月1日）

      前面已指出，不能说被本文引述了观点的论者都属于“戈派”，这要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具体分析，以防止冤枉好人，但是从这个派别整体的危害来看，则可以说它是一个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政治纲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政权，危害人民根本利益，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集团。这个集团的骨干，是一夜之间非法暴富者、洋买办阶层、老地主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干部中的腐败分子等等。因此，就阶级实质而言，他们同我们的斗争属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就当前斗争的内容而言，则属于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冲突。最近他们中的右翼图穷匕现，公开宣扬自己就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搞叶利钦式的“颜色革命”，对此，包括广大爱国者在内的人民大众正逐步进行越来越大的反击，便标志着一场大战的序幕已经拉开。网络上说，胡总书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其逐渐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是罪魁。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毛泽东旗帜》2007年3月6日）这就要求我们认清苏联剧变的实质，坚决反对“戈派”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搞垮中国。注意稳定大局是对的，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只有因势利导，通过打好以民主社会主义为重点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庸俗发展观三大战役，做好应对包括街头政治、宫庭政变、经济动乱在内的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才能掌握主动权，为开好十七大创造有利条件。

      第八，必须坚信人民战争是无敌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之所以能够决定我们必胜，根本原因是它集中代表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干扰破坏所促使的腐败现象增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恶化、国资大量流失、“三农”问题严重等等，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只对极少数人有利而对绝大多数人有害，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这样他们就越来越孤立了。群众认识了真理，并且行动起来，就会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在西方世界民众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叫谁灭亡，首先让它疯狂。”公开亮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既证明他们根本不把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放在眼里，也说明他们正在狗急跳墙。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郑天翔最近提出：“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站出来说话。是时候了，不说不行了！”这场斗争，对我们党，对人民共和国，对每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站在“戈派”一边，参与“颜色革命”，那会留下千古骂名；如果站在人民一边，反击“颜色革命”，那将留下千古英名；如果明哲保身，做缩头乌龟，那会留下千古臭名。

      诗曰：“又见白骨闹神州，鬼子淫笑赤子忧。唤起工农千百万，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务必要让广大工、农、商、学、兵都知道“戈派”的罪状，务必要使更多的人认清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性，务必要动员凡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孙都参加这场生死斗争。在此基础上，就会形成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中华民族的爱国大同盟。电影《地道战》插曲唱得好，“人民战争就是那无敌的力量”。反击西方国家代理人“戈派”的新型人民战争打响了，就注定他们的“颜色革命”必定失败，注定胜利必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永远地站在朝鲜人民和朝鲜劳动党的一方！

顶端 Posted: 2009-03-25 20:50 | [楼主]

广东小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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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用新自由主义歪曲、篡改“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它，赋予它什么样的含义。“戈派”正是利用这一点，用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来解释它，极力使它变成有利于补资本主义课的东西。

      （1）他们宣扬新自由主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极力干扰、破坏经济改革和建设。

      首先，这表现在他们大讲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由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权来代表上。新自由主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武器，这决定它必然极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推行资本主义制度。

      例如，谢韬公开宣扬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他还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写道，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从而为世界大同奠定了经济基础”。

      深圳市体改委原主任徐景安大讲：“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西方式现代化，中国有必要补上这一课”。现在，我们要“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进”（《中国走向》第3、5、7页）。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讲得更露骨，他说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改变我命运的人》第124页）。

      辛子陵认为：“工人是生产力的代表，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资本家是社会的经济管理阶层，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已载入党章宪法，为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必附马克思、毛泽东的骥尾。要像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甩掉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摆脱先进的政策和落后的意识形态的矛盾，敢于把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举起来，成为团结全国人民振兴中华的治国纲领”（《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第4、5、14页）。

      我们知道，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露出了叛徒嘴脸。对于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等一系列国家的革命，他们都一概反对。前些年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竟然公开参加侵略原南斯拉夫国家和伊拉克的战争。他们虽然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一些改良，但在坚持私有制为主体和多党制上，是毫不动摇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正是搞“全民党”即把共产党演变成社会民主党，导致发生了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悲剧。后来戈尔巴乔夫不打自招地说：“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而改革只不过是他达到这种目的骗人手段而已。在苏联的前车之鉴面前仍然大搞使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演变这一套，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把现代化实质上看成西方化、美国化，这种形而上学的世界历史观，在不少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都有影响。电视片《大国崛起》受到他们的赞扬就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开始盛行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进行冷战，争夺第三世界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经过学术包装的、为世界霸主服务的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这种现代化理论认为，世界近现代史仅仅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历史，后发国家只要沿着西方先发国家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走，就能实现现代化。它不讲西方现代社会的制度性质，同时掩盖美国霸权和西方列强所支配的世界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之间的对抗关系。按照这种现代化理论搞现代化建设，必然走到使我国变成西方国家附庸的邪路上去。

      其次，这表现在他们极力鼓吹产权私有化，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上。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

      为了加速推进私有化，徐景安大造这样的舆论：“从我国改革来说，直接私有制必然取代直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拨开社会主义争论的迷雾》第1页）。

      在赵紫阳当权时期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他所说的民营为主，指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

      北京大学教授尹保云说：“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因素”，“所以，国有企业民营化越快越好”（《强国论坛》2006年12月18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形式非常多，而最明显、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这就是坚持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反之，则就是偏离改革的正确方向。”（《老干部参考》2007年第2期）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把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作为改革的正确方向，说明他们是在公开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

      正是由于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使“民营经济（包括内资和外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00年已占到55.5%；2005年约为65%（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正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所指出的：“这说明，私有制经济正在或者已经取代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并且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2007年3月3日在《巩献田旋风实录》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他们搞私有化的“底”，并不至于私有制占主体和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壮大民族经济，而是加强国际垄断资本的垄断，使中国殖民地化。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他们极力主张使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兼并和重组而不断扩大垄断的规模，就可以明白了。

      再次，这表现在他们鼓吹完全市场化，把西方式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上。

      “我国还要加速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尽快达到欧美市场经济那样的完善程度。”（刘吉，《中国改革》内部版2006年第17期）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式市场经济的嫁接”（徐景安，《中国走向》第5页）。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则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基本制度是决定具体体制、目的是决定手段的。因此，把二者说成嫁接的关系，甚至以西方式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来“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不是蓄意使改革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呢？

      可是，当着社会公众参与反思改革时，他们却拐着弯绕到“市场万能论”的立场上。你说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了，他说那不是市场化的错，如果市场化再彻底些就会挺过去；你指出教育改革出现了严重问题，他说教育产业化再彻底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的整个改革难道真的应当笼统地说成是“市场化改革”，自由放任的市场路径这种市场达尔文主义难道真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吗？决不是。卫生部长高强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要明确地说，医疗卫生事业不能实行市场化改革”；“不能一切以市场为标准”（《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巴德年等九位政协委员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作大会发言时指出：“多年来，我国某些部门以‘中国国情’为由，宣称中国不会走国外全民医疗的老路，要走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结果是走到了第188位（指卫生公平性由原来的名列前茅滑到前几年的全世界倒数第4位），走到老百姓极不满意，并无法承受的地步。”（《新华网》，2007年3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实行伦理调节、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三手并举”。他说：“一方面，尽可能地运用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市场调节的手段进行自行调节，另一方面，国家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等手段加以自觉调节，而还有一个方面也不容藐视，即强调伦理调节或道德调节”（《“巩献田旋风”实录》第235页）。忽视这些真知灼见而单纯强调市场调节，必然滑向市场达尔文主义。

      这种市场达尔文主义如果在我国横行起来，由不平等竞争造成的弱肉强食会因为权力资本的介入而变得更残酷、更惨烈。国有企业的改制就是这样。正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所说：“将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利润挂帅，这样，城市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结果。利润挂了帅，企业的竞争规则就变了。在利润规则下，国企肯定打不过私企，因为后者可以不择手段，前者则有社会公平责任。”（《乌有之乡》，2007年3月5日）这种现象的存在当然可怕，但“中国戈派”的辩解却更可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了任由资本对劳动强食弱肉的发展，而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资本大厦倒塌的结局。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之所以幸免于这种悲惨下场，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马克思的分析出了问题，而是由于这些国家本身不得不进行一些经济关系调整，以缩小市场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说；“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而“中国戈派”却宣扬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对于谢韬高度赞扬在瑞典和法国小城波尔多市“工人阶级已经解放了”，实现了“劳资双赢”和“共同富裕”，我赞成武兵的以下三点批评意见：（1）从他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尽管这两个地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可能高一点，然而那里实行的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着资本的剥削。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时所说，“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稍微放松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78页）。（2）由于资本剥削的存在，在那里依然是按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依然存在着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问题。有数据显示，1980年到1995年，瑞典不平等程度年均增长1．5％，与丹麦、荷兰和澳大利亚持平，比美国、英国略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53页）（3）至于谢韬先生极力推崇的法国小城波尔多市“共同富裕”的“典型”经验，谢韬先生大概不知道我国还有南街村、华西村等一大批（8000多）真正共同富裕的典型吧？这些坚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的福利制度，要比瑞典和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的福利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尤其是这些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像波尔多市还有“庄园主”、“大股东”，这里没有剥削者，自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资本主义的各种腐朽的弊端。只有这些地方才有资格理直气壮地谈“共同富裕”！

      还有，这表现在他们极力鼓吹政府职能最小化，反对党和国家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及宏观调控上。

      人所共知，为了促进政府职能最小化，他们千方百计宣扬“不找市长，找市场”、让“看不见的手”调控一切的“市场万能论”，以推进“小政府，大社会”。在政府的职能被削弱，过度市场化导致平民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子女上不起大学；买不起住房之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却以皇甫平的名义，说什么这些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改革不可动摇》第2页）。就是说，还要进一步地“不找市长（政府），找市场”。可是在煽动群众对政府不满时，他却换了一副嘴脸，大讲要“不找市场，找市长（政府）”了。他说，平民百姓看不起病等等，“是社会公共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同公共品供应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同上）。言下之意是，公共品短缺是因为政府没有发挥更大的职能作用。最近他又更露骨地指出：“社会不公平，是公共品短缺、低效造成的，政府应该在自己身上多找找原因”（《东方网》2006年11月）。这无疑是说社会不公平现象，是政府故意削弱自己的职能造成的。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鼓吹政府职能最小化，究竟是为了什么。知名人士黎明认为，他们明明知道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是个“毒性极其强烈的‘经济理论’”，却仍然拼命鼓吹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蓄意利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社会动乱’这一铁的规律，在中国制造出动乱来”（《毛泽东旗帜网》，2007年3月15日）。

      （2）他们宣扬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极力干扰、破坏文化改革和建设。

      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东京到处宣传：“自1776《国富论》面世，经济人假定（即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作为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迄今无人可以撼动。”（《中国改革》2006年第9期）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根本撼不动作为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大厦基石的经济人假定，倒是经济人假定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错误的，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是正确的、先进的。

      徐景安强调：“无庸讳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来说是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进步”（《中国走向》第5、12页）。

      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刘军宁2006年12月7日在《南方周末》发表《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宣告自己是为“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而写，他预言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人文时代将降临中华大地。说什么“以个体为本位而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这些价值追求，应当以文艺的形式走向大众，以构建民主宪政转型的健康的大众文化。”

      财政部副部长娄继伟，说什么中国改革的理论来源是“里根经济学”；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吸收了“华盛顿共识”的精髓（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帆的文章）。人所共知，“里根经济学”的核心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则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制定的规则和政策。不难看出，这样把新自由主义几乎放在了我们改革创新和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伟大旗帜的地位，无疑认为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说：“租界是新文化和新文艺的发祥地”，“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是中国近代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开端”（《新纪元》2006年1月4日）。

      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说，西方思潮和中国国文化思潮“融汇聚合成为人类新文化，就是‘双赢’，就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这不正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吗？”

      事实证明，要让西方思潮接纳中国社会主义思潮，除非把社会主义思潮演变成资本主义思潮甚至殖民地思潮。把这说成“双赢”，甚至说成共产主义的实现，可以想象，按照这种所谓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滑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体育、旅游等方面的改革，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其失误在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方面，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它使富人们在骄奢淫逸上不断创新。“中国的富人可以花几千万元买一所豪宅，可以花3000多万买一艘私人游艇。他们还常在国外豪赌，一晚上输100万美元依然情绪高涨。”（《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它使比阔气、讲排场之类铺张浪费的程度不断提高。“中国政府每年铺张浪费折算的损失在3000亿人民币以上，世界第一”。“中国政府每年公用车费折算的金钱数目高达2000亿人民币以上，世界第一”（《主人公论坛》2005年9月8日）。它使黄、赌、毒、黑、邪，坑、蒙、拐、骗、偷等歪风邪气不断蔓延。“中国目前的卖淫嫖娼规模如此之大，恐怕早已超过‘性产业’合法的历朝历代”。“中国‘人口买卖’的规模，已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至于见利忘义、各人顾各人、见死不救，在公共汽车上歹徒当众强奸妇女，数十条男子汉眼睁睁地看着，连个屁都不放之类现象，更是古今中外所罕见。

      （3）他们宣扬社会民主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极力干扰、破坏党的创新和建设。

      谢韬大讲：“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理论，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辛子陵在他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结束语中大谈：“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这“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认为，“劳动者在商品和社会财富创造过程或劳动过程中所有的地位就只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成为企业或财富的主人。”（《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第2期）

      刘吉说：“所谓‘弱势群体’，一般也是落后生产力群体”（《中国改革》2006年第17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在中国社会的10个阶层中，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属于第8 、9 、10的最底层。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便可以看出，他们通过否定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等国的革命，完全否定了共产党的历史。他们把列宁、毛泽东都打成修正主义者，这实质上是否定党的指导思想，砍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他们宣扬工人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落后生产力群体”，并且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人；同时宣扬私营企业主是“主导阶层”即起主要的、领导作用的阶层，说穿了是想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党演变成社会民主党即资产阶级的代表。

      在“社”和“资”谁能做到“三个代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认为“资”行“社”不行。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实质上说明的是，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有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国家用新自由主义搞垮了苏联，搞乱了拉美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正集中力量用它进攻中国。连美国的一家杂志都说，新自由主义教导人民“为了获得重生后的纯净与健康，你必须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被置于死地”。它在第三世界国家“绝无一例成功”（《哈泼斯》2004年第3期）。通过千方百计扩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来引发内乱甚至内战，是西方尤其是美日等国认为搞垮中国非常理想的战略手段。“戈派”鼓动搞新自由主义这一套，是不是积极充当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的代理人呢？

      新自由主义是现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体系，用它来歪曲、篡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质上是在坚持“资代观”（资本主义代表观）。十六大党章把“三个代表”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因而坚持“资代观”还是坚持“社代观”（社会主义代表观），决定着改革的根本方向，决定着我们事业的成败。

      针对新自由主义影响不断扩大的实际情况，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部署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刘吉却说什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文不对题的伪问题”（《中国改革》内部版，2006年第17期）。足见这位当年的“红人”是多么的嚣张。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永远地站在朝鲜人民和朝鲜劳动党的一方！

顶端 Posted: 2009-03-25 20:52 | 1 楼

广东小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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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改革创新为旗号演变、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四个坚持为什么会成为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为什么会成为立国之本？这是在于，四个坚持所坚持的，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把它规定为必须遵循而决不能违背的基本原则，是为了防止以改革之类的名义来演变和否定它；把它作为立国之本，使之成为我们事业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标准，才能保证改革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方向，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的巨大动力作用，才能使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真正成为衡量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分资改观和社改观的政治标准。正因为这样，“戈派”特别仇视四项基本原则，拚命加以否定和攻击。这包括：

      ——用假社会主义甚至公开用资本主义否定、取代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伟质问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什么还体现不出来呢？”（《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第63页）

      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2006年9月9日对《德国之声》发表谈话：“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叫什么社会主义呀？讲得难听一点叫专制社会主义，或者暴力社会主义。”

      他们还说，我国以前搞的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刘吉，《中国改革》内部版，2006年第17期）。

      “我们把斯大林模式写入宪法”（徐景安，《中国走向》第15页）。“中国内地过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弊端越来越多，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皇甫平，《东方网》2006年12月20日）这是把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党的领导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都作为“斯大林模式”加以否定。

      高尚全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接着说“德国希特勒也搞过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内参评论版》2006年第24期）。这显然是把二者等同起来加以批判。并且，还把私有、私营、私享叫作“民有、民营、民享”。稍微了解一点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正是美国总统林肯提出并随之实行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可是高尚全却把私有、私营、私享称作“人民社会主义”（《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

      要反对“结构社会主义”，实行“功能社会主义”（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2004年12月）。意思是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所决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学习时报》2006年11月13日）。他主张的实质上是不讲公有制占主体只讲市场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

      “我们提出了一个体制改革的理论，并以此分析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张维迎，《走资本主义道路：竞争与中国的体制改革》第7页）

      “选择社会主义原有制度的自我完善，那么我要说，中国已经作过多次尝试不解决问题”。“我们不得不补资本主义的课”；“由于历史条件，我们实行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徐景安，《中国走向》第45、61页）。

      现在要“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全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欲人不疑必先自信，老这么挂羊头卖狗肉，普通党员和普通老百姓看不起你，怎么会对改革开放有坚定的信念呢？！”（辛子陵，《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第10页）

      然而历史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的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这是连西方国家稍有良知的学者都承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写道：“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妄图用书本上的两句话来否定铁的事实，借口由于生产力落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里暗里推行“补课论”（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右倾教条主义者的僵化真面目。

      新中国建立的前30年，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提高得不是太快，但这对于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这正像一个穷家为了奋发图强摆脱困境需要勒紧腰带过一段苦日子一样。尽管如此，那时的生活不仅比旧社会好得多，而且在总体上是稳步提高的。让我们看一看一位农民是怎么说的：

      我是1954年10月在山东农村出生的，兄妹两人，父母都是农民。首先我想说说农产品的价格，以小麦为例。1970年?1980年小麦的市场价格：从“0.35元／市斤”上涨到“0.38元／市斤”，物价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非常稳定。我想说的问题是农民在市场上卖掉一市斤小麦的钱，可以用来做什么？

      我妹妹在1970年读小学一年级报名时，只须向学校交三毛钱（0.3元），当时只需交纳书籍费，没有学杂费，是真正的“一费制”。待到开学发书时，两门教材《语文》、《算术》的定价相加也只有两毛八分钱（0.28元），当初报名时多交的贰分钱还是被老师退给了每一个同学。0.28元就是当时整个一学期的费用，当时小麦的市场价是：0.35元／市斤。也就是说，农民只需要卖掉八两（0.8市斤）小麦就足够了。

      让我们再看看当时其他内容的一些消费情况：柴油机灌溉或拖拉机耕地所需的柴油价格，每市斤是八分钱（0.08元），也就是说“1市斤小麦”就可以换来“4.38市斤柴油”；当时的公共汽车每次收费是伍分钱，也就是说卖掉“壹市斤小麦”的钱可以乘坐“柒次公共汽车”；当时的公园很多都免费，收费公园的门票也不会超过伍分钱；当时在电影院看电影，一张电影票只需“壹角钱”，也就是说农民卖掉“壹市斤小麦”就可以去电影院“看3.8次电影”。

      当时一个鸡蛋的市场价是肆分钱，有人曾粗略地估计说：家里养上一只老母鸡，老母鸡所下的鸡蛋足够供两个学生上学的费用。这话不无道理，我兄妹两人从小学到中学的费用，基本上就是靠我母亲所养的几只老母鸡下蛋，这些鸡蛋所换的钱，除了供我们兄妹上学外，还要供应家里的油盐酱醋茶之需。

      再让我们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农产品的价格，同上，看看卖掉一市斤小麦的钱都可以用来做什么？再看看养一只老母鸡可以供应几个学生上学？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本帐，无须我再一一列举。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究竟是谁在压低农产品的价格？！究竟是谁在牺牲农民的利益？！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当时的农民虽然还须向国家交纳爱国粮，虽然还没有免交农业税，但是农民当时的生活负担要远比现在轻松得多！虽然当时的物质财富没有现在丰富，但是他们却是真正的国家主人翁！

      从网上看，从周围人看，多数老百姓特别怀念毛泽东时代，认为毛泽东时代虽然“穷”，但感觉幸福、踏实，过得有奔头。这其中原因很多，有理想，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现象少，不受当官和有钱人的气，人人相对平等，但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真的很“穷”吗？

      4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那时的人们享受着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这些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以现在为参照，一个家庭的这三项福利是整个家庭除吃喝以外的总收入的2.8倍！

      在毛泽东时代，城市的人们享受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其中义务教育中小学的学费很少，大学中专以上的学生不但学费由国家承担，每月有生活费，那么，这些无形的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我大概算了一下，可能不太准确，只供参考。

      公费医疗：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人年均医疗消费支出为1434元，按平均每户4人计算（毛泽东时代一个孩子的很少），每户年均4302元，1964年人均寿命75.85岁，每户一生平均支出相当于今天的为75.85×4320＝435046元。

      义务教育：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户年均消费教育支出5510元，每户一生平均支出相当于今天的5510×75.85＝417934元。

      福利住房：80年代，中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6平方米，均价按3000元／平方米（还不算维修等费用），每户一生按1.3套房子，户均1.3×3.6×4×3000＝56160元。

      三项共折：435046＋4179345＋56160＝909140元！

      也就是说，每户家庭一生所享受的这三项福利91万元！

      家庭收入：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一就业者收入为10009元，剔除就业者生活费后，其年均节余5800元左右，每户家庭按1.6个就业者，每个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为35年算，每户一生平均节余5800×1.6×35＝324800元。

      每户家庭一生的三项福利是一生所攒钱的909140÷324800＝2.8倍，也就是说攒一辈子的钱还不够毛泽东时代的这三项福利！

      毛泽东时代真得像有些人说得很穷吗？这么穷还让老百姓享受这么高的福利？

      毛主席去世时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以上数据仅仅是家庭内的福利，还不算国家工业由一穷二白至第六工业强国，包括两弹一星等等！（《搜狐网论坛》，2007年1月10日）

      还要看到，中国的贫穷有历史积淀的原因，有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屡次入侵掠夺、破坏的原因，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还比较短的原因，等等。而资本主义现时的物质发达，则是其文化、历史、经济制度、通过战争掠夺毁灭别人壮大自己等等的综合结果。然而，在“中国戈派”那里，中国不但是贫穷的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西方不但是富有的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唯一因素导致的。这简直是最大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此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其用心实在是太歹毒了！

      “功能社会主义”只讲功能、作用，不讲制度的本质特征，势必把社会主义问题搞乱。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多种因素有关，因而不能笼统地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的生产力也在发展，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国两制”吗？

      把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连高尚全的助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也觉得说得太露骨了。他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我们还必须坚持，如果这一原则都不坚持，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就基本没有区别了”（《改革内参评论版》2006年第27期）。

      高尚全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多次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明明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建立国有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消灭私有制；明明知道人民当家作主和共产党执政下的公有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却把我们一直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来坚持的社会主义，说成是和德国法西斯一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可见其阴险到了何种程度。

      把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十多个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统称为“斯大林模式”加以全盘否定，是“中国戈派”惯用的手法。尽管这些国家的具体体制程度不同的有需要改革之处，但由于基本制度具有优越性，仍使经济发展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据联合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社会主义国家1960至1985年为6%；私有制国家1960至1970年为5%，1970至1975年为3.6%，1975至1985年为4.7%。

      被称为仍在坚持“斯大林模式”的古巴，总体上的发展相当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顾问詹武说，据阿根廷新闻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张卫中2006年5月13日和8月22日报道，古巴2005年尽管经历了能源短缺、干旱、飓风和美国更加强化的经济封锁，但当年经济增长率为11.8%。2006年头4个月增幅达12%。而且这种高增长，是在不依赖吸引大量外资、也不大量发展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依靠本国人民力量自力更生取得的。并且，多种效益俱佳，还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被认为“一直拒绝进行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更愿意保留苏联时代的国有经济模式”的白俄罗斯，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6至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6%”，2005年则升为增长9.2%。

      反之，有资料显示，仅在俄国最初实行私有化改革的5年中，即“从1992至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左右，使国民经济倒退了近20年。”私有化改革使国家遭受的损失在绝对程度上比卫国战争时期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使苏联遭受的损失大10倍。现在俄罗斯国家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集中在1%的富翁手里，而80%多的居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大幅度下降，至少70%的人仅能糊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有4000多万人（全国人口为14800万人）。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减少了7岁。此外，还有国家分裂，内战不断。一个在经济上、军事上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下子沦落为一个连二流国家都不如的衰落之国。就连被人们称为“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的盖达尔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是‘官员将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占为己有合法化’，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 美国经济学家科兹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苏联的强盛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苏联经济90年代初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近十年来，俄罗斯实行私有化，老百姓在十月革命后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少数蛀虫侵吞。”

      由苏联分裂出去的十几个国家，情况与俄罗斯大同小异，有的甚至还不如俄罗斯。乌克兰私有化以后，失业者达数百万之多，占工人总数近一半的人出国打工谋生。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低下，66.7%的职工收入每月低于100美元，农业工人每月不足70美元，并且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已成为普遍现象。

      事实胜于雄辩。在正反两方面铁的事实面前，“中国戈派”完全否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客观真理，公开宣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公开宣传“补课论”，这能骗得了谁呢？

      ——用假人民民主专政甚至公开用资产阶级专政，来否定、取代人民民主专政。

      “暴力革命在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破坏主义，以暴易暴，打倒一个旧皇帝，打倒一个蒋介石，出来一个新皇帝，新皇帝更历害。”“毛泽东比什么皇帝都历害”。人民民主专政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李锐，《德国之声》2006年9月9日）。

      动乱精英刘晓波在海外讲：“自下而上的改革需要民间的自觉，需要自发的持续的且不断壮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也就是说，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不追求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是通过渐进的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

      “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不仅应成为“主流价值观”，而且要“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刘军宁，《南方周末》2006年12月8日）。

      谁“宣扬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谁“就属于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刘吉，《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22日）。可见在刘吉看来，我们党和人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进行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就成了“敌对势力”。

      吴敬琏说，由于“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2003年6月6日《在青岛修宪研讨会上的发言》）。他还说，“俄罗斯的宪政改革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旗帜文萃》2004年1月号）。人所共知，这种宪政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改革实质上就是变人民民主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知名学者鄢烈山发表在2006年4月18日《杂文报》头版的文章说：“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过程中感觉利益严重受损的普罗大众”，“怀疑乃至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给人民大众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加以恶毒攻击和反对，说明他们骨子里是主张“精英民主”即精英专政，反对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民主专政的。

      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威胁道：“不管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第37页）这是公开煽动要用和平演变或暴力两种手段，推翻人民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列宁之所以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毛主席之所以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民主专政，道理就在于，离开了它，政权马上就会被敌对阶级夺回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即就会丧失。戈尔巴乔夫搞的民主社会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导致了党垮台、国解体，就是明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连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都不懂的庸人；把搞西方民主那一套当作进步潮流，不是十足的右倾幼稚病，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用假共产党甚至公开煽动用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来否定、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许耀桐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党退出国家政权机构的体制。具体地说，就是撤销政权系统中的党组织。”（《经济与社会观察》2006年第2期）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党说了算，这个问题我是反对的”（李锐，《德国之声》2006年9月9日）。

      “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应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茅于轼，《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

      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去年3月4日的“新西山会议”上，不仅大讲共产党非法，胡锦涛的职务非法，必须实行多党制，而且突出强调要实行“军队国家化”。可见他们很明白，我们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中国戈派”夺取政权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他们为了否定和取代共产党的领导，特别重视改变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这个关键问题。

      流亡美国的自由化分子胡平在《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中说：“民主就意味着政党轮替，民主就意味着领导权的开放竞争”。“中共一方面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又把民主的公认定义和标准撇在一旁而自己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定义和标准，这实际上是否认民主的普适性，也就是否认民主本身。”胡平的上述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集中为一点，就是以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体现“民主普世价值”的唯一模式，以是否接受和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和制度模式作为判断标准，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吴敬琏在向2006年9月25日召开的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实施宪政民主制下的法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著名法学家”江平也在这个会上说：“社会主义从政治角度看应该是宪政的社会主义。”

      “新西山会议”认为，鉴于现在到了“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当务之急是“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通过“颜色革命”夺取领导权。联系贺卫方所说胡锦涛的职务非法；《中国改革》主编新望所说“现在这种反对市场反对改革的潮流，从民间到高层都有”，“如果大家要批评改革，原因在政府（广义的政府）”；张维迎所说“现在是绝不允许你犯错，你可以不改革，这就是我们的现状”（《红旗论坛》2005年1月7日）；张曙光所说“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如果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辛子陵所说“经过一次大的动乱，中共（包括半途而废的改革派和顽固不化的‘左派’）将像苏共一样退出历史舞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给中国共产党新的理念和新的生命”，不难看出，他们是在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带领人民群众掀起了“反对改革”的潮流为借口，鼓动叶利钦式的人物夺取最高领导权，从而达到否定和取代共产党领导的目的。

      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7月号发表社论，希望共产党“开党禁”，“最后和平体面地退出政治舞台”。并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真正等待的是共产党自己来掘自己的墓”。

      逃亡到美国的民运骨干王丹、王军涛等为了配合“宪政改革”，成立一个“中国宪政协进会”，并建立了网站，宗旨就是“利用各种形式，发动各种力量，制造各种条件，推进中国大陆和平开放转形为宪政民主国家”。

      他们主张“宪政改革”，即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由宪法规定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模式，一条重要理由，是这样才能遏制腐败。但事实是，苏联东欧国家实行多党制后，腐败更加严重了。俄罗斯已经多次公布民意调查，认为现在青年人的爱国心、责任感、敬业精神和道德水平，远远不能同他们的祖父一辈、父亲一辈相比。而在古巴、朝鲜、白俄罗斯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腐败现象则比实行多党制的西方国家少得多。

      2006年11月16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用了一天时间集体观看8集教育参考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观看后，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学忠谈到，苏共垮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主要出在党内。最根本的原因是，背离、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放弃了党的领导。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戈尔巴乔夫更是把宪法都修改了，否定苏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否定苏共在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最终是自取灭亡。他的话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用假马克思主义甚至公开用资本主义理论否定和取代马克思主义。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解决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实际问题上，应当休矣”（《中国改革》2006年第9期）。

      他们还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策略等。”（李锐，《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序言）

      上海“著名历史学家”朱学勤谈到，唯物史观是“人吃人史观”。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放弃了五个社会发展阶段”，体现了“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是“很大的成绩和进步”（《南都周刊》2006年10月10日）。

      “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茅于轼，《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

      “没有必要在个人生活的层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学习时报》2006年月12月18日）。

      “马克思理论的矛盾；既说资产阶级好，又要消灭资产阶级”。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能丢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就错了”（辛子陵，《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第1页）

      过去“指责人家（指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当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还当作神物供养着？当作旗帜高举着？”（谢韬，《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还有一些人，采取更隐蔽的手法宣传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是全世界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正是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之一，就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是一直把自由、公正、相助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争取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国际运动的。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之类价值观念，是反映资本主义买卖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概念。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时取得的成就。正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为了通过民主社会主义使苏联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便把社会主义概括成这样一些价值观念：“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同时宣扬：“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转引自徐崇温同上文章）。可见他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并要为之奋斗的。这样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吗？

      事实上，不同社会里有不同含义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没有一种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统一的价值观。即使在同一个社会里，不同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也会赋予这些概念以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内涵。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抽象的、全人类共同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网络上报道，胡总书记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和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一些媒体也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针对这种错误，决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毛泽东旗帜》2007年3月9日）这实质上是要求我们抵制和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周新城说：“西欧有的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执政几年、几十年以后，自己也承认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很快就从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一事实说明，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它是资本主义，只不过主张对资本主义作若干改良而已；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第2页）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反对民主社会主义，说穿了就等于自我演变。

      以公有制为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伟大真理。“戈派”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违背客观事实的胡说八道。因为它带来的是国资大量流失、腐败大量增加等和平演变危险的不断增大。要说倒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过头去搞数千年前就存在的私有制，才是真正的倒退。这种倒退，只对极少数人有利而对绝大多数人有害，所以才是真正的没有出路。反对演变，拨乱反正，才有出路，才能进步。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提出一个尖锐问题：“人民的这种怀旧是倒退吗？”他说：“第三世界人民怀享有本国主权、民族独立的旧。苏东人民怀没有失业、倡导道德高尚、平等地享受物质文化福利的旧。无所不在的怀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全球倒退的铁证”。“人民的怀旧正在成为历史进步的垫脚石”（《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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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抵制、反对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于光远等人就大肆宣扬“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那一套。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则极力宣传为了发展生产力甚至为了把经济指标搞上去便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这样以物为本，以至发展到以钱为本；为了把经济搞上去而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就逐渐把发展是硬道理演变成GDP增长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成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由于一切事物都有个如何发展的问题，一切发展都要靠发展观来指导，所以这种以物为本，片面、失衡、不可持续的庸俗发展观，必然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周瑞金很清楚党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已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突出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但他却仍大讲：“‘效率优先’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同时，宣传“‘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改革不可动摇》2006年3月13日）。

      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公开批判“有人要以其他发展战略来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2005年9月19日）。

      高尚全、盛洪等人前几年便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散布，现在是处在“暖冬中的寒日”，有些人在“用发展压改革”。

      刘吉最近在《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一文中大讲，近几年“把干部群众的思想搞乱了，造成了一个20多年改革开放有问题，方向错了的社会心理状态，结果社会不是和谐了，而是引向对立；人气不是高涨，而是低沉愤懑”。“采取了一些措施关心弱势群体，使国家和民间建设的投资成本大大增加；采取许多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不能不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结构”。最近，他则更赤裸裸地狂喊：“目前的社会差距是好事。没有差距社会怎么有动力呢？”（《南方周末》2007年2月8日）

      显然，这是对根据以胡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原则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否定。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首要的就是“从一元主导走向多样和谐”（《当代中国发展新理念》第2页）。我们知道，“一元主导”，就是经济上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政治上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否定了它，就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就谈不上事业的科学发展，这当然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正确理念。

      资改观、资代观、庸俗发展观，是民主社会主义即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改革、发展、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反映，所以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必然是全面的、根本性的。

      单纯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的空气、水等环境质量不断下降，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健康和社会成本。这样一来我们的发展便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靠我们健康的、廉价的、高质量的劳动力带动了整个制造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损害了我们的健康。

      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标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包括统领改革，就是要防止把极少数权贵的利益作为改革的目的、动力、标准，而保证使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真正成为改革的目的、动力、标准。张文木教授认为：“所谓‘效益’的立场，实质上就是资本的立场、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驾驭。效率脱离了公平，资本脱离了人民驾驭，中国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乌有之乡》2007年3月8日）为什么这几年一些群众对某些改革措施有意见呢？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一些同志在对“涉及到群众利益的改革”和“涉及到权贵利益的改革”的态度上“落差”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改革在怎么对待“群众利益”和“权贵利益”这个问题上，必须真正地体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注意体现在对“权贵既得利益体制改革”的攻坚上。

      一个改革措施导致的同一结果，对于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检验标准）来说，成功与否是有截然不同的结论的。就教育改革是否成功来说，出现今天这种结果（作为发展中国家中人均收入中等偏低水平的中国，大学生学费却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得多），如果抛开目的来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也说不清。教育部的一位高官在为教育产业化改革辩护时说：“没钱就不要读清华北大”。这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国家的全民教育方针引向精英教育路线，让有钱的人接受教育，继续成为强势集团成员；没钱的人就只能永远做“弱势集团分子”。这样联系目的看实践，就看出问题来了。

      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往往以权力作资本，以个人利益为导向，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参与改革、改造改革。这在农村被称为搞“干部资本主义”，在城市则被称为搞“权贵资本主义”。前面提到的深圳一些老领导在看完《居安思危》后还说：“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可是有些政府官员是一门心思地站到资本家一边，并且振振有词。有些官员就是让那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边成了第三等人，没有权益。普遍的问题是根本就不跟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他们对此竟不管不问。”这样下去，怎能不使改革变质呢？“真正犯众怒的是，‘精英’们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为自己牟取暴利。好比你到医院做阑尾，后来却发现医生竟然乘机偷偷割了你的肾拿去卖发了大财，那你愤慨不愤慨？如果你的这种愤慨被说成是‘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自己没本事却敌视成功的人’，那你会作何感想？”（黎阳，《乌有之乡》，2007年3月11日）

      有些学者说，一些权贵在改革中不断“自我觉醒”，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多种领域，并极力按照自己的逻辑架构“新体制”。例如，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它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使“化公为私”到“化私为公”的循环进入加速阶段。近几年中，在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它的疯狂性展露无遗。与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相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出口，而对推动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1%。如此巨大的差距，说明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体制性循环障碍。

      这种体制，实质上就属于庸俗发展体制。我们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就要大力改革这种庸俗发展体制。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更在于这种体制本身是否就是造成某些社会问题的根源，能不能把这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作为改革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庸俗发展体制正是“百病之根”。不把革除这种体制作为改革的关键性环节来抓，是谈不上树立科学发展观的。

      有的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过去我们吃的是窝窝头，现在天天吃大米白面，这不证明庸俗发展观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吗？”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但问题在于，这些大米白面是怎么来的。就拿借债来说，前些年引进外资5500多亿美元，合人民币47000多亿元；再加上都可数以万亿计的股票、债券、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质上“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元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月12月7日）。就是说，全国男女老少每人头上都挂着一万元的债。这等于说，20年来我们每天吃的大米白面都是借来的；今后10年每人每年要还1000元的债。拉丁美洲不少国家的乱子就出在债台高筑上，我们万万不可上“戈派”的当，盲目大量借债，寅吃卯粮，“断子孙路”。否则，是后患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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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促使腐败现象不断增多

      其一，他们公开宣扬“腐败次优论”，以使腐败现象不断增多为手段，推进和平演变。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说，腐败“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大讲：“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张曙光认为，“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提出，要“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以上均引自《中国经济大论战》第七集，第152页）徐景安写道：“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被剥夺，只能赎买，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走向》第46页）。

      其二，他们千方百计使新中国早已消灭了的多种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周瑞金为了推动卖淫嫖娼活动，竟向上海市政协提出，要“把日益扩展的地下'性产业’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围，对其实行阳光管理”（《毛泽东旗帜网》2006年2月8日）。境外网站曾经披露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付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条诫令》，其中第一条就要求：“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而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为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鼓励他们进行性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银河，以捍卫“人权”、“自由”、“现代社会价值观”，“匡正社会道德”的名义，在各种公开场合大肆散布“性自由”观念。她宣称：“任何人都有和除了配偶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无论他是同性恋、异性恋，无论他有什么怪癖，有什么欲望，只要不伤害他人，我就为他们的权利辩护。”一些媒体也争先恐后予以推波助澜，如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就宣称，一夜情、换妻“无可非议”，因为这在西方国家“司空见惯”。

      其三，他们利用潜规则称王称霸。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规章制度、关卡禁令明明不起作用，官员们却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对卖淫现象，这是公开的秘密，你说管吧，总也管不住；你说不管吧，有时也抓一抓。这就形成了法制以外的潜规则，若明若暗，似有似无，其中奥妙，深不可测。这必然使腐败现象反不胜反。

      其四，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明或暗地极力阻挠反腐斗争。正如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所说：“导致腐败的主要根源来自党内和政府内部已经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拥有各种利益和影响力的各类利益集团，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员或集团已经蜕变成如同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他们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也成为阻碍改革和反腐败的最大的阻力。” （转引自《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第275页）由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而他们的影响，成为腐败现象不断增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提出：“应击破贪官、无良学者和奸商组成的铁三角”（《毛泽东旗帜网》，2007年2月3日），认为他们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导致产生宏观调控措施不能完全见效和腐败问题积重难返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可见，不排除这些阻力，反腐斗争便无从谈起。

      其五，他们单纯、过分地强调制度在反腐败中的作用，故意掩盖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腐败现象不断增多的决定性作用。著名西方人士马基雅维利指出，如果存在腐败，任何法律都会失去意义。也就是说，如果缺乏社会道德，法律的作用就会大大受到限制。这话是有道理的。制度当然重要，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些年出台的反腐倡廉规章制度、党纪国法，可以说多得数不清；处理的腐败分子也是建国以来最多的，可腐败现象为什么还在不断增多？建国的前30年，规章法律要少得多，并且那时制度所规定的权力也非常集中，用“中国戈派”的话说，是存在非常缺少制约的一种“垄断权力”。可是，只要全面、彻底地实事求是，就会承认那时的腐败现象是比较少的。所以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也说：“应该承认，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在一些部门和地方还比较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领导人。”腐败现象确实历朝历代都有，但它在现阶段的不断增多，又确实与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有关，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与一些领导干部在改革工作产生的失误有关。邓小平说的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忽视四项基本原则，甚至讲得都很少，指的就是这种失误。发展市场经济是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承认发展市场经济之后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腐败比以前严重，能说腐败现象的增多和发展市场经济无关，和改革工作无关吗？人所共知，市场经济有增强经济活力的一面，又有助长唯利是图、权钱交易的一面；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失误，更不用说必然会受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了。勿庸讳言，私有制经济，是腐败现象的重要经济根源；资产阶级的影响，是腐败现象的重要阶级根源；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泛滥，是腐败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由于腐败现象实质上是一种和平演变，而搞腐败对领导干部个人来说是一种“舒舒服服的享受”，因而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由于这条路线实质上是一种和平演变路线，它必然把使腐败不断增多作为和平演变的重要突破口，所以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路线问题。

      路线之所以具有决定作用，在于一定的路线，是一定的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纲领、方针、政策、策略的集中体现；坚持什么样的路线，集中反映了这个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实行什么体制、制度、机制，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所以，它必然决定一切。同样的制度、体制，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为什么大不相同？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在于路线是否正确。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的体制和制度时指出：“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这实质上就是讲的路线的决定作用。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就是说，真正的危险不在于腐败现象的不断增多，而在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补资本主义的课，或者说是受到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成了“中国戈派”。在苏联剧变中，虽有82%以上的平民群众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却由于占中高级干部76%的“戈派”掌握着政权，使资本主义终于得以复辟。因此，真反腐必须抓住在领导干部中真反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这个根本；真反这条路线必须以在高级领导干部中真反腐为突破口。狠抓这两条，使之相互促进，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在反自由化、反这条路线上软弱涣散，那在反腐斗争中就可能陷入腐败无能的境地。

      腐败现象给经济建设造成的损失大得惊人。胡鞍钢说：“官方统计的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民主与法制》2004年第4期）。这实质上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一个人身上剥削去1000多元。“尽管中国的工资部分（劳动力成本）极其低，但中国的物流成本并不低，大约占货品成本的30%左右，据报比西方国家还高出3倍”（《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在物流成本中，行贿受贿所占的比例，显然相当高。1978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总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到19.03%。据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第326期报道，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1999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至于腐败在促进私有化和过度市场化等经济和平演变即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的危害，更是无法估量。

      政治方面的腐败更可怕。例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全市200多个科级以上干部，出于多种原因给马德等人行贿的竟然占了绝大多数。此类现象，其他地方当然也有，甚至更严重。这说明，腐败一旦成风，便会形成一种优汰劣胜式逆向选择的体制性溃烂。它不仅是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形式，而且是一个重要标志。所以，从对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体制进行改革入手反腐败，把反腐败的实际状况作为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才能既搞好改革，又搞好反腐。

      思想上的腐败，是一种内伤，影响力更大，医治起来更难。正因为这样，他们千方百计地动摇干部群众的理想和信念。说什么：“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要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谢韬，《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摆设，一块招牌。现在官方的口号，在民间，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被当作讽刺与幽默。全民族的思想主流是信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以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讲理性的搞定哲学。”（徐景安，《中国走向》第100页）“搞定哲学”的流行，既促使思想道德不断滑坡，又表明了这类滑坡的严重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念，是共产党的党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民魂。动摇、否定它们，实质上是“换魂”。把带经济主义色彩的实用主义即“经济实用主义”搞到“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的程度，说明实用主义的是非观、荣辱观、价值观、道德观，已泛滥成灾，说明“换魂”问题已相当严重。

      无情的现实反复告诉我们，能不能反得了腐败，实质上是能不能反得了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问题。所以这不仅仅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而且是对其执政合法性的真正严峻的考验，因而直接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有权力和义务，站出来为挽救党而斗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反腐斗争中打个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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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促使两极分化日益扩大

      为了促进两极分化，他们公然反对党中央强调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重庆市委党校教授何关银针对中央领导提出的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关心弱势群体”，大讲：“有一些我们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在强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造成的贫富分化等等，这无疑于煽动穷人闹革命。”（《毛泽东旗帜网》2005年11月23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晓亮说：“不应该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总原则”（《新华文摘》2005年22期）。厉以宁则公开大造“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之类舆论（《社会科学报》2004年4月22日）。谢韬宣扬：“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来说是社会的进步。”（《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为了促进两极分化，他们公然提出要大力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说，要“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社会上最富有的剥削阶级和最贫穷的无产阶级两头是极少数。这样我们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实现了。”（《交锋》第364页）王延效的文章讲：“'如果不建立以私有财产制度为主体的产权制度，如何培育一个能够支撑起民主和法制的中产阶级？’因此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这一大方向不能动摇，对此不容有丝毫的质疑。”（《新浪财经》2004年10月11日）

      为了促进两极分化，他们公然宣扬应由工农群众承担改革的代价，甚至可以牺牲一代少女的贞节。例如被征地的农民，他们得到的补偿是很低的，全国大致有4000多万失地农民，失地的同时也失业了。再如，国有企业也有4000多万人下岗，他们的收入是降低的。这种问题主要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人收入增长得很快，一部分人是在下降，于是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为了促进两极分化，他们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吴敬琏讲：“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论就是要素分配，劳动者拿了工资，他的贡献是工资补偿的，资本利润是对资本的补偿，所以资本是谁的，利润就是谁的。”（《战略论坛》2001年10月10日）刘吉认为，私营企业主雇工“并不注定就是剥削”（《200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综述》，卫兴华、孙咏梅文）。

      可见，“戈派”是促使贫富分化的罪魁祸首。著名学者何新说：“新自由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存强灭弱意识形态正是这种社会不公正分配的意识形态辩护工具。也是'强者’生存的辩护工具”；“多数人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导致的贫困化被论证为合理竞争的必然和合理。由私有制可以导致人人富有这一虚假前提出发，引申出存强灭弱是天然合理的卑鄙结论。这就是当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实质！”（《论政治国家主义》第369页）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再加上其他原因，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程度，几乎都成为世界之最。1978年城乡差别按绝对数算，农村人和城市人人均年收入差210块钱，到了2000年发展到4020块钱，2004年差6485块钱。“中国《社会蓝皮书》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说，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而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毛泽东旗帜》2007年2月5日）。地区差距，按人均GDP算，最高的上海跟贵州之间差12倍。阶层之间的差距更大。广东的一项统计表明。1992年和2004年相比，这十几年物价涨了十几倍，农民工的工资却只增加68块钱。但是私营企业主、老板的收入则都涨了很多。国有企业里老总每年收入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几千万元，工人那里还是千把块钱。基尼系数2004年是0.458，中国人民大学有份研究报告称已超过了0.5。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8日报道，我国“0.4%的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通常是5%的家庭占有50%-60%的财富。中国已成为财富最为集中的国家之一”。连徐景安也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演变成以权力为核心的权贵们先富起来，而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则从GDP的增长中，分不到多少好处。”（《中国走向》第18页）“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的6%，达1万多亿元。”（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2页）“中国GDP连续多年保持惊人增速,但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地下降。今天，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仅20%至22%，为全球最低！不仅仅低于发达国家的50%至60%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40%至50%的水平”（《搜狐网论坛》2007年2月6日）。

      当前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股市。这个黑洞中流失的国有资产，被股市大庄家金融豪客转移而吞没的人民财产，要以万亿计。

      知名学者邵道生在分析产生两极分化的原因时指出：“中国当今的两极分化为什么那么历害？中国的描述财富差距'集中度’的基尼系数为什么超过世界的警戒线？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商人的暴富速度实在太超常规了”。“当权力处于'失控’、'失去制约’、'失去监督’的条件下，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却为腐败、'权力资本腐败’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新华网》，2007年1月30日）。

      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炳炎在分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时指出：“造成收入差距偏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受利益独享观念的影响，一种新的资本权威建立了起来，无视分享利益所应发挥的作用”。“产权制度下的决策机制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就表现为需求方尽其可能地压低工人的工资。同时，在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客观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均衡点就被限定在劳动力价值线上，这决定了劳动者的工资被压到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水平。此外，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的谈判力量严重不对称，一方面，不仅分散的劳动者个体处于弱势状态，而且劳动者整体也处于弱势地位；而另一方面，雇主则处于优势状态，具有垄断者的特点。这种劳动力市场谈判力量不对称的状况，致使工资率甚至低于劳动力价值。”（《乌有之乡》2006年11月28日）

      《沈晓杰博客》（2006-11-7日）认为，是“官商合谋”，造就了一批“权力资本”。他说：“正是因为开发商，才使得70－80％的普通市民买不起新房；也正是由于开发商，在垄断和占据了中国城镇90％以上的建房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却把'全民国有土地资源’变成了'只为富人盖房’的专利，而八成左右的'全民土地’的主人，却被开发商用高房价赶出了商品住房市场之外。在房地产开发企业中掌握绝对控制股权和受益权的'真正老板’——也就是开发商，全国加起来估计也就只有20万人左右。尽管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把人民的基本居住权利异化成极少数人暴富的'运作’，既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也背离了社会政体的基本宗旨（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是和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和'三个代表’的目标背道而驶。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现有的有关行政法规和相关官员的行政导向上，允许和默认开发商对全民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垄断。正是开发商在土地开发使用上的'垄断权’，正是政府相关部门对开发商这种'垄断权’的'网开一面’，在住房模式上'官商合谋’所造就的'权力资本’，才使得开发商成为当今中国'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了否定两极分化而否认剥削的客观存在，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人所共知，有资本就有剥削。中央党校教授张燕喜指出：“国内外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其中一部分属于他们可能参加的劳动收入、风险收入及必须交纳的税金，另一部分依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则属于无偿占有的带有剥削性质的收入。对这部分合法收入，在政策上将其界定为'非劳动收入’，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私营企业主除了明剥削，还有暗剥削，“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和偷税漏税等等，便属于这种剥削。不如实承认这一点，等于说资本家成亿甚至上百亿的财富，都是他们个人创造的。如搞纸业的私营企业老板张茵20多亿美元的财富，都是这个女士自己干出来的，而成千上万的工人则是不创造任何财富的“白吃饱”。这样就会得出不仅私营企业无剥削，而且三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西方资本主义、旧中国的“三座大山”都无剥削的结论；得出不是工农大众养活地主资本家，而是地主资本家养活工农大众的荒谬结论。按照这个结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便会统统失去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三座大山”则有了重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合理合法性。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绝不会容忍这样颠倒黑白、复辟倒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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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促使社会治安不断恶化

      他们为了在我国也搞戈尔巴乔夫式改革即直接导致社会不稳甚至发生内乱、内战的剧变，只许说这种改革成功，不许说失败。例如以编写《交锋》出名的马立诚、凌志军就说出了这样的话：“谁敢说俄罗斯改革失败，谁就是反对中国的改革”（《交锋》第273页）。

      他们大肆煽动突破法律规定，破坏社会秩序。《南方周末》2004年9月9日刊登冀志罡的文章说：“处于转轨期的中国，需要的正是突破和尝试。固执地坚守原有的法律规定，牺牲的将是改革大业。”胡德平等人明明知道“中国高收入者167万人，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缴税仅占个人所得税的20%”（《每日经济新闻》2005年9月1日），“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全世界是最轻的”（《环球时报》2005年8月5日）；明明知道美国《时代周刊》引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统计称，约60%的中国人相信暴发户的财富是通过非法手段攫取的，就是说，在这些人中，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相当普遍，却笼统地说追究他们捞“第一桶金”时的违法犯罪行为即所谓“原罪”，统统都是“否定改革”。（《南方周末》2006年12月3日）张维迎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的法律是不合理的，合理的东西都是不合法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红旗论坛》2005年1月7日）。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提出了“木炭论”，他说：“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可以看作一根木炭，如果你试图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问题富豪’是在有问题的环境和制度下、在一些'问题官员’配合下产生的”，因而不应当去追究。

      他们积极推动“精英民主”，破坏人民民主。吴敬琏一方面说人民民主专政不合时宜，一方面又赞扬“俄罗斯的宪政改革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旗帜文萃》2004年1月号），说明他主张的是“精英民主”。民主问题的要害，是什么人掌握民主权力，用这种权力干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保证人民群众有切实的权力。这包括管理国家、管理文化教育、管理企事业，尤其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权力。而

      “中国戈派”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恰恰是反对这种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只搞极少数人民主的。

      他们还极力通过其他方式制造不稳定因素。例如厉以宁大讲：“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动力。”张五常说：“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会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他甚至公开宣扬“盗窃无害论”，说什么人们“若不因为自私而不断地去争取利益，则自私带给社会的贡献就少了。此消彼长，可能得不偿失”。于是他问道：“盗窃何罪之有？”（转引自2004年9月29日《人民日报》程恩富文）萧依煽动说，要“追问物权法的政治涵义”，因为，“如果把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目标，就是对既有物权格局的直接而明显的威胁”。“随着物权法的出台，共产主义的信徒们将发现自己的信念在中国成为非法的。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如果物权法的出台使得共产主义成为非法，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物权法开启中国的后共产主义时代》第1页）

      由于他们极力加以推动，再加其他因素的作用，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1979到2003年，每千万人刑事案件由5.5万件增至34.1万件。群体性事件从1994年的1万多起增加到2002年的6万多起。毫无疑问，“中国戈派”是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罪魁祸首。

      追根溯源，我们就会看到，自发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在这种“丛林路径”之下，基尼系数的扩大、违法犯罪现象的增长、煤矿矿难的频发、女孩子为了生计而出卖肉体等等都是自然而然地要出现的。这就是说，“丛林路径”是各种社会不和谐现象的重要根源。

      共产党人要想搞社会主义，必须改变社会生活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让工人阶级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强化起来，形成新的“路径依赖”。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把它完成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向前推进一大步。

      南街村的道路，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正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模式。日本记者藤野彰写道：“'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是不平等，财富集中到少数特权及富裕阶层手中，农民等弱势群体不能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南街村的做法暂且不论，它的尝试开辟了一条确保村民很快过上'小康生活’的道路。”“南街村用非同一般的做法，保证了所有人都能过上一定水平的生活。从这点说实现了'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他称南街村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楷模”。（《新华网》2006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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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促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为此，他们制造了大量奇谈怪论。其中包括：

      “产权空置论”。徐景安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是因为'国有资产是无主财产’；'阿爷的钱，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不要白不要’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一种潜规则”（《中国走向》第40页）。实际上，每个平民百姓都会感觉到，免费医疗、免费读书、低物价等等，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国有资产非法流失到私人手里，国家和人民是要依法惩处和追回的，决不会“不拿白不拿”。

      “公有经济低效论”。厉以宁等人说，国企“好比一个人患了老年痴呆症，通过外因去刺激，你刺激不了它。所以，中国的改革，要搞实质性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所有制改革。”（转引自《十年文萃》第510页）然而，国家统计局1998年公布的材料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1957年为34.6%，1975年为22.7%，1990年为12.4%。而据美国《幸福》杂志1998年的材料，“世界500强企业”（其中95%为资本主义企业）1997年的利税总额只相当于总资产的1.32%。据《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7期上的材料，1989年100元销售收入所交纳的税金，国有企业为9.28元，中外合资企业为4.57元，外资企业为0.02元。

      “冰棍论”。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2005年9月20日在《新浪财经》上客观地指出：“怎么像土崩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国企在那里不垮，是一个很奇怪的事。为什么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关键就是大热天，这个大热天呆不下去了。这个大热天就是一个腐败的环境。”这种把大批国企逼上死路的环境，正是“戈派”努力促成的。

      “物归原主论”。张维迎说，私有化“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乌有之乡》2005年2月3日）为了尽快地“物归原主”，他鼓动说：“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于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主体变主导论”。“中国戈派”还宣传，国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应当像西方国家那样，大体占20%为宜。所以，必须实行“国退民进”，必须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提法，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导。实际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下的国有经济性质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根本不同的，它本质上是全体劳动人民所占有的经济。所以它一建立，劳动人民就在经济上翻了身，当家作了主人。因此在我国，国有经济质量的高低和数量的大小，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强弱的体现，而且是人民地位高低的体现、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合法性的体现。搞不好公有制经济，只靠私有制，要共产党干什么？所以，这类论点的危害性特别大。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数十万个国企被以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卖给甚至白白送给了极少数人。“时至今日，90%以上的中小型国有企业，60%以上的大型国有企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被拍卖。其中，最典型、最严重的，当数山东鲁能改制案；几个能量巨大的人用38亿元收购了738亿资产的山东鲁能！”（杨帆、左大培、韩德强、张宏良，《乌有之乡》，2007年3月5日）结果，“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主人公论坛》2005年9月9日），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并导致数千万吃着窝窝头、勒紧裤腰带大干苦干，为人民共和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工人下岗失业，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这无疑是最大的分配不公，是建国以来广大工人受到的最大损失。

      胡鞍钢说：“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的最大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到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当实际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时，就形成了所谓'奥肯损失’”。“1997年因下岗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5.6%，2000年达到7.4%”（《强国论坛》2005年6月3日）。这导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损失，当然还要严重得多。

      更让稍有良知的人心灵不能不震撼的是，这些事情都是他们在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险恶用心，一是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打散工人阶级的骨干力量（用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刘实的话说，是不仅使工人阶级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而且处于分散化状态），三是通过变相私分国有资产来贿赂国企老总，以换取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支持，四是证明共产党没有能力搞好公有制，因而应当下台，由代表私有制经济的资产阶级政党执政，五是以此为根据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合理性，动摇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进而“换魂”的情况下干成的；并且是在“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国有资产受法律保护”，“制度最靠得住”等等天天大讲这些“大道理”的情况下下干成的。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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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促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

      全国8000个左右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功实践，证明集体化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是推动农村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由之路。规模过小而且极其分散的个体经营，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已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障碍。因此，适当加强对发展集体经济的引导，逐步实现“第二次飞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正如河南省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所说：“不讲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建设不起来”（《经济观察报》2006年8月16日）。

      但“中国戈派”却大肆宣扬土地私有化，妄图使农民长期陷入不但生产规模小而且经营效益低的单干状态，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5年10月9日《财经时报》发表《圈地运动越演越烈，农民土地私有化势在必行》的文章说：“实行土地私有化不单是出于提高生产效率的要求，也是出于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推进中国城市化，以及让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中去的要求”。“中国越演越烈的圈地运动，恰恰是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怕产生新的地主、新的佃农和新的雇工，殊不知，在市场经济下所谓地主，大多是因为善于经营土地，才能逐渐扩大对土地的所有权。不准地主出现，便使农村地区得不到企业家精神本来可以带来的各种好处。”2005年12月19日许平中在《土地私有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一文中说：“解决中国农业出路的根本途径在于土地私有、允许买卖。”

      曾经写过《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反对土地私有化。他说：“私有化肯定不能够给农民产生增量，只能够给资本家创造增量”。“如果你允许土地私有化，允许兼并、买卖的话，那么大量的农民随时可能卖土地，比如生大病了要卖，这样他们就会变成无地农民”。“有人说土地私有化可以搞规模经营，但你说谁来搞呢？还是资本家”。“我认为真正称得上乡村建设运动的，只有毛泽东，他在这三方面都做了很多，比方说合作医疗、扫盲、九年义务教育，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多都能读高中，上大学”（2004年7月18日《中国乡村建设系列（一）李昌平采访手记》）。《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在和农民座谈时，提出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方案征求农民意见，农民的回答是土地不能私有、不能买卖，“如果国家允许农村土地私有化，很多干部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大地主，很多农民很快会成为无地游民，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农村社会拖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呢？那不是又要打地主分田地了吗？”2006年4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一篇题为《只有集体化道路才是正确方向》的文章，介绍安徽省的小岗村自1978年分田单干至2003年，人均年收人尚不足2000元。2004年10月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带着12名村里人赴山西大寨、河南南街村等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明星村参观学习。他们对照先进典型，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说：“小岗落后了。”这话是很能令人深深反思的。

      有些地方的农民说：“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这充分说明党支部发挥凝聚人心，组织群众，带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以人为本，在农村就要以农民为本；以农民为本，关键是把他们组织起来，当家作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根本的一条，是要真正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但是“中国戈派”为了破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别卖力地反对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结果，使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村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这正是造成农村社会不稳、治安恶化、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重要原因之一。

      “戈派”通过宣扬“市场万能”造成的恶性竞争，使信息较闭塞、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的农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从1985年起，居住着六、七亿左右人口的内地农村的生存处境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多级政权日益庞大的开支要由农民来承担，农村教育经费、道路建设也要农民自己出钱，有限的收入就这样被以各种名目收走了。更要命的是，1996年以后的几年，粮价下降了近一半，种一亩地竟要亏损几十元。于是农民就被陷入了“要钱不要命”的困境，只好弃田进城，到小煤矿、小金矿、鞭炮厂等地方，从事沉重而危险的劳动。知名学者汪晖说：“为什么这么多的农民工离乡背井，愿意忍受沿海地区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一旦提出这个问题，农民工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城乡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市场化过程及其特定的制度安排问题，以及市场扩张过程中的农村破产问题。”（《中国学术论坛》，2004年第8期）

      此外，他们鼓吹的“与国际接轨”，促进经济全球化，也使农民工的工资持续地相对下降，使我国成为农民工工资最低的国家之一；使低端产品在恶性竞争中的大量出口，逐渐变成国家财富流失到西方的一种形式。这种大规模的失血又导致国内再生产基础的破坏，导致经济不断萎缩，并最先影响到农村；他们鼓吹的以物为本的庸俗发展观，单纯强调经济指标的增长，甚至实质上作为考核政绩的唯一标准，致使难以创造突出政绩的农业，长期放在被忽视的地位；他们盲目引进外资，使三资企业逐步挤压民族企业尤其是中小国有企业，使之大批破产，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加重了农民工之间的恶性竞争，不仅使农民减少了收入，而且降低了社会地位；他们鼓吹的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改革导致的平民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和子女上不起学，受害最重的还是农民和下岗工人。“从1992年起，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单靠占农民土地而获得的土地差价就高达10万亿到20万亿元。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腐败干部，一大批房地产暴发户。”这把农民坑得实在太苦了。

      这样一来，便导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重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用于农村的医疗费用从1991年的20%降为2000年的10%。“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7页）。如果发生经济动乱，农民的日子将更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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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促使国家安全形势愈加严峻

      其一，他们使新中国在经济安全方面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例如徐景安说：“何止农民工缺乏'阶级觉悟’，整个中国都如此，甘当世界工厂，欢迎资本主义剥削。我们明白，中国只得一点加工费，大头被人家拿走了，但这总比没活干强。我们只能忍受资本主义的屈辱和痛苦。” 他还提出，要“由私人、外商投资经济命脉”；“就是导弹、军舰、大炮，由私人投资也不会影响国家安全”（《中国走向》第16、32页）。

      朱学勤在关于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记者访谈中说：“一部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既是统治与反抗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我认为，也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参与者，共同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

      奕忱的看法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不快，其主要原因绝对不是晚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倒是西方列强对晚清的侵略不够，以及我们近代历届政府对西方列强随其侵略得逞而移植到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先进制度学习不够而造成的”（《和讯网》2006年12月15日）。

      在这类甘心情愿受国际垄断资本剥削，奴颜婢膝作西方国家殖民地，甚至堕落到欢迎洋鬼子侵略的舆论影响下，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所说，就中国已开放的产业而言，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报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前些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成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了。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总经理宗庆后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近年来，外资并购目标指向国内行业排名前三位企业，并控制这些龙头、骨干企业，已经导致许多重要行业和龙头企业被其控制。这些外资利用其控股地位，说撤就撤，直接威胁到相关行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6日）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指出：“对照一下我国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一些地方“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3页）美国“经济杀手”柏金斯在书中写道，在接受工作任务时，他的主管对他坦白地说：“你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去鼓励世界各国的领袖加入一个与美国商业利益相关联的庞大体系。这些领袖最终会因为经不住诱惑而使他们的国家陷入债务的泥沼。这时我们就能保证他们对我们的忠心。在我们需要他们时，他们所表现的忠心便可以满足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对这些领导人来说，他们会因为由他们经手盖起来的工业园区、发电厂、飞机场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这些大规模的建设会使美国的工程和建筑公司的财源滚滚而来。”（《主人公论坛》，2007年3月17日）

      东南亚模式的影子在中国经济中已越来越明显。国家发改委的王少广说：“东南亚的'对内依赖房地产、对外依赖外资’的发展道路，是快速致富的模式”；“这种经济增长建立在财富增长而非竞争力增长的模式，是十分危险的”（《北京晨报》，2007年3月12日）。

      “假外资”带来的风险在不断增加。近年来，借道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国际避税岛设立壳公司，再将境内企业资产注入壳公司，进一步寻求海外上市，成为国内私营企业的一种风潮。资料显示，中国引进的外资中，这种“假外资”已经占到了1/3强，且由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迅速蔓延、扩散。它不仅造成招商引资的虚假繁荣，而且“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安全风险，增加了资金的交易成本和运作成本，一旦运行环节断裂，便可能形成资金风险和债务链”（赵静，《人民政协报》，2007年2月12日）。

      金融突击和掠取已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主要形态。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来自西方金融资本势力。“仅2006年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10家银行的购并、转让和上市，就导致10000亿金融资产流入外资金融机构的腰包。目前，外资金融机构仍在以相当于市场价格十分之一的惊人低价收购各地银行股份。这等于是把中资金融机构和一般散户的资金用行政力量拨给了外资金融机构！”（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张宏良，《乌有之乡》2007年3月3日）在这方面稍有忽视，就会跌入陷阱。股市大庄家钓到穷人散户的钱，由于在实业领域里投资得不到很高的回报，使一些钱退出投资转入消费，大部分钱仍然放在股市中翻滚，所以它容易形成最大、最危险的泡沫。一旦破灭，后果不堪设想。

      一些同志不同意说中国的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他们问道，难道目前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吗？青年经济学家韩德强认为：“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安全到了最危险的时期，这两者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正如一辆快散架的、刹车失灵的破车遇到下坡地形高速下冲时，谁会觉得安全？中国经济是不是快散架的？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差距、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外资企业不断扩张，内资企业日益萎缩、日益成为外资企业的附属物，资源和利润流向国外。失业率居高不下，与经济增长极不相称。大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和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数量过剩而质量不足。财政、金融体系腐败大案、要案、窝案频繁爆发，经济血液循环系统失血过多，流动不畅。这些是不是中国经济大车快散架的迹象？中国经济是不是刹车系统失灵？以前有人称，中国经济就像是一辆自行车，只能蹬，不能停。果如此说，则刹车系统失灵无疑。事实上，中央对房地产泡沫屡次进行宏观调控，但每次都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大利益集团化解，中央对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屡次进行调控，也是成绩不佳，产能严重过剩已成定局。这不是刹车系统失灵吗？那为什么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呢？这是因为遇到了下坡地形。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过剩，而中国的劳动力不但过剩，且价格低廉，缺乏罢工权等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又加上中国社会强控制下的稳定，这就是中国经济遇到的世界性下坡地形。下坡地形的尽头，是全世界制造业的岗位都转移到中国。然而，这显然会造成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抵制中国产品，使中国冲下坡的高速经济列车撞到内需不振、外需萎缩的巨大冰山。在我看来，内忧外患相互增强，造成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大震荡的危险已经近在眼前。对于一些短视的人来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现在没出大问题，经济就是安全的。但这样的人其实只是用一己、一时之限推论国家经济整体的安全，实在是'夏虫不可以语冰’！”（《乌有之乡》，2007年2月8日）他有这种忧患意识，是值得赞赏的。

      其二，他们使新中国在政治安全方面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北京大学的余杰在去年受到美国总统接见时对布什说：“为了民主，中国应该分裂，应该作美国的殖民地”。“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今年年初余杰在《新世纪》网站发表《布什总统的中国战略》一文，称中国“是全球范围内反民主、反自由的最后的堡垒”；鼓动布什“将中共政权这最后一个帝国式的共产主义政权也扔进历史垃圾堆”。

      李慎之竟然说出这种简直令人不敢相信的话：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跟着美国走，“给美国当孙子”（《战略与管理》第14页）。

      国家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2006年12月27日在《世界新闻报》上发表文章，宣扬“中国外交没有敌人”。茅于轼说：“世界上一切石油进口国都在争夺有限的石油资源，美国、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都在争夺，但是从来没有说会打仗。如果有的话也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节外生枝的矛盾。大家按照市场规则做，一点也不会有供应安全的问题。但我们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有不少怀疑，不敢依靠国际市场。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则可以替代市场分配呢？难道还要靠打仗吗？”（《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11月14日）还有一些人，或明或暗地宣扬这种观点。例如说什么，要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岐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等等。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实质上是不主张在国际斗争中区分敌、我、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质上是主张放弃反对敌对势力的斗争。不同文化之间不互相岐视、敌视、排斥，而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实质上是主张社会主义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妥协投降，被演变掉、融化掉。拿美国来说，它对苏联东欧就是这样演变的。并且，对一些资本主义宗教国家它也不放过。伊拉克战争的表面理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际上是美国借推行民主价值观以干预中东国家，所谓“民主安全论”是其理论基础。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价值观是其推行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三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其本质是消灭国家与文化的多样性，是让其他所有国家成为美国的第N个州。可见“中国外交没有敌人”等观念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在这类舆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股亲美、崇美、学美的狂潮。一些人如《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到美国转了一圈，便宣扬美国是“天堂”。还有一些人大讲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民主制度如何如何先进，应当照搬过来。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写道：“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南风窗》2004年10月24日）。

      相当多的中高级干部被美国哈佛大学轮训过；相当多的中高级干部子女去了美国。“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干部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多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干部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级干部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将中国经济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肢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地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那样，把中国肢解为许多小国。”（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9页）

      美国学者认为：“苏联共产党精英在把资本主义引进苏联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苏联制度是由其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中文版第4页）。可见，“戈派精英”是葬送社会主义、搞垮人民政权最危险的敌人。据说我国的极右派在“新西山会议”露出狐狸尾巴之后，便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要求，改变策略。于去年9月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的有中央编译局等30多个单位、100多位知名人士参加的大型会议，打出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国面临的政治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

      其三，他们使新中国在军事安全方面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陈水扁的台独，显然是搞得最嚣张的。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无疑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猖狂的时期。在苏联党垮台、国解体之后，美国逐步把军事进攻战略目标的重点，转移到了中国。英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指出：“对美国来说，真正压倒一切的目标——这从根本上来说决定财政预算和军事部署——是遏制中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期）美国在发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后，控制了这个世界战略制高点。在中亚一些国家驻军并建立大量军事基地之后，完成了对中国的铁桶式包围。现在它又想像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占领伊拉克那样，去侵略伊朗。前不久，美国刚刚派三个航母战斗群至波斯湾，看来，战事很有可能发生。美国也并非关心伊朗的“核事”，而是关心那个战略位置。接着，它又炮制出缅甸事件。伊朗若失，缅甸立刻会成为美国扼杀中国的新据点。关于太空非武器化的国际协议，因为美国的反对根本无法建立。而美国在破坏人类最大公益的事情上，屡屡做出双重标准的极坏的先例，致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几成废纸一张。宣扬美国价值、打着民主旗号，似乎是美国宣传上的一贯伎俩。但是，使世界各国人民上了美国当的并不是这些价值，而是美国的可以毫不脸红的说谎。为了自己专横的政治目的，美国可以抛弃一切他自己标榜的价值，打翻自己高调歌唱的一切标准，这就是美国的骗人之处。其实，美国内心奉行的并不是反恐主义，而是大国角逐的政治理念。他最终要达到的最大利益，也不是什么消灭恐怖主义，而是扼制中俄的发展势头。再加上如美国学者佩特拉斯所说，跨国公司“是主要的帝国强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延伸，是帝国嵌入中国经济的有力的前哨阵地或飞地”，以及我们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对所有外国人开放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面临的被西方列强肢解的危险，比以前各个时期都要大。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必须面对的无情现实。但是，有些人总是通过强调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长期性，来否定这种危险性。知名学者许健康强调：“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的资本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和平机遇的暂时性症状明显抬头。从侵略和肢解南斯拉夫到侵略阿富汗，再到侵略伊拉克，直至威胁入侵伊朗和朝鲜半岛核危机，以及美国宣称的'全球反恐战争’和'先发制人’战略，人们看到了局部战争间隔时间的缩短及其国际化。发展机遇的暂时性症状的明朗化发生得更迅速了。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肆虐对社会发展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有广泛的揭露和批判。近日中国股市大幅下滑给全世界股市带来的巨大冲击，证实了当前世界金融和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及其结构在多极化格局这个关键时期的脆弱性。”“在霸权衰落时期，对大国多极化格局历史走向基本趋势的判断上，如果把机遇的暂时性当成长久的东西，将犯致命的时代错误。”

      对美国近期发生经济衰退并通过多种手段包括发动战争转嫁危机的危险性，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警觉和应对措施。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长达10年繁荣的根本前提之一，就是搞垮了苏东。原苏联加东欧8国，工业总产值曾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强。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在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面前化不起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垮苏东后，原苏东国家急剧衰落，大量资金、人才和廉价原材料、技术、市场等主要被美国占据。这对推动美国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美国已无此战略空间。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加快加重美国的经济衰退。”他的文章进一步分析指出：“2000年美国科网股泡沫破裂，美国经济步入萧条。从2000年至2003年，美国13次降息，经济仍没有复苏的迹象。布什政府于2001年、2003年分别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果，工厂设备使用率重新达到80％以上，失业率从2003年第二、三季度的6．1％下降到2006年第一季度的4．7％。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极有可能已步人40到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15页）武兵指出：“美国虽然没有了苏东的“战略空间”，但不等于他不寻找新的“战略空间”。美国既然能搞垮苏联和东欧，难道就不想搞垮我国吗？答案是肯定的。不管我国怎样主动地与美国'和谐相处’，怎样地构建'战略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友好关系，其亡我之心从来也没有死过，今后也不会死。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是不能不警惕的。”（《主人公论坛》2007年3月19日）

      同时要看到，以俄罗斯“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在2007年高达50%，而在1992年仅为34%”，对“'共产主义’持肯定态度的则增加了150%以上（《参考消息》所引俄国《新闻时报》2007年2月8日报道）；拉美大批国家“左转”，“中左翼政权已占领总面积的80%”；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十来个国家正逐步形成反美大同盟；中国走上以民为本的全面科学发展之路；已经发动、即将发动的对伊拉克、阿富汗、伊朗等国的战争所表明的美国衰落迹象为标志，可以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开始展现由低潮转向伟大复兴的新曙光。这个天下大势，正使全世界更多的民众日益觉醒、日益振奋，勇敢地投入反霸反帝反殖的伟大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当然要在外交上讲和平共处，尽力争取和平发展；当然应承认我国的经济仍然落后，努力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但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必须有多种应变措施。这包括，不能单纯强调“落后就要挨打”，不能在落后的情况下便姑息养奸。我军我国，是“落后也能打赢”的。今后几十年中，我国仍然会处于落后地位，必须有“以弱胜强”的胆略和意识，必须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增强国家战略能力。张文木指出：“正如一个四肢强壮的人也会因大脑一个小小的问题在瞬间死亡一样，国家强大与否的关键不在硬件方面，而在软件方面。而其中最关键的不在软件技术而在国家战略能力。经验表明，历史上凡是打败的，都是缺乏全民整体政治意识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差别不主要在财富和技术，而在战略意识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战略能力。当时日本的国家战略意识远高于以'莫谈国事’自警的中国人”。“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并不差，但他与对手讲'新思维’，结果被里根和布什的现实主义生生将苏联整垮”（《乌有之乡》，2007年3月5日）。可见，如果谁硬是闭眼不看无情现实而一意孤行搞和平主义、投降主义，畏首畏尾，养虎遗患，那他就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一场大混乱、大内战、大分裂的空前严重的灾难，使可爱的祖国被新的八国联军肢解，成为千古罪人。

      以上所引用的言论和数字，由于会有笔误以及一些材料无法核实，所以错误在所难免。但是可以说，基本观点和基本事实是确定无疑的。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永远地站在朝鲜人民和朝鲜劳动党的一方！

顶端 Posted: 2009-03-25 20:56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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