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小段历史  3X-{2R/3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 EO o'a  
  在我的牢房门前挂着一根吊裤带。那是我的吊裤带。这是押解的标记。今天夜里他们就要把我押送到帝国法庭去听候判决了……事情就是这样，在我生命的边缘上，时光正在贪婪地啃嚼着最后的几口。在庞克拉茨监狱度过的四百一十一天快得不可思议。还剩下多少天呢？我将在什么地方度过这些日子呢？又将怎样度过呢？ u):%5F/  
　　在这些日子里，我将很难再有写作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最后的叙述了。对于这一小段历史，我显然是最后一个活的见证。 JqV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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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一年二月，捷克 共 产 党 的全部中央委员，以及准备万一出事时接替他们的领导人，全部被捕了。党为什么会遭到这样严重的打击，现在还没有得到准确的证据。关于这件事，有一天盖世太保的头头们在受审时也许会供出来的。我也像佩切克宫的杂役一样，想仔细弄明白这事的真相，但是白费工夫。当然这事少不了有奸细的破坏，但多半是由于不谨慎。两年来地下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些同志的警惕性多少有些放松。地下组织扩大了，经常有新同志参加到工作中来，有些人本来应该暂时作为候补人员在一边等待一下的。机构扩大了，庞大得难以控制。敌人对党中央的袭击显然蓄谋已久，在他们快要进攻苏联的时候，就向我们下手了。 mFgb_Cd  
　　开始我不知道逮捕的范围有多大。我还等着我平日的联络员，但他没有来。一个月后，我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不允许这样傻等下去。我只好独自去寻找关系，别的同志也这样做。 3oppV_^JdT  
　　我首先找到了洪扎·维斯科奇尔，他是捷克中部地区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他搜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出版《红色权利报》，党没有中央机关报是不行的。我写了一篇社论，但是我们俩又决定把全部材料（我还没有看过这些材料）印成五一节的传单，而不出版《红色权利报》，因为另外一些同志已经在别处出版了《红色权利报》，尽管印得相当简陋。 ^G'yaaLXR  
　　我们进行了几个月游击式的工作。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不能置它于死地。几百个新同志决心接替牺牲了的领导人的岗位，担负起他们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使这个组织的基础不致被瓦解或陷于瘫痪。但仍然没有中央的领导，游击式的工作中蕴藏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德寇准备进攻苏联时——我们的步调可能会不一致。 gZ`#tlA~  
　　在我所收到的几期以游击方式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我认出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的手笔。而别的一些同志也从我们出版的、可惜并不十分成功的五一节传单上，看出有可信赖的人存在。于是我们开始相互寻找。 |?;"B:0  
　　好像在密林里相互寻找一样。我们一听到声音就跟踪追去，但却从另一边传来了呼唤声。沉重的损失使得全党更加谨慎、更加警惕，如果党中央机关的两个同志要碰头，就必须通过他们双方以及其他负责联系的人所设下的试探或暗号的重重障碍。这一回就更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那“另一边”的人是谁，而他也同我一样，不知道对方是谁。 *#prSS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联系人。那就是优秀的青年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个联络员。这事也有偶然性。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我病倒了，打发丽达去请他来给我看病。他立即来到巴克斯家里，我们就在那儿把事情谈妥了。原来他就是受了委托来寻找“另一边”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那“另一边”就是我。相反地，他也像那一边所有的人一样，以为我被捕了，并且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E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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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向苏联进犯。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还同洪扎·维斯科奇尔一起印发了一份传单，阐明这次进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六月三十日，我和寻找了这么久的那个人会面了。他来到我约定的联络点，因为他已经知道将同谁会面。而我那时还不知道将同谁会面。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从敞开的窗口飘进来槐花的清香，这正是情人幽会的美妙时刻。而我们却拉下窗幔，打开了灯，互相拥抱起来。原来他就是洪扎·齐卡。 YO.`l~ v  
  原来一九四一年二月里，并不是全部中央委员都被捕了。中委之一的齐卡得以幸免。我早就认识他，并且早就爱戴他了。但只是现在，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了他。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像个慈祥的大伯，而在党的工作中却表现出坚决果断，毫不妥协，有信心，有决心。他不知道，而且也不愿知道，还有比党交给他的任务更重要的事。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他可以放弃一切。他爱人们，人们也爱他，但他从来不以无原则的宽大博取别人的爱。 ~# hE&nq  
　　只用几分钟我们就把事情商量好了。过了几天我认识了第三个新的领导成员，这就是洪扎·切尔尼，他早在五月间就同齐卡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小伙子，同群众关系很融洽。他在西班牙打过仗，大战开始后，他带着一叶被打穿了的肺，经过纳粹德国回到了祖国，还留着几分军人的气质，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一个有才干、有首创精神的人。 SxLHFN]  
　　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纯洁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这三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是相互补充的。齐卡是一个干练的组织家，认真而精细，办事严谨，不会被任何一句圆滑的话弄糊涂。他深究每一则消息，刨根问底，从多方面分析研究每一个建议，热诚却又铁面无私地监督每一项决议的执行。领导怠工和准备武装斗争的切尔尼，用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机敏而有魄力。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总能成功地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群众。而我呢，是一个宣传鼓动者，一个新闻记者，会凭自己的嗅觉工作，有点幻想家的气质，为了平衡，也兼有点批评家的气质。 1}n)J6m  
　　职务的划分与其说是分工，倒不如说是分头负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全部工作，哪儿需要就分头上哪儿去。工作是不轻的。党在二月份受到的创伤还没有复原。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有些地方的组织全部被破坏了，有的虽然保存了下来，但接不上关系。一些组织、一些工厂，甚至整个地区几个月都跟中央断了关系。在关系接上之前，我们只好依靠中央的机关报，希望它能到达他们手中来代替领导。我们没有联络点，也不能利用过去的联络点，怕有人监视着这些地方。最初我们还缺少活动经费，粮食给养也十分困难，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切恰恰出现在党已经不能只做恢复和准备工作的时期。在德寇进攻苏联的日子里，党应该直接参加战斗，组织反对占领者的后方战线，在敌后发动小规模的战斗，这不仅要靠党组织本身的力量，而且要动员起全民的力量来进行。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准备时期，党不仅对德国警察，就是对于人民，也是极其隐秘的。现在党受到创伤，它在占领者面前应该更加隐秘，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在人民面前它却应当从隐秘转向公开，应当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应该向全国人民和每一个决心为自由而战的人敞开门，同他们结成同盟，用直接的行动把那些还在犹豫的人引向斗争。  ?;ALF  
　　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初，我们初步能够这样说：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把严重破坏的组织恢复起来——我们离这个还远着呢，但是我们却有了一个组织得牢固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已经能够，至少部分地能够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务。党的活动明显地恢复了。各个工厂的怠工和罢工的次数在增加，——九月底，他们派了亨德里希来对付我们。 q_9N+-?{7  
　　第一次戒严并没有摧毁那正在增长起来的积极反抗，但是把它削弱了，党受到了新的打击。特别是布拉格地区的党组织和青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党的宝贵的干部——扬·克雷依奇、什坦茨尔、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别的许多人都牺牲了。 uJ|5Ve  
　　每次遭到打击之后，都可以看到党是多么不可摧毁。一个战士倒下了，——如果另一个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三个人站到他的岗位上去。一九四二年初，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的组织，虽然它还没有包括所有的部门，也远没有达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规模，但是它有能力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完成党的任务了。虽然我们大家都分担了这项工作，但主要应归功于洪扎·齐卡。 +,vJ7  
  关于我们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将来可以从同志们秘密保存在地下室或阁楼上的文献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W G3mQ\k  
　　我们的报纸传播得很广，不仅党内的同志读，而且党外人士也读。它大部分是在许多各自独立而相互严格隔离的秘密“印刷所”里用复印机印出来的。根据形势的需要，经常出版很快。比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同志给苏联军队的命令，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就已经传到第一批读者的手中了。印刷人员出色地工作着，如医生组，特别是“富克斯——洛伦兹”这个组，他们除了出版报纸，还出版了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情况报道。为了节省人力，其余的工作都由我亲自承担。还准备了一个万一我出事时可以代替我工作的人。在我被捕后，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L-{Y<fke  
  我们建立了极其简单的机构，这样在执行任务时，就可以尽量少用人。我们缩减了一长串的联络点，因为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经验证明，过多的联络点不但不能保护党的机构，反而会使它受到威胁。对我们个人来说，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增加了，但对于整个党，却安全得多。像二月里的那种打击就不会再重复了。 k$$S!qi#  
　　因此，在我被捕后，中央委员会只要补上一个新的成员，就可以安然地继续自己的工作。至于候补的人是谁，连我最亲近的战友都一点也不知道。 |*]X\UE  
　　洪扎·齐卡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里被捕的。这又是一次不幸的偶然机会造成的。那是在亨德里希被刺的当天晚上，占领者的全部机构都开动起来，在布拉格全城进行搜捕。他们也闯进了斯特舍肖维采的住宅，恰好齐卡那天晚上正躲在那里。他的证件齐全，显然是可以逃脱他们注意的。但他不愿连累这个善良的家庭，就试图从三楼的窗口跳下去逃走，但他摔倒了，脊椎受了致命的伤，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盖世太保对落到他们手里的这个人毫无所知。十八天以后，才在对照片的时候认出了他，于是就把这个生命垂危的人送到了佩切克宫受审。我被传去对质时，在那里同他见了最后一面。我们紧紧握手，他面带亲切的微笑对我说：“祝你健康，尤拉！” E5Snl#Gl\0  
　　这就是他们从他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句话。此后他就再也没说过一个字了。他脸上挨了几下，失去了知觉，没过几小时就死了。 ;*>QG6Fh  
　　五月二十九日我就知道他被捕的事。我们的“触须”的工作做得很好。经过他们的协助，我和他商定了今后工作的大体步骤，后来又做了些补充修改，洪扎·切尔尼也同意按这个步骤进行工作。这就是我们这届中委的最后一个决议了。 =#POMK".6  
　　洪扎·切尔尼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被捕的。这绝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于同切尔尼联系的扬·波科尔尼严重地违反了纪律。波科尔尼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场。他在被拷问几个小时后（的确是够受的，但他能期待别的什么呢？）供出了他和切尔尼碰头的联络点。这就使洪扎被跟踪上了。几天以后他便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里。 _-|yCo  
　　他们把他抓来后，立刻叫我去对质。 ~ X]"P4 u  
　　“你认识他吗？” xVHQ[I%  
　　“不认识。” ;9!yh\\   
　　我们的回答是一致的。之后他就完全拒绝开口。他的旧伤使他经不住长时间的折磨。他很快就昏厥过去了。还没等到第二次提审，他就知道了详情，于是就照着我们的决定行事。 h|c:!VN@  
　　他们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把他牢牢地禁闭起来，长时间地等待，企图用别人的新口供来逼他说话，但是没有结果。 V\k5h  
　　监狱没有能改变他。他仍然生气勃勃、快乐而勇敢，他还继续给活着的人指出生活的前景，而他自己却只有死。 +s+PnZ%0V  
　　一九四三年四月底，他们突然把他从庞克拉茨监狱押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送到哪里去。不过在这里，突然被送走的人照例是凶多吉少的。当然，也可能猜得不对。但是我想，我们俩是不会再见面了。 Zi<Sw  
　　我们对死亡有足够的估计。我们都知道：一旦落到盖世太保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在这里我们还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 np'M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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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许需要作出解释，为什么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采取与以往有所不同的做法呢。 T;:',T[G  
  七个星期以来，我只字未供。我很清楚，说什么都救不了自己，而且还可能危及狱外的同志们。沉默使我掌握主动。 ;H m-,W  
可是克列仓交代了。知识分子队伍中已经有好几个人被抓到这里来了。现在又实行了戒严。有大批人被捕，无须多长的审讯他们就会遭到屠杀。 yO$r'9?,*  
  盖世太保那儿肯定会产生联想：既然万楚拉是，那别的人为何不是呢？为什么斯·科·诺伊曼、哈拉斯、奥勃拉赫特不是呢？在我面前，这三个人都被直接称为《红色权利报》的撰稿人。他们是否会被逮捕尚在两可之间。而一旦被捕，就意味着必死无疑。另外一些人也在计划之列：奈兹瓦尔、赛弗尔特、两个维德尔、多斯塔尔，我完全不知道为何还有弗雷伊卡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应付自如的波尔。 ~$y#(YbH  
  假如我在盖世太保面前一下子道出心声，那也不会伤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我持沉默态度能保护住他们吗？我沉默不语还能是积极主动的吗？这是否有些消极了？ 5H'b4Cyi`  
  对此问题我必须做出回答。我自己找到了答案。我并非一个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留心也不明白自己在同谁打交道的人。七个星期以来，我在盖世太保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看透了这里的那些握有万般权势的人，深知他们的手法，了解他们的水平。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在此也有参加战斗的机会，是用一种与外面完全不同的斗争手段，但其目的和意义是同样的。而继续沉默则意味着放弃斗争的时机。现在需要有所作为，以便我能够说，不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是需要开始演一出高妙的戏剧了。不是为了自己——为自己准会惨败的——而是为了他人。 HonAK  
    他们一直期待从我这儿获得轰动的事情。那我就奉献给他们嘛。他们不是对我的交代寄予很大的希望吗，那我就来“交代”好啦。至于怎样交代的，你们会在我交代的档案材料中找到。 $ sA~p_]  
  结果甚至比我预料的要好。我把他们的视线完全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了。他们忘记了诺伊曼、哈拉斯、奥勃拉赫特们，他们没再打扰捷克知识分子的安宁。我还达到了这一目的：使被捕的博日娜·布尔帕诺娃和因德日赫·埃尔布尔获释，他们的证词可为我作证。不仅仅是这些。我还取得了信任，并继续干下去。好几个月来他们都忙于追捕幻影，这个幻影像所有的幻影那样比现实要大，比现实更具诱惑力。而现实是，外面暂可进行工作，壮大自己，以使现实能超越一切幻影。后来我还直接干预了一些落到这里的案子，而这些干预“不是未留后果”的。这就是我作为佩茨克宫的一名“打杂者”诚心完成的唯一工作。 Ru9pb~K  
    这样一来，推迟了我的死亡，赢得了也许对我有所帮助的时间，这种奖赏是我未曾考虑过的。 eSvc/CU
 
  一年来我同他们一起写下了这出戏剧，并使自己担当了剧中的主要角色。有时演得滑稽可笑，有时令人筋疲力尽，但始终使人绷紧心弦。每一出戏都要结束。每出戏都有它的高潮，有它的转折和收尾。帷幕落下。鼓掌。观众们，回家睡觉去吧！ +e\:C~2f28  
　　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我已经写不完了。我无法知道它的结局。这已经不是戏。这是生活。 2kp|zX(  
　　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r vO8.\  
　　幕已经揭开。 zal3j^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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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 A_6/umF[ZA  
　　　　　　　　　　　　　　　　　　　尤利乌斯·伏契克

现在也许需要作出解释，为什么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采取与以往有所不同的做法呢。 ',J%Mv>Yf  
七个星期以来，我只字未供。我很清楚，说什么都救不了自己，而且还可能危及狱外的同志们。沉默使我掌握主动。 -?%{A%'  
可是克列仓交代了。知识分子队伍中已经有好几个人被抓到这里来了。现在又实行了戒严。有大批人被捕，无须多长的审讯他们就会遭到屠杀。 L!+[]tB  
盖世太保那儿肯定会产生联想：既然万楚拉是，那别的人为何不是呢？为什么斯·科·诺伊曼、哈拉斯、奥勃拉赫特不是呢？在我面前，这三个人都被直接称为《红色权利报》的撰稿人。他们是否会被逮捕尚在两可之间。而一旦被捕，就意味着必死无疑。另外一些人也在计划之列：奈兹瓦尔、赛弗尔特、两个维德尔、多斯塔尔，我完全不知道为何还有弗雷伊卡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应付自如的波尔。 YVZSKU  
假如我在盖世太保面前一下子道出心声，那也不会伤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我持沉默态度能保护住他们吗？我沉默不语还能是积极主动的吗？这是否有些消极了？ 1^WA  
对此问题我必须做出回答。我自己找到了答案。我并非一个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留心也不明白自己在同谁打交道的人。七个星期以来，我在盖世太保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看透了这里的那些握有万般权势的人，深知他们的手法，了解他们的水平。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在此也有参加战斗的机会，是用一种与外面完全不同的斗争手段，但其目的和意义是同样的。而继续沉默则意味着放弃斗争的时机。现在需要有所作为，以便我能够说，不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是需要开始演一出高妙的戏剧了。不是为了自己——为自己准会惨败的——而是为了他人。 6&OonYsP  
  他们一直期待从我这儿获得轰动的事情。那我就奉献给他们嘛。他们不是对我的交代寄予很大的希望吗，那我就来“交代”好啦。至于怎样交代的，你们会在我交代的档案材料中找到。 g1hg`qBBW  
结果甚至比我预料的要好。我把他们的视线完全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了。他们忘记了诺伊曼、哈拉斯、奥勃拉赫特们，他们没再打扰捷克知识分子的安宁。我还达到了这一目的：使被捕的博日娜·布尔帕诺娃和因德日赫·埃尔布尔获释，他们的证词可为我作证。不仅仅是这些。我还取得了信任，并继续干下去。好几个月来他们都忙于追捕幻影，这个幻影像所有的幻影那样比现实要大，比现实更具诱惑力。而现实是，外面暂可进行工作，壮大自己，以使现实能超越一切幻影。后来我还直接干预了一些落到这里的案子，而这些干预“不是未留后果”的。这就是我作为佩茨克宫的一名“打杂者”诚心完成的唯一工作。 t;e]L'z@:  
  这样一来，推迟了我的死亡，赢得了也许对我有所帮助的时间，这种奖赏是我未曾考虑过的。 My6]k?;}(  
  一年来我同他们一起写下了这出戏剧，并使自己担当了剧中的主要角色。有时演得滑稽可笑，有时令人筋疲力尽，但始终使人绷紧心弦。每一出戏都要结束。每出戏都有它的高潮，有它的转折和收尾。帷幕落下。鼓掌。观众们，回家睡觉去吧！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的布拉格，尤利乌斯·伏契克为他的狱中文字《绞刑架下的报告》写上了结尾，两个月之后他的生命在德国柏林画上了句号。两年之后，这部作品的出版在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巨大反响，这股声势顺着二战结束后人们对于新生活的热情，扩展到苏联、德国、拉丁美洲，当然还有中国。然而二战胜利六十周年之后，在独立之后的捷克，伏契克和他的作品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德国卡塞尔大学的乌尔里希·施奈德博士认为：“1989/1990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渐进尾声，一些有成见的势力开始不仅仅要改变政治结构，还要拆除那些在他们看来的‘社会主义象征’。从亲右翼到极端右翼的不同作者，经常在不具备任何历史知识的情况下，就参与到对尤利乌斯·伏契克作品的攻击以及对其人格的重新定位中。”95年，中国的九年义务制语文教材取消了伏契克的报告节选。看上去，这位曾经在捷克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正随着苏联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ZZF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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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如此呢？ m|Q&Lph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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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德拉在1967年出版的《玩笑》中给出了一个超前的例子。 |$|n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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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产 党 员 路德维克在一张给其女朋友的明信片中开玩笑地写道：“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精神是冒傻气。托洛茨基万岁！”却紧接着受到一系列的政治批评，并最终被开除学籍送去劳教。在最后决定命运的集体会议上，主持人泽马内克把路德维克的明信片和伏契克的《报告》放到了一起。 D)/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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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说：‘这是一封 共 产 党 员 的信，是在绞刑架的阴影下写出来的。现在，我要给你们大家读另外一封信。’说到这儿，他把我明信片上那三句短短的、可笑的、可怕的句子——读出来。于是他又保持沉默，全大厅也沉默着。我完了，我心里很清楚。好一阵子过去了，泽马内克真是个出色的导演，特别留意不打破这沉默的时刻。终于，他要我表态。我知道我已无法挽回局面，哪怕一丝—毫。如果说，我不下十次的申辩也没有让人听进去的话，那么今天泽马内克把我的那几句话已经放到伏契克这样的人的绝对尺度之下，我的申辩还会起什么作用呢？” G.q^Z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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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劳教营回来的路德维克显然对生活的不公正充满怨气，当他听到一首用摩拉维亚民歌曲调改编的歌颂伏契克的歌时，忍不住对他旧日的好友大发牢骚： /xrq'|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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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以伏契克为题抄袭摩拉维亚风格的歌算什么东西！这不是耍弄明白人吗？一个布拉格记者！他跟摩拉维亚有什么关系？ K_lCDi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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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契克，那是我们大家的伏契克，我说，我们总也有权利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歌唱他吧？ d@>k\6%j  
On96N|  
  用我们的方式，这是你说的？可是你们用的是政治鼓动那一套，而一点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我们的方式！你想想那些词儿吧！而且，干吗要来一首关于伏契克的歌呢？莫非只有他一个人抵抗？别人没有受过刑? Z#cU#)`y1  
?w5nKpG#RI  
    不管怎么样他最有名吧！ eed\0  
\ \mO+N47i  
  说的是呢!担负宣传任务的部门在选择已故名人的时候是严格按照顺序来的。在英雄之中，他们还得找头号英雄。 )H37a  
@x-GbK?  
  说这些挖苦话有什么用？难道每个时代不是有每个时代的象征吗？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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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吧，这倒也有趣，原来他是作象征而当选的！” C"m0"O>  
*V@MAt  
    最后这句话才算是说道了点子上了。在1948年捷共掌权之后，理所应当地将伏契克作为为了新生活而牺牲了的光辉典型来宣传。广场、公路、学校、青年组织都纷纷以伏契克为名，在评判人的行为时，伏契克曾经写下的那些文字成为了一个绝对标准。在举国欢庆民族重新独立的日子里，这些显得理所当然。年轻人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爆发出一种无以伦比的激情，歌颂着本时代本民族英雄。连昆德拉自己也曾经写过一首基于《报告》的抒情长诗《最后的五月》。 ^kR^ QL$  
E*T84Jh6  
  “昆德拉自己表示，写此长诗是出于一种‘叙事的冲动’。他在伏契克和博姆这两个形象上都花费了不少功夫，深刻分析了他们的心理基础，因为这两人正好代表两个阵营，两个历史时期和历史前景。他有一个抱负，就是希望这首长诗能达到一个当代神话的水准。”（高兴，《米兰·昆德拉传》，新世界出版社） 1^H<+0  
c&I,eds  
  但显然伏契克的生平并不是神话。他首先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然后是一位 共 产 党 的记者和作家，最后才是民族英雄出现的。过分的“政治鼓动”激起了反作用，特别是在1968年苏联武装干预“布拉格之春”之后。苏联从1945年的解放者变成了现在的占领者，扮演了1938年后第三帝国在捷克的角色。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捷克的文化和思想中心明显地从东方转到了西方。虽然同属于斯拉夫民族，但俄语在这里不再受到欢迎。伏契克由于其亲苏的态度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成为了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一种标志。现在，人民民主共和国消失了，它的标志在新的当权者看来也顺其自然地需要被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超越了批判对象和批判行为本身，更多地在于对过去的选择和不能自主的命运的否定。这成为一种宣泄的方式，用否定一个确实存在的人、一个实在的政权的的方式，去否定一个广义的不那么容易把握的主义。 DRm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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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捷克斯洛伐克时期出版的一本大学教材中这样写道（[捷]巴拉伊卡、吉希、帕莱尼切克，《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简史》，星灿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B|q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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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伏契克和贝特希赫·瓦茨拉维克一样，总是毫不妥协地将他的评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面。他从苏联文学理论中获得教益，每遇一部文学作品，都要问它是怎样为社会进步服务的。……当时，伏契克按照党的路线，通过自己的评论活动，将所有进步民主作家聚集到统一的反法西斯文化战线上来，他在原则性上毫不放松，善于从这一原则意义上发现他们作品中与党所领导的斗争相结合之处。” -I$t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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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种在三十年代的进步态度激怒了一些八十年代的进步作家，从68年之后一直“在场”的作家伊凡・克里玛在1988年的《论世俗信仰的文学》中激烈地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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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ZkVL  
“大多数那些发现社会主义革命表达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希望和全体人民希望的作家，走到了忠诚的预言家行列中。……《在明天和昨天之间的土地》是本关于苏联报道的被称之令人作呕的集子。这伦虔诚的预言家兴奋地喷吐出关于新的社会公正的许多标语口号，对新的拖拉机厂、同志式关系的心醉神迷。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块由梦想转变为现实的土地上。但是关于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被送住西伯利业集中营的事实，他—无所知。” ?BWvF]p5/  
5Ret,~Vs9|  
  于是，当新捷克的首位总统哈维尔都站出来怀疑《报告》的真实性时，顺理成章地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调查的结果是：《报告》确实是伏契克本人完成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先前的反对派认为的，由捷共在战后写出来再安到一个理想的偶像身上的。但同时，出版了40年并已经被翻译到80多个国家的《报告》并不是全本。显然，这种删节和篡改的做法是为了维持一个与当局一致的英雄形象。这样的改动主要在两处：首先是伏契克讨论自己30年代被捕的原因。 o}^vREO  
$85o%siS'  
“我曾经在布拉格庞克拉茨监狱呆过一段时间，因为我曾竭力维护过苏台德地区的自治权，并清楚地认识到捷克人民政府采取的少数民族政策会给捷克人民带来什么后果。” W!Ct[t  
C5lD Hw[CX  
  苏台德对于捷克和德国来说一直是一个敏感地带。作为此地区的主要常住人口，拥有德国血统的人们在希特勒上台后，希望能够回到大德国的怀抱。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来说，作为吞并序幕的慕尼黑协定也是从苏台德地区开始的。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少数民族驱赶出苏台德地区。这种强迫性的地区人口纯洁化做法是否正确，至今讨论还在进行之中。
9jzLXym  
M3ZJt'|  
  但是对于30年代的伏契克来说，他的行为并不是投敌叛国。维护苏台德的自治权并不是让其脱离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寻求一种多民族共处的方法。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打压只能造成更大的民族之间的矛盾。他所反对的捷克政府少数民族政策，正是为了更好地让捷克与德国和平共处。对待德国方面，他反对的永远只是希特勒的纳粹政府，而不是德国和德国人，后者本身甚至也是纳粹政策的受害者。 ~3-YxCn%  
23n8,}H,  
  第二处大的删节在结尾处。布拉格广播电台在2003年纪念伏契克百年诞辰的广播节目中节选了《报告》的部分段落，并作出了这样评判： H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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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初出版了伏契克报告的完整版本。直到此时捷克的读者才获知，那个共产主义时代的英雄，其实名不符实。在他报告的结尾处，伏契克加上了如下的话，承认曾经自己曾经交代过：‘我终于认识到，在这儿也有可能进行斗争。沉默意味着浪费这些机会。是该开始危险游戏的时候了。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其他的人。我也曾经‘交代’过。至于我交代的内容，你们可以从档案里面查到。效果比我所期望的还要好。我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去了。至于借此我有可能拖延我的死期，赢得对我来说可能有帮助的时间，只不过是一件附属产品，而我没有将其计算在内。一年来我和他们演出了一幕戏剧，其中我成了主角。这出戏时而紧张刺激，时而令人疲惫，一直引人注目。’ K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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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契克承受不了盖世太保的折磨，交代了。在他报告的最后三页上，他承认了自己曾经交代过。这三页不符合共产主义殉道者形象的内容直到天鹅绒革命后才得以付梓。至今伏契克所提到的档案，即没有人提交出来也没有人找到。历史学家由此推断伏契克不仅仅与盖世太保合作，而且还交代了重要的信息，从而导致了其他一些人的被捕。”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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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显然是断章取义和不合逻辑的。单纯只听广播而不去阅读《报告》全文的听众，会从这种狭义的广播内容里得出这样的结论：伏契克为了自己而牺牲自己的同志，用他们来转移德国人的视线，从而保存自己的生命。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一段前还有这样的叙述： fdH'z:X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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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缄默不语。我很清楚，我说什么，他们也不会放过我，而且还会危及狱外的同志。只有沉默才能掌握主动。 5_tK3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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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克列仓交待了。知识分子界已有好几个人抓到这里来了。现在又实行了戒严。许多人被捕，不需要经过多长的审讯他们就会被处死。 r;6YC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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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一下子在盖世太保面前说出心里话，那也不会伤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我沉默能保护他们吗？我沉默能掌握主动吗？难道这不是有些消极吗？  /qQ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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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沉默不语就意味着放弃斗争的机会。现在需要有所作为，以便我能够说，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我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现在有必要开始演一出‘高妙的戏’了，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准会惨败的——而是为了他人。” I\4`90u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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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据“即没有人提交出来也没有人找到”档案，就推断伏契克与盖世太保合作，简直是一种“欲加之罪”了。 _ L:w;Oy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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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是这样一种宣传方式在今天的捷克作为官方的语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一个亲右翼的政府。他们一方面需要反对二战后的左翼统治时期，一方面又不能反对二战中的抵抗运动。于是对于伏契克的重新定位就成为了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布拉格广播电台最终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ThQEQ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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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故乡尤利乌斯·伏契克正慢慢地被遗忘。也许这是不对的，因为他在盖世太保监狱里写出来的报告确实值得去读。然而它太久地被错误地用于政治宣传，而不是被当作历史的证言来阅读。伏契克承认了曾经交代过、并被删节长达40年的结尾段落，将这个被光辉化的英雄变回了普通人类。对伏契克进行重新评价的呼声高涨，年轻的历史学家们得响应这呼声，去探求关于伏契克的传说。” FL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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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在是两难下的无奈选择，抵抗运动不应该被忘记，但这个抵抗运动中领袖又相当“不识时务”地选择了站在左边。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通过莫须有的罪名将英雄压制到普通人，但如果读了《报告》的全本，就会发现这个罪名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抛开其中政治化的评论，这段话还算是客观地反映了当前的状况，那就是过度宣传所带来的反面效果。但用诋毁捷克自己的民族英雄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势力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因为这些人首先是对捷克民族自己有贡献，他们代表了反抗不公正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一个不敬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总有一天会面临着真正需要英雄的时候，而到那时再后悔显然已经太迟。这些人标志了一个民族的特点、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和国外对一个民族的看法。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上，伏契克都可以算上捷克斯洛伐克对抗法西斯德国的一面旗帜。即使不谈他最后的遗作，在地下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号召性论文，也已经表示出足够的力量。 sFz4^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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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89年到现在，接近20年的时光已经匆匆流逝，在这种官方的故意遗忘气氛下，捷克的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从之前极端的政治宣传到之后不公正的抵制，历史的波纹从极大振荡到了极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总会慢慢地恢复平静和理性，客观地评价历史和个人。这个生活在东方和西方夹缝中的中欧小民族，经历了太多了曲折和艰辛。为了精神上的独立，他们需要民族英雄。为了民族的未来而奋斗一生的伏契克，无愧于成为捷克民族自己的英雄。

     好！向伟大的伏契克致敬！

       不过也太长了.........建议波总进行一下整理。

沃契克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