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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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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海军的兴衰

第一章民国海军的由来
　　
　　一近代海军的建立
　　
　　古代水上武装和清末水师近代海军的先声
　　
　　清末购舰和造船工业的兴起海军学堂的创办
　　
　　近代海军的初步形成
　　
　　二中法、中日海战
　　
　　马江之战镇海防御作战
　　
　　丰岛抗敌黄海大战
　　
　　威海卫保卫战
　　
　　三清末海军的恢复
　　
　　恢复海军困难重重清朝海军部的设立
　　
　　海军建部前后的几件大事
　　
　　　　第一章民国海军的由来
　　　　
　　一近代海军的建立
　　　　中华民国的海军起源于清末组建的近代海军，而近代海军又来自于古代的水上武装和水师。由此而一脉相承。
　　　　古代水上武装和清末水师
　　　　我们伟大的祖国，东面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有着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5000多个岛屿。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区，面积达480多万平方公里。
　　
　　早在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开始制造筏和独木舟。到了商代，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舟船。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在盟津（今河南孟津）举行了大型渡河演习。2年后，周武王召集各路诸候，率领10万大军从盟津乘船渡过黄河，灭亡了商朝。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依江傍海的吴、越、齐、楚等国先后开始制造了专用的战船，组建了最初的水上武装——舟师。公元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是我国最早的水战记载。公元前485年，吴国舟师北上，在黄海同齐国舟师交战失败而返。这是我国第一次海战的记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很重视发展造船和舟师。秦始皇多次出海巡游。徐福的船队曾东渡到达日本。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曾派遣楼船军20万人征讨广东。公元前109年，汉将杨仆率楼船军5万兵从山东浮海进攻朝鲜。公元40年，汉伏波将军指挥战船2000艘南征交趾（现越南境内）。
　　
　　三国时期，吴、蜀、魏都有一支较强的水军，以东吴实力最强，拥有战船5000艘。208年，东吴名将周瑜、鲁肃率水军3万人，在蜀国军师诸葛亮指挥水军万余人配合下，进行了著名的赤壁大战，击破曹操20万大军。
　　
　　280年，晋军将领王浚、唐彬率领水军7万由四川浮江而下，直捣东吴建邺（今南京），吴主孙皓被迫投降。
　　
　　东晋末年，孙恩等人在东海发动了大规模的海上起义。几年中，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船舶千艘，驰骋于黄海、东海、南海和长江、粤江、湘江水域，奋战到411年。
　　
　　588年，隋文帝调水陆50万大军伐陈，三路水军配合五路陆军灭亡陈朝，统—了全国。
　　
　　唐朝的水军又有了进—步发展。663年，日本出兵朝鲜半岛，并攻击唐朝军队。唐军将领刘仁轨率水军在白江口（今朝鲜锦江口）迎战日本水军，四战皆捷，焚毁日军战船400艘。
　　
　　宋朝时，指南针已用于航海，火器普遍在水战中使用。转战洞庭湖上的杨幺起义军使用的车轮战船，大的装有24对击水轮叶。1130年，南宋名将韩世忠与金国元帅宗弼在镇江焦山和黄天荡水面进行了两次大战。1161年，宋将虞允文在采石矶指挥水军大破金兵水军，以18000人的兵力挡住了40万金军的进攻。在水战中，宋军霹雳炮大显神威。接着，宋将李宝率领120艘战船、3000名水兵从平江（今苏州）出发，沿海北上，在陈家岛（今山东灵山卫附近）袭击了金国水军，大获全胜。
　　
　　元朝在灭宋战争中，逐渐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水军。元朝水军先后在襄樊、阳逻堡、丁家洲、焦山击败了南宋水军，于1276年攻陷临安。1279年，元朝水军追到厓山（今广东新会厓门附近），全歼南宋水军，南宋皇帝赵昺投海而亡，宋朝灭亡。
　　
　　元朝水军多次出海作战。1274年，元朝水陆军15000人、战船900艘东征日本，大破日军于博多。后因暴风袭击失败。元军动用战船3600艘分两路再征日本，又因飓风掀翻多数战船而还。元朝水军还远征缅甸、安南、爪哇及台湾，具备了远海作战能力。元朝水军已装备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创业时，曾多次指挥过水战，特别是在1363年进行的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亲领水军经过37天的激战，全歼陈友谅的水军，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明代水军战船种类繁多，适用于各类海区。明代战船上主要装备是火铳、“佛郎机炮”、“红夷炮”，并最早使用了水雷（即“水底龙王炮”）、鱼雷（即“水老鸦”）和两级火箭（即“火龙出水”）。
　　
　　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到达东南亚、波斯湾、红海及东非，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船队由200多艘船只组成，其中有不少战船担任护卫，船上的20000多人中，大多数为水军官兵。在抗倭战争中，杰出的战将戚继光、俞大猷等率部转战浙、闽、粤、苏、鲁数省沿海，基本平定了倭患。
　　
　　1598年，中朝两国水军在朝鲜南部露梁以西海面同日本水军进行了大规模海战，歼敌万人，击毁日船2000多艘。朝鲜水军李舜臣和明朝水军老将邓子龙英勇牺牲。
　　
　　1661年，著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率水陆大军渡海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于次年收复台湾。
　　
　　1683年，清军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大军攻打澎湖，歼灭了郑克塽的水军主力，迫使郑氏集团向清军投降，实现了台湾和大陆的统一。
　　
　　清朝自1644年定鼎中原之后，基本武装力量为八旗军和绿营军，其水师分布于江海各处。由于清朝军队靠骑兵为主打天下，所以重“骑射”而轻水师；而中国历史上从未通过从海上来的大入侵。因此，清朝建立之后，水师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后来，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人民的反抗，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水师战船也趋于小型轻捷，只用于江河沿海的巡哨捕缉。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水师最大的战船只有37米长，7米宽，炮10余门。而当时英国大战舰配有火炮100门左右。
　　
　　鸦片战争前，清朝水师官兵有50000人，舰船890多艘，但真正能出海作战的人员和战船为数很少。绿营水师在广东、福建设有水师提督；浙江、江南、湖南设有水陆兼辖提督，南澳、琼州、碣石、高州、定海、海门、温州、苏凇、福山等处设有水师总兵。提督、总兵下辖水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军官。水师营为基本战斗单为。此外，在黑龙江、吉林、旅顺口等处有八旗水师营布防。
　　
　　中国水师的落后状况令人担忧。1835年，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奏指出：“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用，军器率多残缺，并不修整，又战船率用薄板旧钉，遇击即破。”但他的警告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
　　
　　1840年6月，英国海军少将懿律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入侵中国。该舰队有战舰16艘（其中3艘为装备有74门大炮的大型军舰），蒸汽军舰4艘，运输舰船28艘。战争爆发后，英国从本土又不断增援。除去被替换回国的舰船外，到1842年8月战争结束时，侵华英军战舰达25艘，蒸汽舰船15艘，医院船、测量船、运输船共60余艘。
　　
　　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国水师官兵多次同英国海军交手，给予侵略者一定的打击。
　　
　　1839年11月3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带领20多条战船在穿鼻洋击退了英舰的挑衅。
　　
　　1840年7月5日，浙江定海水师在舟山海面迎战英舰失利，水师总兵张朝发等战死。
　　
　　1840年8月19日，广东水师在青洲海面发现英舰后，战船和岸上火炮协同射击，严惩了英军。8月31日，水师副将陈连升等驾战船驶往磨刀洋袭击英舰，获得胜利。
　　
　　1841年1月7日，英国军舰向广东大角、沙角炮台发动进攻。陈连升等数百水师将士力战强敌，因得不到增援，大部英勇牺牲，各炮台先后失守。
　　
　　1841年2月26日，英军进犯虎门。关天培亲率水师官兵奋力杀敌，直至战死，虎门陷落。
　　
　　1841年8月26日，在厦门保卫战中，福建水师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等多人在作战中殉职，厦门被敌攻占。
　　
　　1841年9月底至10月初，在定海抗英战斗中，水师定海镇总兵葛云飞与陆师总兵郑国鸿、王锡朋并肩抗敌6昼夜，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1842年6月16日，英军调集7艘战舰和6艘蒸汽舰艇猛攻吴凇口，江南水陆兼辖提督陈化成督部拼死御敌，壮烈牺胜。
　　
　　1840年7月至1842年5月间，台湾军民在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指挥下，五战皆捷，扮碎了英国舰船的侵犯。
　　
　　1856年10月23日，英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3艘军舰、10多条满载海军陆战队的划挺窜入珠江，夺取了两岸的10多个炮台，兵临广州城下。
　　
　　1857年12月中旬，法国舰队同英国舰队一起从香港出发，直逼广州城。12月28日，英法联军击败守军，占领了广州城。
　　
　　1858年5月20日，英法舰队北攻大沽炮台，守军伤亡惨重，各炮台相继失陷。
　　
　　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再次进犯大沽。这时，清军已加强了海口的防务，并由新恢复的直隶水师2000名官兵至此驻防。经一昼夜激战，敌舰4艘被击沉或击毁，6艘被击伤。英军伤亡578人，法军死伤14人。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避开大沽的清军主力，从北塘登陆，迂回攻击大沽。清军反击失利，大沽失陷。英法联军乘势攻占了天津、北京。
　　
　　
　　
　　近代海军的先声
　　
　　
　　
　　鸦片战争中的惨败，给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以第一次大冲击。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在亲身参加反侵略战争过程中，认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初步提出了近代海防思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林则徐看到英国凭借坚船利炮侵略中国，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水师。他指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魏源经过艰苦的努力，编辑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接受世界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指出“师夷长技”有三条：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建议在虎门外大角、沙角二处分别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来造船制炮，聘用外国技师，首先造战舰100艘，蒸汽舰船10艘，“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海国图志》卷2）；将广东水师近4万人，“汰其冗滥，补其精锐”，练成15000人的精悍水师。这样，就可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海国图志》卷2）。
　　
　　为了增强实战能力，林则徐主持整顿了广东水师。他派人将从美国商人处购回英国1080吨的“甘米力治”号船改成战舰，可装炮34门；购回葡萄牙3000斤大炮装在大战船上。林则徐还调集雇用各种战船，并仿造“底用铜包，蓬如洋式”的西式战船组成一支新水师，在广东抗英海战中多次出击，取得不少战果。在浙江镇海，他与兵器专家龚振麟共同研究制成了行驶方便的车轮战船，在保卫吴凇之战中发挥了作用。
　　
　　1842年，文丰上疏购菲律宾一艘“驾驶灵便、足以御敌”的战船，编入八旗军水师营。
　　
　　同年，广东人潘仕成捐资仿英、美式样兴造战船。工匠何礼贵在为外国人造船时，已掌握了造蒸汽船及各式战船的本领，曾被调到湖北造船。另一名中国人潘世荣则雇用洋匠造出了一艘火轮船。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言行，是对我国重边轻海的传统国防观念的挑战，也是对闭关自守腐朽政策的猛烈冲击，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日月中天照八荒

顶端 Posted: 2013-05-12 15:37 | [楼主]

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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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购舰和造船工业的兴起
　　
　　
　　
　　1852年冬，太平军建立了水营，在江河湖海沉重打击了清军水师。在水战中，双方都使用过蒸汽炮船助战。
　　
　　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清政府进一步感到“洋炮洋舰”的威力。1861年，太平军出兵浙江，逼近上海。当时风传，太平军正托外国人购买军舰，准备从海路北上进攻天津和北京。清朝统治者大吃一惊，立即下决心要抢在太平军前面买回“洋舰”。
　　
　　186l年6月，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表示，可从海关关税中拨款购船。得到了允诺后，赫德立即写信给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请他筹办。
　　
　　1862年2月，两广总督劳崇光奉清廷之命，在广东与赫德商定，清朝政府向英国购买中型炮舰3艘，小型炮舰4艘，连同舰上装备，共值银65万两。李泰国趁机大敲竹杠，又让清政府追加了15万两现款，才将7艘舰艇及一条供应船购齐。8艘舰船分别被李泰国命名为：中型炮舰“江苏”号（后改“镇吴”号）、“中国”号（后改“一统”号）、“北京”号（后改“金台”号）；小型炮舰“天津”号（后改“三卫”号）、“广东”号（后改“百粤”号）、“厦门”号（后改“广万”号）；快艇“遐荒”号（后改“得胜”号）；供应船“巴拉莱特”号。由此组成了所谓的“英中舰队”，曾参加过两次侵华战争的原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被李泰国聘为水师总统（舰队司令）。清政府原请为每艘大舰各招30人，小舰各招10人左右，其余舰员应由中国人充任。而李泰国擅自招募了600名官兵上舰。1863年1月，李泰国竟然“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订立了13条合同。合同规定，阿思本在任职4年内有权管辖调度所有外国洋式船只和蒸汽舰船；阿思本只执行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清末海军史料》162页）这样，阿思本指挥的就是一支由中国人出钱、英国人控制的殖民化舰队。
　　
　　这时候，清政府中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满族权贵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事实力派，都想把这支舰队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因而展开了明争暗斗。曾国藩连总统、各舰管带及600名兵勇都已选定。
　　
　　1863年9月，“阿思本舰队”驶抵中国后，李泰国声称购船费还不够，又向清政府索取了27万两，前后共用款107万两。此后，每月还需10万两的日常费用。李泰国、阿思本坚持要求清廷接受所定13条合同，并且提出在攻破天京后，平分太平天国的财物。这一下激怒了清朝官员，湘、淮军首领强烈要求清廷退舰遣人。
　　
　　11月6日，“阿思本舰队”遣散办法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李泰国、阿思本决定：英国官兵发给5个月薪俸后遣散，舰船折价出售。这样，中国共支出白银173.2万两，收回售船款106.86万两，白陪了66万多两，落得个舰银两空。
　　
　　“阿思本舰队”事件，暴露了外国侵略者妄图把持中国海军的险恶用心，使不少中国人痛感必须自己办厂造船，才能建立中国自己的海军舰队。左宗棠曾明确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于是，近代中国的造船工业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得以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先导。
　　
　　早在1861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了一个军械所制造枪炮。1862年春，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1818-1884，江苏无锡人，翻译了大量外国科技文献，在化学上尤有建树）、华衡芳（1833-1902，与徐寿同乡，在数学等方面颇有造诣）来所，于8月制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65年，他们在南京制成了我国第一艘蒸汽轮船，被命名为“黄鹄”号。该船排水量25吨，长55英尺，静水航速约6.7节，试制费8000两银。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曾国藩把托容闳购回的100多台机器添了进去，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军工厂，它以造枪炮为主，也兼造舰船。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第一艘木壳明轮兵船“恬吉”号（后又称“惠吉”号）下水。该舰载重600吨，392匹马力，长185尺，宽27.2尺，配炮9门，用银8.1万多两。1869年之后，江南制造局又先后造了木壳暗轮兵船“操江”号（640吨）、“测海”号(600吨)、“威靖”号（1000吨）、“海安”号（2800吨）、“驭远”号（2800吨）；铁甲暗轮兵船“金瓯”号（约300吨）、“保民”号（约1220吨）及7条小型船艇。
　　
　　1885年之后，由于李鸿章认为还是“在外国定造为省便”，江南制造局停止造船，只承接舰船修理业务。
　　
　　清末中国最大的造船厂是福州船政局。1866年12月23日，经左宗棠向清廷奏准，船政局在福州马尾破土动工。1869年6月，船政局所造的第一号轮船顾利下水，定名为“万年青”号。该船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150匹马力，航速10节，木壳，用银16.3万两。此后到1907年止，船政局共制造舰船40艘，总吨位4.7万余吨，占清末全国造船总数的74%。开办初期，船政局聘用了一些法国员工担任技术指导。1874年，合同期满，大部分人按期离局，仅留下3人。此时，已基本掌握各项技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造船了。
　　
　　1875年，船政学堂学生吴德章等自行设计制造的炮艇获得成功。该艇245吨，50匹马力，航速9节。1877年下水的“威远”舰已采用了铁胁木壳的新技术，达到750匹马力，超过了法国人在时船艇的马力。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巡洋舰，排水量为2200吨，马力增为2400匹，航速15节，接近国外先进水平。1888年下水的“龙威”号巡洋舰，是我国自制的第一艘钢质军舰，排水量2100吨，2400匹马力，航速14节。“龙威”舰后服役于北洋海军，改称“平远”舰。它的建成标志看我国造船技术水平进入了较高的阶段。
　　
　　除了江南、福建两处船厂外，其它一些地方也兴办了近代船厂或兼造舰船。1867年，清政府开办的天津机器局兼造过一些小船，并造过一套舟桥和一艘潜水艇。1873年经办的广州机器局在温子绍主持下，完全依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制造小型舰船达40多艘。尤其是1881年造成的“海东雄”号炮艇（当时称“蚊子船”，只有一门炮），造价仅为当时所购英国造同类炮艇价格的1/4。大沽船坞于1880年建立，主要为北洋海军修理舰船。清末时期也造过“飞凫”、“飞艇”等舰船共20余艘。旅顺船坞规模宏大，设备完善，可修理“定远”号等大型舰船。1880年开始筹办，1890年才基本完工。但它是短命的，1894年被日军占领，收回后不久1897年又被沙俄夺去，1905年后又落入日军手中。
　　
　　中国自制的舰船已不能满足海军发展的需要。于是，清政府先后向德、英、美、日等国购回舰艇85艘。这对我国的海军建设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少弊病。一些经办人员与外商勾结，以次充好，受贿贪污，阻碍了我国造船工业发展。曾国藩、沈葆桢相继去世后，海军实权为李鸿章一人独揽，他的指导思想是造船不如买船。以后，中国海军舰艇更加依赖进口，无法独立地发展。
　　
　　
　　
　　海军学堂的创办
　　
　　
　　
　　在添置舰艇的同时，沿海各地还创办了一批海军学堂，为建立近代海军造就了一批人才。在甲午战争前，海军学堂共办9所，而陆军仅办2所。
　　
　　1866年，左宗棠、沈葆桢在福州马尾创办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军事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学堂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学堂用法文教授，专门学习舰船制造，后学堂则英文讲课，初设驾驶班，后又增加了管轮班。学生所学的内容很多，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外语、军事、航海、船艺等几十门课程。学生们通过刻苦钻研，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校术，成为中国海军建设的骨干。清末，该学堂共毕业510人，近代中国海军的大部舰艇管带（舰长），许多海军学堂的教习（教师）及造船厂的技术人员，都出自船政学堂。中法马江之战中，福建海军11艘参战舰艇的管驾（舰长），有8人是船政学堂毕业生，其中5人壮烈牺牲。中日黄海大战中，10艘最初参战的军舰管带，有6人为船政学堂毕业生，邓世昌等英勇献身。
　　
　　第二个创办的海军学堂是天津水师学堂，建于1880年。设有驾驶、管轮2个专业，共毕业学生21O人。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时被焚毁。严复曾在该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总办（校长）近20年。
　　
　　广东办过2所海军学堂，即1884年开办的鱼雷学堂和1887年设置的水师学堂（初为水陆师学堂，1893年后改为水师学堂），校址在黄埔。鱼雷学堂毕业19名学生，水师学堂毕业122名学生。
　　
　　1886年，清廷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办了一所水师学堂，这是专为满族权贵子弟所设立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仅有9人到海军任职。第二届学生未能结业，因甲午战败而散去。
　　
　　1890年，中国海军办了3所学堂，即南洋海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北洋海军办的威海卫水师学堂和旅顺口鱼雷学堂。江南水师学堂设在南京仪凤门内，有驾驶、管轮、鱼雷3个专业，到1911年共有212名学生毕业。威海卫水师学堂仅收了一期30名学生，甲午战争后停办。旅顺口鱼雷学堂也只办了3期，共23人毕业，在甲午战争时停办。此外，在旅顺口还办过一个枪炮学堂，曾训练过约60名学员。
　　
　　挑选优秀青年出国深造，是培养海军人才的又一个途径。在容闳的热心筹划下，1872年至1875年，中国向美国派遣的前4批留学生共120人。其中，有17人学成后回国担任了海军将领。他们是：尚容谦、邓士聪、蔡廷干、吴应科、宋文翙、邝咏钟、曹嘉祥、吴敬荣、薛有福、杨兆楠、黄季良、邝国光、邝炳光、吴其藻、陈金揆、沈寿昌、黄祖莲。还有2人回国当了海军医官，他们是：何廷梁、曹茂祥。另外，詹天佑回国后曾在船政学堂任教习，后来成为闻名中外的铁路建筑师。在中法战争中牺牲的有杨兆楠、邝咏钟、黄季良、薛有福，在甲午战争中献身的有沈寿昌、陈金揆、黄祖莲。其他留美海军生也都为近代海军作出了贡献。而这4期留学生中，学习陆军的竟无一人。
　　
　　1875年，沈葆桢派遣船政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赴法国参观见习。之后，清廷陆续向德、法、英等国派遣留学生。到1885年，共派出了89人，约有80人学习海军和造船等专业。回国后，他们在海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甲午战争中殉国的有刘步蟾、黄建勋、林泰曾、林永升；魏瀚、陈兆翱等成为杰出的造船专家；叶祖珪、萨镇冰、李鼎新、沈寿堃、刘冠雄等人后来成为清末民初重要的海军将领；严复成为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马建忠成为著名的外交家。
　　
　　在翻译国外文献方面，近代海军也是走在前边的。江南制局用的翻译馆共出版了23类、159种、1075卷译著，其中不少是有关海军和造船方面的。译者有徐寿、华衡芳、徐建寅（徐寿之子）等。此外，许景澄在出使欧洲期间，仔细调查了各国海军情况，将19个国家的1600多艘舰船的资料（其中有240余幅图），编成了《外国师船图表》，于1885年底在柏林出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对中国人了解世界海军状况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可惜该书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近代海军的初步形成
　　
　　
　　
　　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造船购舰和海军人才的培养，组建近代海军的计划也被提了出来。最早提出创立近代海军的是丁日昌（1823-1882，广东丰顺人，历任江西万安知县，曾国藩的幕僚，苏凇太道，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和巡抚，福建巡抚和船政大臣，会办南洋海防）。他在1867年12月31日通过李鸿章转呈的《创建轮船水师条款》中提议：“创造轮船水师，分为三阃。”北洋水师驻扎在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东沿海，提督坐镇大沽；中洋水师驻扎江苏和浙江海口，提督坐镇吴凇口；南洋水师驻扎福建、广东沿海，提督坐镇厦门。每路配炮艇10艘左右担任守备，“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这是第一次提出中国海军应统—指挥、分区设防的主张，轮船水师为近代海军的最初称呼。
　　
　　建立中国近代海军真正被提到清廷的议事日程上来，与日本的侵华野心及其海军的日益强大有着密切的关系。1853年之前，日本同中国一样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海上力量很落后。1854年，在列强舰队的威逼下，日本打破了锁国状态，把发展海军放到了重要地位。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日本海军得以优先扩充。1872年明治天皇下令设置了海军省。1874年5月，日本以“牡丹社事件”（1871年11月，琉球船民66人因风漂至台湾八瑶湾（今屏东县境内），上岸后有54人被牡丹社的高山族人杀害，12人逃脱。琉球为中国属国，本与日本无关。1872年9日，日本册封琉球王为藩主后对台问罪）为借口，悍然出动“日进”、“孟春”、“筑波”号军舰，掩护10余艘轮船运送3600名陆军官兵侵入我国台湾，在射寮登陆。沈葆桢调集海陆军积极赴台备战，并加强了闽台地区的海防设施。当时，福建海军的“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6舰开赴澎湖，“福星”舰进驻台北，“济安”和“万年青”舰分别在福州、厦门待命。日本见中国有迎战准备，加上日兵水土不服，天气炎热，每天病亡10余人。于是日本向清政府勒索了50万两出兵费后，于年底撤兵。
　　
　　日本侵略台湾再次敲起了警钟，清廷内部感到“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对海防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奕訢等奏请筹议海防，并转奏了周家楣的5条建议（即练兵、备船、简器、设厂、筹饷）。建议中明确提出：“应就外海水师及各营洋枪队中，挑选精壮曾经战阵之兵勇，另立海军，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率……”11月19日，广东巡抚张兆栋，转呈了丁日昌拟的《海洋水师章程》，共有6条：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驾驶之人；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沿海地方官宜精择仁廉干练之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其中，丁日昌规划每洋设大舰6艘，炮艇10艘，半年会操一次，以裁减旧式水师的费用来养新式规艇。丁日昌特别强调，在海上争锋，“非轮船不为功也”。尽管当时顽固派极力指责办海军是“名为设防，实为撤防”，买舰造船和改进枪炮是“掷金钱于汪洋”，并以西北边防（指1865至1877年间，在英、俄等国支持下，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乘新疆内乱之际，领兵占领南、北疆的大片国土，企图将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和东南海防同时告急，朝廷经费有限为由加以反对。但清政府仍下决心建立海军，加强海防。1875年5月30日，总理衙门提出的方案经钦准实行。主要内容有：以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先购一两艘铁甲船，西北塞防由左宗棠负责办理，在磁州、台湾试用机器开采煤铁矿等。此后，近代海军在南洋和北洋开始组建，而南洋中的福建、广东不久又自立了门户。
　　
　　福建海军是组建最早的一支海军部队。清朝旧式福建水师始建于1651年，—直是清军外海水师的主力。但随着蒸汽舰艇被海军采用，它逐步走向末路。由于有船政局和船政学堂这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福建海军发展较快。1870年9月20日，福建已有船政局自制的“万年青”、“湄云”、“福星”3艘军舰及外购的“海东云”等舰，清廷任命前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这标志着福建海军的雏型已经形成。1875年，第二任统领罗大春接任时，福建海军已有自制的“扬武”号巡洋舰等13艘舰艇，外购的“靖海”号炮艇等3艘舰艇，总吨位达1.3万多吨。1879年9月，彭楚汉任第三任统领。中法战争前，福建海军已有舰船近30艘，2.2万多吨。其中，千吨以上的约占一半。
　　
　　由于其它各地舰船不足，除了在船政局订造军舰外，还多次调福建海军舰艇前往执行任务。如“湄云”号曾去奉天，“镇海”号曾到津沽，“泰安”号和“飞云”号前往山东，“伏波”号到过浙江，“永保”号和“深航”号被差遣上海，“济安”号开赴广东。中法马江之战中，福建海军在马尾的11艘舰船全部沉没，但战后仍有17艘舰船（包括打捞修复的“伏波”号等舰），千余名官兵，实力犹存。只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李鸿章等人的压制，福建海军经费拮据，才逐渐走向衰败。特别是1885年左宗棠去世后，福建海军失去最有影响的支持者，李鸿章公然肢解福建海军。1887年，为台澎防务而向德英两国购回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共4艘巡洋舰，全被调往北洋，就连福建海军仅有的一艘“福龙”号鱼雷艇及原先借用的福建海军人员，连同舰船全被纳入北洋海军名下。从此，福建海军名存实亡。
　　
　　南洋海军是组建较早的一支海上武装。清朝初年，在江浙地区就设有水师，分外海、内河两部分，由江南水陆提督兼辖。1862年，清廷又增编了长江水师，在江苏有瓜洲、狼山两镇。1875年，清政府决定从海关税和厘金中提出400万两银专拨南、北洋建设海军。但在3年中，北洋总共才收到近200万两，南洋每年实收40万两。经费严重不足，使南洋海军发展步履艰难。南洋海军的舰艇主要来自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少量购自国外。1878年，沈葆桢经朝廷批准，任命了吴安康、王金楷等16名水师将领在军舰上供职。1879年，江南提督李朝斌被任命为“外海兵轮统领，督率各省大小兵轮，定期在吴凇口会操”。1884年，南洋海军又拨归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统辖，共拥有钢质巡洋舰“南琛”、“南瑞”号，铁骨木皮巡洋舰“开济”、“澄庆”、“超武”号，木壳巡洋舰“驭远”、“登瀛洲”、“威靖”号，木壳炮舰“靖远”、“测海”号，铁壳炮舰“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金瓯”号。其中，除“金瓯”号外的4艘铁壳炮舰，是北洋用过二三年后来抵偿李鸿章截留南洋海军所订购的4艘新炮舰的。1890年8月，陈湜被委任为南洋兵轮总统。
　　
　　189l年，郭宝昌接任总统后不久，为“节饷增船之计”，南洋海军取消总统一职，军舰改由左翼长袁九皋、右翼长吴安康分别督率；当时，南洋海军仅有“南琛”、“南瑞”、“镜清”、“保民”、“开济”、“寰泰”6舰能出海作战。由于南洋海军无钱购买大型铁甲舰（沈葆桢、丁日昌多次提议都未购成），所以海上战斗力不强，只是担任海口巡防之责。南洋海军虽未参加对日作战，却因舰船老化，训练不足而自行萎缩了。
　　
　　广东海军在清末没有单独编队，一直隶属于广东水师提督。早在鸦片战争时，就开始从国外引进较先进的军舰武装广东水师。广州机器局、黄埔船局也先后建造了40多艘中小舰艇。广东海军委托福州船政局于1877年-1891年造成的“广甲”、“广乙”、“广丙”3艘巡洋舰，吨位最大也未超过1300吨。甲午战争时，3舰正在北洋会操，遂留下参战。结果2艘沉没，1艘被俘。总的看来，广东海军只是一个小舰队，经费全靠自筹，装备更新只能缓慢地进行。
　　
　　北洋海军尽管起步较晚，但却后来居上，主要原因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以“拱卫京畿”为由，利用手中政、财、军大权全力发展。1873年之前，南方各省沿海都有了一批蒸汽舰船时，北洋还没有一艘近代舰船。1873年9月，福州船政局新制造的木壳炮舰“镇海”号（572吨）调到天津后才填补了空白。1875年，李鸿章与英籍总税务司赫德订约购舰。从此，北洋大规模购舰高潮开始。起初，赫德的助手金登干包揽了购舰事务，使中国花了一些冤枉钱。1876年，首批2艘炮船（320吨）到华，被命名为“龙骧”和“虎威”号。该舰船小炮大，难以出海作战，只能在港湾里防守。次年购回的“飞霆”、“策电”2舰（440吨）也是如此。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北洋水师营务处，派留法回国的马建忠负责办理北洋海军事务。这年11月，南洋订购的4艘炮舰来华后被李鸿章截留北洋，而以已用了二三年的“龙骧”等4舰调南洋作抵偿。新到4舰被命名为“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号。这一年，李鸿章又通过赫德订购了炮舰3艘、旧式巡洋舰2艘，于1881年交付中国接收。其中1艘炮舰到广东后被命名为“海镜清”号；2艘炮舰是山东所购，被命名为“镇中”、“镇边”号，也纳入北洋编制；2艘巡洋舰被命名为“超勇”、“扬威”号。
　　
　　1879年之后，清政府就不要赫德再插手购舰了。这是因为赫德除了推销军火之外，还想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聘他为“总海防司”，进而把持中国海军大权。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得知后，上书反对任用赫德，终于使赫德美梦破产。李凤苞、徐建寅、许景澄等人先后奉命调查各国造船情况，订购了一批较先进的舰艇。
　　
　　1885年，德国制造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号及穹甲舰“济远”号来华。1887年，北洋又接回英制巡洋舰“致远”、“靖远”号和德制巡洋舰“来远”、“经远”号。此外，还向英、德两国购回10艘鱼雷艇（含铁甲舰上的附属艇）及辅助船，补充了国产的“威远”等舰，并在威海卫、旅顺修筑海军基地，实力大增。1888年9月，清廷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这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第一个经制舰队（福建、南洋、广东海军未被清廷列为“经制”之列）。
　　
　　北洋海军共有29艘船艇（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炮舰6艘，鱼雷艇1艘，练习舰3艘，运输舰1艘），计划再添大巡洋舰1艘，浅水炮舰4艘，鱼雷快舰2艘，鱼雷艇6艘，练习舰1艘，军火船1艘，测量船1艘，通信船1艘。但因为经费无着及派系争斗，使该方案搁浅。到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仅增加了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平远”号巡洋舰，调来了福建海军的“福龙”号鱼雷艇。北洋海军官兵近4000人，提督（司令）丁汝昌（1836-1895，安徽庐江人，长江水师出身。1879年到北洋海军，1880年赴英接舰，1883年任天津镇总兵）。
　　
　　在各支海军舰队发展的基础上，清廷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海军的统帅机构。早在1883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新设了海防股，它的职责是：“掌南北洋海防之事。凡长江水师、沿海炮台船厂、购制轮船枪炮弹药、创造机器电线铁路，及各乡矿务皆隶焉”（《光绪会典》卷100）。小小的海防股竟要管如此众多的事务，显然是力不从心的。1884年，由于中国海军各自为战，使法军部队乘机袭击了我东南沿海地区。惨痛的事实迫使清廷决心统一全国海军。于是，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于1885年10月在北京成立。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譞，会办大臣奕劻、李鸿章，帮办大臣曾纪泽、善庆。下设总办、帮总办、主稿等章京，并分成海疆、款项、船政、器械4股。海军衙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然而，海军衙门的大臣和章京们全是兼职，依附于八旗神机营（开始连印章也用神机营的）。而且，除李鸿章及一名帮总办章京外全为旗人，没有一名海军学校毕业生。海军衙门只起筹集海军经费和审批进口海防军械的作用，并无指挥职权。令人吃惊的是，海军衙门竟挪用大量海军经费，为西太后建造“三海”（指北京的北海、中海、南海的皇宫园林）工程（约用436.5万两）和颐和园工程（约用1200万两以上），严重阻得了海军的发展。189l年，丁汝昌提出用15万两进行舰艇大修，用60万两购置21门120毫米舰炮的计划。区区之数，就因为没有经费而被束之高阁。因此，北洋海军的火力和舰艇素质远远落后于日本海军。
二中法、中日海战
　　
　　马江之战镇海防御作战
　　
　　丰岛抗敌黄海大战
　　
　　威海卫保卫战
　　

日月中天照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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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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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法、中日海战
　　
　　
　　
　　中国近代海军在创建的过程中，曾同法国、日本的侵华舰队进行过多次海战。虽然多数作战是失利了，但却展示了中国海军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较强的战斗力。从鸦片战争中的岸防作战到海上交锋，是中国海防力量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马江之战
　　
　　
　　
　　1883年12月14日，法国侵略军大举进攻越南的山西地区，驻守该地的黑旗军、清军奋起反击，中法战争爆发。
　　
　　1884年7月中旬，法国军舰以“游历”为名侵入马江。马江位于福州东南，是闽江的一段，为福建海军的主要基地。马江下游两岸地形险峻，入海口设有长门、金牌等炮台。本是抵御外侵的理想战场。但由于清朝官吏的昏庸，竟让敌国舰队闯入马江，使海口的防御体系，失去了应有的功能。
　　
　　当时的国际法规定，外国军舰进入别国港口不得超过2艘，停泊不得超出2周。可是，法舰泊在马江达40天之久，最多时有10多艘舰艇。在此期间，3艘法舰于8月上旬前往台湾掩护陆战队攻击基隆，击毁了中国炮台，后被中国军队伏兵击败后又退回马江。1884年8月23日十三时五十六分，在准备就绪之后，利用退潮的有利时机（当时军舰以舰首系泊，法舰位于华舰下游，退潮时，法舰舰首正对着华舰舰尾，便于发挥舰首主炮威力）突然袭击了附近的福建海军舰艇。
　　
　　在马江的法舰有10艘，共1.45万吨。它们是，装甲战列舰“凯旋”号，木壳巡洋舰“窝尔它”号（法军远东舰队旗舰）、“杜居士路因”号、“维拉”号、“德斯丹”号，炮舰“野猫”号、“益士弼”号、“蝮蛇”号，鱼雷艇“45”号、“46”号。法舰有77门火炮，不少是大口径的线膛炮和速射的哈乞开斯机关炮。另外，法国巡洋舰“雷诺堡”号和情报兼运输舰“梭尼”号在闽江入海口监视航道，防止华军堵塞法军退路。海口外还有装甲战列舰“拉加利桑尼亚”号伺机接应。法国舰队司令孤拔中将担任指挥。
　　
　　泊于马江的中国舰艇是木壳巡洋舰“扬武”号（福建海军旗舰），炮舰“伏波”号、“济安”号、“飞云”号、“振威”号、“福星”号，铁壳炮艇“建胜”号、“福胜”号，共1.02万吨，仅有47门滑膛炮。福建轮船营务处统领兼“扬威”舰管驾张成负责管理各舰。此外，马江上还有旧式水师战船40多艘，但战斗力很差。总之，中法兵力对比十分悬殊。
　　
　　战幕一拉开，法舰就集中火力向华舰猛烈攻击。中国舰艇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局面，未及起锚，多数舰艇就已中弹。广大中国海军官兵仓促应战，顽强还击。
　　
　　在上游方面，“扬武”舰负伤后，仍用尾炮击中了法舰“窝尔它”号舰桥，毙敌引水员及5名水兵，但又被敌46号鱼雷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不到一分钟，“扬武”舰首先沉没。敌46号艇也被岸上清军炮火击中，引起爆炸。“福星”舰中弹后，管驾陈英急令砍断锚链，掉转舰首，开足马力，向敌舰冲去。在敌舰的围攻下，这艘仅585吨的小炮舰多处受创，水兵伤亡过半。陈英屹立望台疾呼：“此吾报国日矣！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于是，“福星”舰鼓轮又向敌舰冲去。陈英突然中弹倒下，三副王涟继续指挥。这时，敌人一枚鱼雷击中“福星”舰暗轮，军舰无法前进。舰员仍以步枪射击。突然，一发炮弹击中舰上的弹药库，军舰被炸毁，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激战中，“福胜”、“建胜”2艘炮艇也遭到敌舰炮火拦截。“建胜”管驾林森林首先阵亡，2艇督带吕翰浑身是血，但他包扎后仍然坚持指挥，随即又中弹牺牲。“福胜”在“建胜”沉没后单艇奋战，管驾叶深被弹片穿透面颊后倒下，不久又挣扎站起来率领水兵炮击敌舰，他肋部再次中弹，倒敌身亡，炮艇亦中弹沉没。“艺新”、“伏波”两舰受伤后边战边退，到上游林浦自沉。“永保”、“琛航”两舰也受伤沉没。
　　
　　在下游方面，“振威”舰被敌“凯旋”舰炮火击中，首尾起火，失去控制，随波下漂。管驾许寿山和舰员，试图冲撞敌舰“德斯丹”号与之同归于尽。但是，敌舰“维拉”号的1发炮弹在舰上爆炸。“振威”舰沉没前，仍发射了一发炮弹，击毙了敌1名军官和2名水兵。“飞云”、“济安”两舰砍锚链未断，已中弹起火。督带高腾云腿被炸断，仍在“飞云”舰上坚持作战。最后，“飞云”、“济安”舰被烈火吞没。
　　
　　中国海军的40多艘木质小战船，在激战中全被摧毁。不到半小时，战斗就结束了。
　　
　　8月24日，法舰炮击了福州船政局，炸毁了厂房、仓库及1艘在造的巡洋舰。
　　
　　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国正式宣战。法舰击毁了闽安炮台。次日，法舰从上游起逐个攻击闽江两岸炮台，摧毁了其中的大部分。到30日止，马江法国军舰全部开出闽江口，泊于马祖澳。不久，法舰又进犯台湾，于10月8日再次在台湾遭到惨败。
　　
　　在马江之战中，有5艘法舰受伤，50多人伤亡。中国海军9艘舰艇被击沉，2舰自沉，700多人殉难，福州船政局及炮台、水师也遭到严重损失。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重失败。
　　
　　
　　
　　镇海防御作战
　　
　　
　　
　　镇海防御作战又称甬江口海战。镇海位于浙江甬江口，是宁波的门户。
　　
　　中法战争爆发后，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宁绍台兵备道薛福成等人十分重视加强镇海的海防，在海口两岸添设、加固了招宝山、金鸡山等炮台，以沉船和木桩堵塞海口（仅留20丈宽水面供船出入，并备有6艘大船随时准备封口），布设了大量水雷、地雷，撤除了航标，组织渔团、民团配合军队作战。
　　
　　1885年1月18日，南洋海军总兵吴安康率舰5艘支援闽、台抗法。2月12日，南洋5舰在浙江三门湾海面遇到7艘法舰截击后北撤，航速较慢的“驭远”、“澄庆”2舰避入附近的石浦港内。2月14日，敌舰袭击石浦。“澄庆”舰被岸上炮火误伤沉没，“驭远”舰被法舰击沉。“南琛”、“南瑞”、“开济”3舰驶入镇海口内，与在此防卫的“超勇”、“元凯”2舰及水师的红单船队汇合，共同抗敌。
　　
　　2月28日，法军舰队司令孤拔率领“巴雅”号装甲战列舰等4舰追到镇海口外。3月1日，法军小艇进入海口测量水道，被清军炮火赶走。当日下午，法舰发动攻势，直扑招宝山。守军岸炮和舰炮一起开火，激战达2小时，最靠前的法舰“纽回利”号连中数弹，狼狈逃窜。后边3艘法舰也遭中国炮火拦截，无法前进，进攻失败。当夜，法军2艘小船偷袭钳口门，被哨兵击退。
　　
　　3月2日，海上大雾。吴安康带领水兵驾驶6条舢板（每条舢板上有1门炮、10支枪）在海口巡逻。2艘敌艇企图冲入海口，用鱼雷攻击华舰。恰巧遇上中国水兵，交战后，法艇退去。
　　
　　3月3日上午，法舰再次来犯。“答纳克”号敌舰逼近海口开炮，遭到招宝山炮台的有力回击，“答纳克”号中弹后狼狈而逃。
　　
　　3月5日，敌2条小船运兵企图在南岸馒头山登陆，被守军击沉。
　　
　　3月14日，法舰在海口外用猛烈炮火向各炮台攻击。由于守军事先换石为土，避免了炸石伤人。所以，未造成守军重大伤亡。
　　
　　3月20日，清军秘密地把8门野战炮推到南岸海边，出其不意地轰击敌舰，有5发炮弹击中目标。从此，敌舰不敢再靠近海口，只在远处窥视。6月29日，法舰被迫全部退走。
　　
　　镇海之战是中国近代海军配合陆军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法国舰队司令孤拔被击伤，不久在澎湖死亡。
　　
　　
　　
　　丰岛抗敌
　　
　　
　　
　　甲午战争前，日本进行了20多年的准备，特别是扩充了海军和陆军。1890年，日本海军经费占国家支出的12.37%。1893年，天皇带头节省内廷费用，并要求全体官吏拿出1/10的俸禄作为造舰费。到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巳拥有31艘军舰，24艘鱼雷艇，共5.9万多吨。
　　
　　这时的中国海军，4支舰队合起来有军舰78艘，鱼雷艇24艘，计8.4万吨。但兵力分散，多数舰艇陈旧，在航速、火力及官兵军事素质等方面，均落后于日本海军。更重要的是掌握清朝大权的慈禧太后正为自己的80寿辰用尽心机，无心抵抗日本的侵略。
　　
　　1894年初，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爆发后，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请求清廷派兵。6月4日，北洋海军“济远”、“平远”、“扬武”3舰首先进驻仁川。6月5日，日本立即成立大本营，并派出400名海军陆战队入朝。到6月底，在朝日军已有近万人，军舰8艘，大大超过了清军。7月19日，日本海军成立了战时体制的联合部队。7月23日，日军扶植朝鲜的亲日傀儡政权，唆使其驱逐清军。
　　
　　7月25日晨，中国军舰“济远”、“广乙”号完成了掩护运兵船的任务后从牙山返航，途经丰岛附近海面时，突然遭到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吉野”（旗舰）、“秋津洲”、“浪速”号3艘巡洋舰的袭击，“济远”、“广乙”舰被迫自卫，从而拉开了中日甲午海战的序幕。
　　
　　当时，中日兵力对比悬殊很大。清舰为钢、木质巡洋舰各一艘，共3300吨，舰炮29门，航速15-17节。日舰全为钢质巡洋舰，共9126吨，舰炮80门（其中120毫米以上大口径速射炮22门），航速19-23节。而且，日舰是有预谋的偷袭。
　　
　　中国水兵并未被优势之敌所吓倒，在敌猛烈炮火面前，“济远”管带方伯谦躲进了舱内，大副沈寿昌主动登上望台指挥，“济远”的炮火多次命中日舰“吉野”和“浪速”号。战斗中，望台被日舰击中，沈寿昌英勇顿牲，二副柯建章立即接替指挥。不久，柯建章也中弹倒下，舰员共阵亡13人，伤40余人，前主炮已无法射击。“济远”舰立即以尾炮边回击边向西撤退，“吉野”舰紧追不舍。当“吉野”舰追到离“济远”仅2500米时，水兵王国成、李仕茂挺身而出，用尾炮连射4发，命中“吉野”3发，“吉野”受创后转舵逃去。管带方伯谦置“高升”、“操江”2舰不顾，驾舰逃回旅顺。
　　
　　“广乙”舰仅为千吨的木质舰，火力较差，管带林国祥在命令向敌舰逼近，准备发射鱼雷时，不幸被敌“秋津洲”一炮炸毁了鱼雷管，另一炮使20余名官兵伤亡。但“广乙”舰仍坚持作战，—炮击中“浪速”舰左舷。后终因伤势过重，被迫向朝鲜西海岸撤去，在十八岛搁浅。70多名舰员将舰自毁后离开，途中被日军俘虏，具结后才被释放。
　　
　　“操江”舰发现敌情后向西退去，但其航速仅9节，不久即被日“秋律洲”舰赶上俘获。“浪速”舰追上悬挂英国旗的“高升”轮（中国雇用的英船）后，强令该船随其同行。英籍船长准备屈服，但船上千余名清军官兵表示，“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浪速”舰竟以鱼雷大炮击沉了“高升”轮，并对落水清兵进行屠杀，除250人获救外，大部分官兵遇难。
　　
　　丰岛海战后，日本海军基本控制了朝鲜以西海域，切断了牙山清军的海上补给钱。因此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
　　
　　一周后的8月1日，中日两国分别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黄海大战
　　
　　
　　
　　1894年9月16日一时，清政府雇船5艘在北洋海军的护航下，从大连启程，运送6000名援军到大东沟，准备从陆路入朝，支援平壤守军。午后，运兵船安全抵达目的地。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命令“镇中”、“镇南”号炮舰及4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入海口，“平远”、“广丙”2舰在口外下锚警戒，“定远”（旗舰）、“镇远”、“来远”、“经远”、“靖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10舰在离海口约12海里的大鹿岛附近待命。这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亲率12艘军舰从朝鲜大同江口的渔隐洞据点出发，向黄海北部搜索前进，企图寻找北洋海军决战。日本舰队以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等4艘快速巡洋舰为前导，以“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等6舰为本队跟进，另有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观战的“西京丸”号代用巡洋舰，供搜索侦察的炮舰“赤城”号随本队行动。
　　
　　9月17日上午，清军卸载完毕准备返航。“镇远”舰观察哨发现西南方向有一支舰队向北驶来，丁汝昌下令备战。
　　
　　十二时五十分，日本舰队逼近北洋舰队，在约5000米的距离时，“定远”舰主炮首先发炮射击，中日各舰大炮也一起怒吼，大战爆发。
　　
　　日军第一游击队加速左转，从北洋各舰前方横越，首先攻击北洋舰队右翼的“超勇”、“扬威”2艘弱舰，2舰先后中弹起火。“定远”舰望台被敌炮火击中后，信号索具被毁，丁汝昌负伤。虽有刘步蟾代理指挥，但后来北洋各舰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日舰“比睿”、“赤城”号被打得弹痕累累，在第一游击队舰只救援下才得以逃脱。
　　
　　在大东沟的“平远”等舰艇闻讯赶来，与日军本队各舰接战。“平远”舰炮击中了“松岛”、“严岛”等敌舰，自己也受了伤。日军本队从北洋舰队右翼绕到其背侧，与已回到北洋部队正面的第一游击队形成了对北洋舰队的夹攻之势。但中国海军仍斗志高昂，奋力拼杀。“超勇”舰身已倾斜，舰炮仍在不断射击，直至沉入黄梅，管带黄建勋等125人阵亡。“扬威”舰着火后向大鹿岛退去，中途搁浅。敌“西京丸”舰被击中后，主机失灵。“福龙”鱼雷艇连射了3枚鱼雷，皆未击中日舰，“西京丸”号乘隙逃跑。
　　
　　北洋舰队左翼的“致远”舰虽受重创，仍在艰苦地作战。当舰上弹药将用尽时，正遇敌“吉野”舰驶来，管带邓世昌下令全速前进冲撞“吉野”。“吉野”慌忙躲避，并发射1枚鱼雷击中“致远”舰，引起锅炉爆炸，军舰沉没，246名官兵殉国。“济远”舰管带方伯谦驾舰逃跑，撞沉了搁浅的“扬威”舰。“扬威”管带林履中愤而蹈海。“广甲”舰管带吴敬荣率舰逃跑，在大连湾三山岛外沉没。
　　
　　日军第一游击队未追上“济远”、“广甲”2舰，遂回头攻击“经远”舰，“经远”管带林永升临危不惧，以一抗四。忽一炮击中“经远”舰，林永升等官兵牺牲，但幸存的水兵继续向敌开炮。舰上大火越烧越猛，终于倾覆。
　　
　　这时，北洋海军只剩4艘军舰，而敌舰尚有9艘。敌以本队5舰包围“定远”、“镇远”2舰，以第一游击队攻击“来远”、“靖远”2舰。“定远”、“镇远”2舰共中弹300多发，伤亡惨重。水兵们一边灭火，一边还击。“定远”舰主炮一发炮弹击中敌旗舰“松岛”号，引起弹药爆炸，舰身倾斜，死伤百余人，顿时丧失战斗力。伊东祐亨只得转到“桥立”舰上，令各部自由行动。“来远”、“靖远”2舰与敌4舰苦战多时，受创不轻，只得退往大鹿岛后背靠沙滩面对敌舰，用前主炮射击，同时抢修机器，扑灭大火。敌舰吃水深，不敢接近，只在远处遥击。
　　
　　战至下午五时，伊东祐亨见本队各舰已精疲力竭，遂发信号令第一游击队归队。五时半，日舰汇合后向南首先退走。“靖远”、“来远”2舰修复后归队，“平远”、“广丙”等舰也折回，“靖远”舰管带主动代理信号系统被毁的“定远”舰指挥。北洋舰队军威重振，尾追日舰10余里后返回旅顺。整个海战将近五个小时。
　　
　　黄海大战中，由于中国海军方面指挥失策，舰艇陈旧，弹药不足，致使损失较大。计有5艘军舰沉没，其余军舰均受伤，官兵伤亡800多人，其中包括邓世昌等杰出将领。但是，北洋海军主力尚存，仍有相当战斗力。
　　
　　日本舰队凭着新式军舰和充足的弹药，配以众多的速射炮、较快的航速和较机动的战术，在海战中占有优势，但仍有5艘军舰被重创，伤亡300多人。日本海军聚歼中国北洋海军的企图未能实现。
　　
　　
　　
　　威海卫保卫战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北角，遥对旅顺，同为拱卫渤海的门户，是清政府花了很大代价修筑的海军基地，北洋海军提督衙门就设在威海港内的刘公岛上。
　　
　　黄海大战之后，李鸿章命令北洋海军“不得出大洋浪战”，采取了避战保舰的消极方针，使日本海军完全控制了黄海。10月24日，为了配合第一军从朝鲜渡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辽东，日本第二军在海军的掩护下于花园口登陆，进逼大连、旅顺。该地区清军人数不少，武器较好，但仅有提督徐邦道领兵数营孤军御敌，多数将领没有斗志，望风而逃。11月7日，大连失守。11月22日，旅顺陷落。清廷经营16年，费银数千万的“东方第一要塞”（旅顺口有国内最大的船坞，优良的港口和仓库，13座海岸炮台和12座陆路炮台。大连有海岸炮台5座，陆路炮台1座）被毁于一旦。日本劫获的大炮有459门，枪炮弹256万多发，其它物资更多。日本海军也移驻旅顺，将其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跳板。
　　
　　1895年1月19日．日本联合舰队21艘军舰、16艘鱼雷艇护送第二军从大连出发，于20日中午到达荣城湾。日本先遣舰“八重山”号等预先派人上岸侦察，被清军哨兵发现后逐回。于是，日舰集中火力炮击海岸，守军向西撤去。到23日止，日本陆军2万多人全部上岸。在威海卫的北洋海军未能出击，坐失战机。
　　
　　1月25日，日本第二军分2路从荣城扑向威海卫。当时，威海卫筑有陆路炮台5座，海岸炮台6座，分成南北2个炮台群，刘公岛及日岛还有炮台7座，共有炮129门，陆上守军万余人，另有海军舰船30余艘，海口布水雷240多枚，还设置了防材。
　　
　　1月30日，日军在扫清了威海卫外围的守军之后，总攻南帮炮台群。守台官兵虽有北洋舰队炮火支援，但未能抵御住日军从炮台侧后薄弱方向的进攻，各台先后失守。“来远”舰的炮火击毙了登上了摩天岭炮台的敌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为了防止日军使用海岸炮台，在炮台失陷前，丁汝昌派敢死队炸毁了一些海防大炮，军舰也用舰炮向敌军占领的炮台轰击，但未能彻底加以破环。由于绥军统领戴宗骞的逃跑，致使北帮炮台守兵溃散，日军未经激战就于2月2日占领了北帮炮台群。此后，日本陆海军集中兵力围攻北洋海军。清廷曾让北洋舰队突围或出口作战，但围日本海军严密封锁，丁汝昌无奈，只得决心坚守。
　　
　　2月3日，日军以第一游击队的4舰守住西口，其余各舰从威海卫东口轮番进攻，岸上日军也开始使用修复的大炮。北洋海军官兵经过激战，粉碎了敌舰的多次进攻。
　　
　　2月4日夜，敌改用10艘鱼雷艇前来偷袭，北洋海军警戒艇发现后立即予以还击，敌第22号艇触礁破损，第5、6号艇被击伤。5日凌晨，敌9号艇突破防材进入港内，射出的鱼雷击中了“定远”舰，“定远”舰的炮火同时也击毁了该艇。“定远”舰负伤后在附近搁浅，承担东口防御。
　　
　　2月5日白天，日舰同时向东、西口猛攻，均被击退。当夜，日军艇队再次偷袭。到次日晨，“来远”号巡洋舰、“威远”号练习舰、“宝筏”号布雷船先后中雷沉没。
　　
　　2月7日晨，日舰发动总攻，遭到刘公岛和日岛炮台以及舰炮的顽强抵抗。敌舰“松岛”、“桥立”、“吉野”、“秋津洲”、“扶桑”、“筑紫”等舰先后中弹。但日岛弹药库被敌军击毁，大炮损坏，伤亡很大，幸存的水兵奉命撤到刘公岛。激战中，“左1”号鱼雷艇管带王平等人率领10艘鱼雷艇和2条汽船从西口逃跑，敌军发现后以第一游击队追击，致使有的被击毁，有的触礁，全部覆灭。失去了小艇的配合，北洋舰队的形势更为严峻了。
　　
　　2月8日夜，敌军炸毁了东口防材，砍断了铁链。9日上午，敌舰又来进攻。丁汝昌亲领“平远”、“靖远”2舰在日岛附近阻击。“靖远”舰被岸边皂埠嘴炮台上的日军大炮击沉。
　　
　　连日鏖战，使中国海军官兵疲惫不堪，伤亡剧增。加上援兵迟迟不到，弹药和粮食得不到补充，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开始骚动。丁汝昌竭力劝说以稳定军心。当夜，丁汝昌下令将负伤的“定远”舰自爆，管带刘步蟾悲愤自尽。
　　
　　2月10日，一些士兵在外籍雇员和营务处提调午昶炳等人煽动下闹事。丁汝昌向众人表达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并命令沉船，但无人执行。
　　
　　2月11日，日军大举夹攻北洋海军，再遭败绩。这时，传来了山东巡抚李秉衡逃往莱州的消息，援兵无望。丁汝昌及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舰代理管带杨用霖等先后自尽。
　　
　　2月12日，牛昶炳伙同外籍雇员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军乞降。14日，牛昶炳向伊东祐亨缴出官兵名册并订立降约。17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耀武扬威地驶入威海卫港内，陆战队登上了刘公岛，5100多名中国海陆军官兵放下了武器。“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中”、“镇边”共10艘军舰被换上了日本海军的旭日旗，只留下被卸去大炮的“康济”号练习舰运送丁汝昌等人的灵柩及外籍人员去烟台。至此，清朝海军最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2月17日这一天，成为中国海军史上最耻辱的日子。
三清末海军的恢复
　　
　　恢复海军困难重重清朝海军部的设立
　　
　　海军建部前后的几件大事
　　
　　
　　
　　
　　
　　
　　
　　三清末海军的恢复
　　
　　
　　
　　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舰艇全部丧失，广东海军也失去了仅有的3艘巡洋舰。从此，中国海军元气大伤。1895年3月12日，清政府撤销了海军衙门。7月22日，直系总督王文韶奏请裁撤北洋海军315名军官编制。
　　
　　
　　
　　恢复海军困难重重
　　
　　
　　
　　中国海军主力覆灭后，顽固派们又跳了出来，攻击办海军招来了灾祸，主张“自安孱弱，静以待时”，并警告不要再造舰购炮了，否则会“欲御侮而适以召侮”。
　　
　　对此，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郑观应在《感世危言·海防篇》中指出：“有海军之时，尚不足以御外侮，若并此而无之，则重门洞开，内皆酣睡，有不启盗贼之心者乎”，“海禁宏开患在外侮，……外伤之来，非海军不足以御之。”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奏称：“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
　　
　　1895年6月3日，新疆巡抚陶模在提议“培养水陆军人才勉图补救”的奏折中认为：“夫沿海万里，防不胜防，必有海军数大枝，海口方能联络，各岸防军亦可酌减。”
　　
　　9月25日，钦差大臣刘坤一奏请整顿中国船政，建议舰船今后尽量自行建造，并对恢复海军提出了设想。
　　
　　1896年1月21日，直隶总督王文韶调黄遵宪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事宜。3月2日，王文韶在“统筹北洋海防翼渐扩充”的上奏中指出：“海防之利钝，总视水师之强弱。水师任战，陆军任守，奇正互用，庶应变不穷。”他建议从培养海军人才做起，“严饬各练船认真操巡，以娴兵备；俟财力稍裕，即行渐次扩充”。当时，北洋仅剩下“建靖”、“康济”号练习舰和“飞霞”、“飞鹰”号驱逐舰（刚从英国、德国购来）共4艘。为了加强北洋海防，清政府从南洋抽调了“开济”、“镜清”、“寰泰”、“南瑞”4艘巡洋舰（均在1900吨以上），及福建的“福靖”号巡洋舰（1030吨）来北洋驻防。
　　
　　7月28日，总理衙门对整顿福州船政提出的意见称：添置机器，聘请外国技术人员造舰，兴办煤铁各矿，培养海军人才，保障经费，派徐建寅来任提调。
　　
　　1898年，中国爆发了戊戌维新运动。维新变法的领导者把建立新式海陆军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要建立海军局，治铁舰练军之事。在保国会的演说中，康有为说过：“吾中国无海军，即无海境。”光绪皇帝于7月29日在给各省将军督抚的谕旨中指出：“国家讲究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8月10日，光绪皇帝又给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将军督抚下谕：“中国创建水师，历有年所。惟是制胜之道，首在得人。欲求堪任将领之才，必以学堂为根本。”要求沿海各地兴办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在变法过程中，清廷向各省筹款188万两来建造舰船。然而，西太后发动政变后，已筹到的经费多被挪用给荣禄的政变“有功”部队，仅给福州船政局留下15万两。
　　
　　尽管阻力重重，恢复海军的步伐仍在艰难地向前。1898年11月，清政府向德国订购的3艘巡洋舰来华，分别命名为“海筹”、“海容”、“海琛”号，排水量2950吨。1899年，向英国订购的2艘巡洋舰来华，被命名为“海天”、“海地”（后改“海圻”）号，排水量4300吨。不久向德国购买的4艘小型驱逐舰来华，被命名为“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排水量243吨。1902年，福州船政局也造出了859吨的驱逐舰“建威”和“建安”号，50吨的鱼雷艇“建翼”号。中国海军的实力逐步得到恢复。
　　
　　
　　
　　清朝海军部的设立
　　
　　
　　
　　1899年4月17日，清政府重新起用原北洋海军将领，任命叶祖珪为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为帮统，负责整顿北洋海军（清末时，水师、海军两词通用，但两者性质不同）。这一年2月，意大利派舰6艘来华恫吓，逼迫清政府出租三门湾为海军基地。海军将领闻讯后认为中国海军已有一定力量，“尚堪一战”。于是，清政府拒绝了意大利的最后通牒，意方无可奈何。
　　
　　1900年6月，在大沽作战中，停泊在海口内的“海容”巡洋舰及“海龙”等4艘驱逐舰被八国联军掠去。后“海容”舰被赎回，驱逐舰却被英、法、德、俄四国瓜分。与八国联军订立《辛丑条约》的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等人，建议将中国5艘最大的军舰“撤售”，表示中国无对外备战态度，免得引起麻烦。这事引起了海军官兵的强烈反对，叶祖珪、萨镇冰向朝廷据理力争，才使恢复中的海军免遭夭折。
　　
　　1905年1月18日，清政府采纳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周馥的建议，委派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总理南北洋海军，统一督办各水师学堂及各地船坞等。7月29日，叶祖珪在上海去世，萨镇冰接任提督职务。
　　
　　1907年5月，清朝陆军部中设立了海军处，将原练兵处军学司的水师科和工部的船政事宜并入。海军处设正、副使各1人。正使虚位，谭学衡任副使，主持处务。初设机要、船政、运筹3司，不久改为海政、船政、筹备、储备、医务、法务六司，各设司长、司副1人，属下有科长、承发官、科员、考工官、艺师、艺士、股长、股员、录事等人员。
　　
　　1909年7月15日，清政府任命载洵、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成立了直属朝廷的筹办海军事务处，原海军处副使任参赞。处以下设军制（规划、考绩）、军政（营造舰船、检校器械）、军学、军枢（人事、文书）、军储（经费、物资）、军防、军法、军医八司及参赞厅，统一指挥南北海军。舰艇划为巡洋、长江2个舰队，程壁光、沈寿堃分任统领。由度支部拿出700万两作为海军开办费，以后每年常备费500万两由各省分认。
　　
　　1910年12月4日，筹办海军事务处改为海军部，载洵任海军大臣，谭学衡任副大臣，萨镇冰任统制（总司令），海军部设7司（取消了军防司）及主计处。海军部管理全国海军及水师事务，巡洋和长江舰队由海军统制指挥。巡洋舰队有巡洋舰“海圻”（同型舰“海天”号已失事（1904年4月26日，4300吨的“海天”号巡洋舰在鼎星岛海域触礁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在海难事故中沉没的最大军舰。管带刘冠雄受袁世凯庇护未受严厉处分））、“海筹”、“海容”、“海琛”号，练习舰“通济”号，驱逐舰“飞鹰”号，运输舰“保民”号，鱼雷艇“辰”、“宿”、“列”、“张”、“湖鹏”、“湖隼”、“湖鹗”、“湖鹰”号共15艘；长江舰队有练习舰“镜清”号，运输舰“南琛”、“登瀛洲”号，驱逐舰“建安”、“建威”号，炮舰“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泰”、“楚谦”、“策电”、“甘泉”号共17艘。此外，还有一些舰艇属于各省水师编制。
　　
　　
　　
　　海军建部前后的几件大事
　　
　　
　　
　　办学育才
　　
　　甲午海战后，旅顺、威海卫、昆明湖的水师学堂相继停办。1900年，天津水师学堂又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仅剩的广州、南京两处学堂不能满足恢复海军、培养人才的需要。于是，1903年在烟台创办了海军学堂，到1928年办了18届，共培养航海人才548人，是旧中国海校中最多的。此外，在江苏江阴办过海军雷电学堂，在武昌办过湖北海军学堂。1905年起，萨镇冰除继续向欧美派出海军留学生外，还开始向日本派遣海军留学生。到辛亥革命前，赴日留学的海军生共91人，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
　　
　　江南局坞成立
　　
　　江南制造局船坞自1867年建成以来，在封建官僚的操纵下，越来越不景气。起初还造了15艘舰船，近万吨。1885年之后干脆停止生产，至1904年，只修船11艘。两江总督周馥考察了濒临荒废的江南制造局船坞后，认为“穷极当变”。经于海军提督叶祖珪、北洋大臣袁世凯商量后，他于1905年4月报请清廷批准，正式将江南局坞成立。制造局专门生产军火，局坞独立出来后隶属海军，称为“江南船坞”，按商业化方针经营。江南船坞以叶祖珪为督办（后萨镇冰），海军副将吴应科为总办，德国人巴斯任总稽查，英籍和丰船厂经理毛根为总工程师（后任总稽查）。江南船坞的大权后来被毛根掌握。由于毛根善于经营管理，船坞走上了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出现繁荣局面。1905年-1911年间，江南船坞共造舰船136艘，计21040吨，修船524艘。原定10年归还的20万两开办费，1911年（提前了4年）就还清了。
　　
　　海军大臣的内巡外访及发展海军计划
　　
　　1909年8月24日-9月24日，载洵、萨镇冰等人从北京出发，巡视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安徽、直隶、山东、江苏等9个沿海（及长江）省的海防情况，考察了海军学堂、船坞，并参加了象山辟港典礼。10月16日，载洵、萨镇冰等乘船赴欧洲考察海军，廖景方、曾以鼎等23人随同前往英国留学海军。载洵一行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的海军学校和船厂，并向意大利订购炮舰1艘，向奥地利订购驱逐舰1艘，向德国订购驱逐舰3艘、江防炮舰2艘，向英国订购巡洋舰2艘。
　　
　　1910年1月，载洵等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回国。这年8月24日，载洵、萨镇冰乘船前往美国、日本考察海军，参观了船厂及其他海军机构，向美国订购巡洋舰1艘，向日本订购炮舰2艘（载洵所订的军舰，除美、奥、意三国因舰款纠纷而取消外，其余9艘在民国初年来华。德造驱逐舰命名“同安”、“建康”、“豫章”号，炮舰为“江鲲”、“江犀”号，英造巡洋舰命名为“肇和”、“应瑞”号，日造炮舰命名“永丰”、“永祥”号）。11月，载洵一行从日本回国。
　　
　　在此期间，海军还制定了7年（1909年-1915年）筹办规划，其主要内容为：在7年内，中国海军应添置头等战舰8艘，各型巡洋舰20余艘，其它军舰10艘，水鱼雷艇3队，编设舰队，兴办舰船枪炮学堂及海军大学，发展船厂，建设军港，规定海军征兵区，建立经费预决算制度等。
　　
　　中国军舰巡逻南海
　　
　　1909年4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伏波”、“广金”、“琛航”3艘军舰，乘员共170人，在南海进行了巡逻，查明了西沙群岛的15个岛屿，并在永兴岛上鸣炮升旗勒石为记，捍卫了中国的领海主权。之后，萨镇冰还向清廷提出应每年派舰南巡。

日月中天照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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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辛亥举义到北洋军阀海军倒戈
　　
　　一辛亥革命中的海军
　　
　　海军革命的先驱清朝海军主力进击武昌
　　
　　九江海军举义上海水兵倒戈
　　
　　镇江舰艇易帜协同攻击南京各地水师响应革命
　　
　　二民国海军的建立
　　
　　民国海军部的成立与北伐人事更迭和海军建制
　　
　　三参与进剿“二次革命”
　　
　　四护国起义
　　
　　“肇和”军舰暴动参加护国运动
　　
　　五护法运动中的广东海军舰队
　　
　　追随孙中山护法南下孙中山出走护法失败
　　
　　六驻粤海军的分化
　　
　　驱逐闽系海军反击陈炯明叛军失利
　　
　　温树德带舰出逃 “中山”舰事件
　　
　　七北洋军阀混战中的海军
　　
　　驻舰海参崴出兵两湖闹饷扬州
　　
　　奉系海军的初建沪队独立夺取厦门
　　
　　东北海军的扩充
　　
　　八北洋政府时期的海军建设
　　
　　民国前期的海军教育舰艇装备的制造和购买
　　
　　设立海军新机构海军新兵种—陆战队和航空兵的建立
　　
　　九北洋军阀海军的倒戈
　　
　　闽系海军首先易帜上海海军参加工人武装起义
　　
　　协同北伐军作战西征唐生智
　　
　　
　　
　　
　　
　　
　　
　　
　　
　　
　　
　　一辛亥革命中的海军
　　
　　海军革命的先驱清朝海军主力进击武昌
　　
　　九江海军举义上海水兵倒戈
　　
　　镇江舰艇易帜协同攻击南京各地水师响应革命
　　
　　
　　
　　
　　
　　第二章从辛亥举义到北洋军阀海军倒戈
　　
　　
　　
　　一辛亥革命中的海军
　　
　　
　　
　　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海军广大官兵先后起义，成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一支生力军和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国海军的光荣开端。
　　
　　
　　
　　海军革命的先驱
　　
　　
　　
　　1895年初，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正值中国甲午战败，被割地（台湾）、赔款（4.3亿两），并给予日本在华投资办厂等许多特权。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愤慨。广东地区的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加入兴中会，在海军中，有广东最大的军舰之一“镇涛”号炮舰管带程奎光、原“广丙”号巡洋舰管带程壁光兄弟，以及程耀宸、陈廷威等人。在程氏兄弟的努力下，广东水师许多官兵都同情革命，一些人准备参加起义。10月26日，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即将发动时，由于消息走漏，各路配合不协调，清政府派出军队大肆搜捕起义者，程奎光、程耀宸等50多人被捕入狱，陆皓东等人被杀害。程奎光在狱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898年保释后不久病逝，程耀宸在狱中也被折磨而死。程壁光逃往南洋槟榔屿幸免。陈廷威骗取了革命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就投降了清政府。程奎光、程壁光是最早为民主革命献身的海军官兵。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出走海外继续奔走革命，又先后组织发动了惠州、萍浏醴等一系列武装起义，但都被优势的清政府陆海军击败。孙中山总结了经验教训，加紧了在新军中的活动，一大批有知识的革命党人渗透到清政府政治基础的陆海军中。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在广州再次发动武装起义。起事前，以起义指挥部出纳课长李海云负责联络并策反海军。李海云派陆觉生、李箕专门负责策反广东水师。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后又增派了钟义、袁玉云等人。他们先从广州督练公所抄来各军舰及炮台人员的名单，又从香港船厂调查到各舰管带炮手的住所，分头进行联络。他们最初的计划是，由李海云装作督署委员，袁玉云扮侍者，携炸弹上舰逼舰长向水师公所开炮，但这一计划没能实现。起义后，海军肆业生、先锋队员冯超骧在父亲病故的情况下，仍义无反顾地继续参加战斗。水师哨官温带雄率领所部官兵，手执武器奔上街头，准备袭击水师行台，但途中没有佩带起义白布记号，在路口与黄兴、方声洞的队伍发生误会，温、方二人先后倒下，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是役，革命党人损失100多人。
　　
　　革命党人还组织了多次暗杀行动。熊成基、邝佐治先后计划行刺海军大臣载洵。刘师复、温生才、林冠慈和陈敬岳等人先后暗杀过李准。温生才曾误将清广州将军孚琦当作李准杀死，林冠慈和陈敬岳击伤了李准。革命党人的行动，争取了大批海军官兵投身革命事业，也震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清朝海军主力进击武昌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湖广总督瑞澂逃上了“楚豫”号炮舰，驶到汉口外国租界的码头边停泊。
　　
　　当时在武汉江面驻泊着清政府海军的“楚豫”、“建威”、“湖隼”、“湖鹰”等4艘舰艇。为了反攻武昌，瑞澂致电清内阁、军谘府和海军部，请求速调兵轮数艘来鄂增援。
　　
　　12日，革命军渡江攻占了汉阳、汉口，清廷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2镇（师）和海军统制萨镇冰（1895-1952，福州人。福州船政学堂、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历任管带、总兵、统制、海军总长、省长、代国务总理等职，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率海军主力舰艇及长江水师，共同赶赴武汉镇压革命党人。
　　
　　10月17日，萨镇冰乘“楚有”号炮舰抵武汉江面。长江舰队统领沈寿堃已从九江先期到达汉口指挥舰队，萨到后，沈登舰向萨镇冰汇报战况，谓郑礼庆、朱孝先等海军军官已投奔革命军。到月底时，清军在武汉江面集结的舰艇有“海琛”、“海容”、“海筹”3艘巡洋舰，“江贞”、“楚有”、“楚同”、“楚泰”、“楚豫”5艘炮舰，“辰”、“宿”、“湖隼”、“湖鹰”、“湖鹗”5艘鱼雷艇。此外，“建安”号驱逐舰、“江利”号炮舰、“列”号鱼雷艇被派往江西，“飞鹰”、“建威”2艘驱逐舰，“江元”号炮舰被调到安徽，在江宁警戒的是“镜清”号练习舰，“南琛”、“登瀛洲”号运输舰，“楚谦”、“楚观”、“策电”号炮舰，“联鲸”号海军大臣座舰，“张”、“湖鹏”号鱼雷艇。除了“海圻”号巡洋舰赴英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外，海军的作战舰艇几乎全都集中在长江一线布防。萨镇冰到达汉口后，立即下令舰队处于戒备状态。为了防止武昌民军向汉口增援，萨镇冰派出鱼雷艇在江上巡逻，切断水上通路。
　　
　　在武汉的清军舰艇多次以炮火配合陆军部队作战，向民军发起进攻。
　　
　　10月18日晨，民军从后城马路（今中地大道）迂回清军，猛攻刘家庙。清军支持不住，向滠口溃退。这时，清军舰赶来，以猛烈炮火向刘家庙的民军炮击，民军被迫退至大智门附近。与此同时，武昌民军组织炮兵向下游的清军舰艇还击，重点炮轰瑞澂所在的“楚豫”舰。双方炮战持续了3小时。下午三时，汉口民军再次发起攻势，又遭到清舰炮击。清舰驶至后湖方向，连续发射30余发炮弹，民军后继部队损失很大，被迫后撤。民军的野战炮在还击中曾击伤清舰1艘。
　　
　　10月19日晨，民军步、骑、工、炮兵共3000余人再次进攻刘家庙，又遭到清舰阻击，青山民军炮队向清舰轰击。中午，清舰弹药用尽，驶往下游。清军步兵失去军舰支援后，退往滠口。
　　
　　10月26日拂晓前，清舰乘民军琉于防备之机偷越青山，驶近言谌家矶，向三道桥以南的民军阵地急袭，革命军猝不及防，牺牲500余人。清陆军乘机组织反攻，占领了刘家庙。下午，清舰撤走，民军又夺回刘家庙。当晚，湖北军政府会议决定，向清朝海军提出警告，并通知各处不得供应粮煤给清舰。
　　
　　27日，清陆军分3路攻击汉口民军，清舰则猛轰民军右翼。民军被迫撤退。
　　
　　28日上午，汉口民军向敌发起反攻，并在南岸用野战炮向在江岸车站附近的清舰轰击，清舰回击。炮战20分钟后，清舰被迫撤往下游。下午，3艘清巡洋舰又溯江攻击南岸民军炮兵阵地。炮战中，民军4发炮弹击中清舰，清舰又下驶。
　　
　　30日，3艘清舰攻击武昌塘角，与岸上民军炮兵再度激战，2艘清舰中弹后撤走。
　　
　　31日起，清军见民军节节抵抗，难于长驱直入，冯国璋（冯国璋当时为清朝第1军总统，即军长）竟决定纵火烧房，使民军无存身之处。清军虽使用大火把民军逼出汉口，却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广大海军官兵本来就不满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不愿为清廷打民军。当冯国璋下令舰队炮击武昌时，官兵们把炮弹都打到江堤边和稻田里。在配合陆军攻击汉阳时，也仅派出“海容”舰及几条舢板和汽艇应付。海军的消极厌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陆军的作战。当时，英国驻汉口领事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就明白写道：“水师提督萨镇冰所统之舰队，自始至今对于清军行为殊淡漠。”
　　
　　武昌起义后，各地群起响应，10多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广大海军官兵也纷纷倒戈。
　　
　　
　　
　　九江海军举义
　　
　　
　　
　　革命军在与清朝海军作战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海军官兵的倒戈。海军实权掌握在萨镇冰手里，他的向背，对海军关系甚大。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即以师生关系（黎在天津水师学堂时，萨为教习），数次写信劝萨镇冰及各舰管带脱离清政府。信件先后通过海军起义军官朱孝先，瑞典籍红十字会人员柯斯递送。在给各舰管带的信中写道：“汉族存亡之机，在诸船主一臂之助。孰无心肝，孰无血诚，孰非炎黄子孙，岂肯甘为（满族）奴隶，残害同胞？请勿犹豫。”
　　
　　萨镇冰目睹清政府摇摇欲坠，各省纷纷独立的局面，既不愿为清廷殉葬，也不愿公然易帜加入革命军，乃回信说：“彼此心照，各尽其职。”黎元洪收到信后又致书萨镇冰：“吾师抱救国之卓见，熟察现势，必知专制政体之必亡。”
　　
　　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汤化龙也写信结其弟、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希他早日举事。汤芗铭回了信，并让一个家属在武昌的轮机兵前去调查了解。
　　
　　由于革命军方面的积极争取，清军焚掠汉口的暴行，加上海军主要根据地上海等地的光复，以及驻沪海军投向革命政府的消息不断传来，江中军舰的煤粮供应也发生了困难，促使了泊于武汉江面的海军官兵决心起义。“海琛”舰正电官张怿伯、二副杨庆贞、三副高幼钦、见习官阳明、水手头目李容清、副长林永谟、水手刘文才、号手王容山、轮机长王齐宸，“海容”舰正电官金琢章、枪炮官陈世英，“海筹”舰正电官何渭生、二副沙训龄、教官佘振兴等人进行了广泛联络，一些舰的管带、帮带得知后也予以默认。在此情形下，萨镇冰乃以有病需医为由离开舰队，搭乘英商太古公司轮船赴沪。临行前，他谓各舰云：“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舰艇好自为之。”沈寿堃也随后离舰出走。萨镇冰等将领的举动，实际上是对各舰公开拥护革命的默许。
　　
　　11月11日，“海容”、“海琛”、“海筹”等舰离开武汉下驶，次日到达九江。各舰都降下了清朝龙旗，悬挂起白旗，表示归顺革命。
　　
　　九江早在10月23日就爆发了新军起义，次日成立了军政分府。九江军政分府听说有舰驶来，立即派林森、吴铁城、蒋群、龚永等人为代表，乘小艇到各舰联系。各舰升旗吹号迎接，离舰时还鸣炮17响欢送。于是，“海容”等舰加入了革命军行列。因“海容”舰管带喜昌、“海琛”舰管带荣续、“海容”舰帮带吉升是满族人，不宜继任原职，遂决定于当晚发给路费送走。吉升跳江自杀，荣续、喜昌2人从命离舰。杜锡珪、林永谟分别继任“海容”、“海琛”管带。
　　
　　11月13日晨，“海容”舰因江水急湍移动锚位，九江金鸡坡炮台以为“海容”舰逃跑，遂发炮射击。“海容”舰不明情况，不敢贸然还击，经过调解才平息下去。当晚，军政分府在九江招商局举行宴会招待起义的海军军官。林森在会上致词说：“海陆颠覆满清，宜协力同心，勿生疑忌，致误大局。”
　　
　　11月16日，黎元洪闻讯后，马上派李作栋、徐明达带亲笔信及数千元前来慰问，并请各舰补足弹药，上驶助战。九江的舰艇遂分成2个舰队，由黄钟瑛、汤芗铭分任第一、第二舰队司令，准备出航。
　　
　　11月18日，九江民军海陆军总司令李烈钧带第一舰队“海筹”、“江贞”、“湖隼”等舰艇去安庆整顿社会秩序，制止乱兵骚扰民众。第二舰队“海容”、“海琛”、“湖鹗”等舰艇则回湖北作战。
　　
　　11月19日，“海容”等舰驶回阳逻，与留汉舰艇汇合。武昌军政府派一名参谋携军用地图前往舰队，传达截击由京汉铁路南下的清军，控制武汉江面交通的命令。
　　
　　次日，“海容”等舰率先向汉口二道桥、三道桥等处清军炮击。22日至24日，武昌民军从青山渡江袭击汉口清军侧翼。“海容”等舰出动为登陆民军护航，并用舰炮火力支援民军作战。民军进攻失利后，亦在海军掩护下安然撤回。此役，清军被海军舰炮击毙400余人。之后，各舰在阳逻一带巡逻，保卫武昌下游。
　　
　　25日，黎元洪致电九江，请调“海筹”、“楚谦”舰来鄂增援，并要“通济”舰速运补给来汉。
　　
　　27日，汉阳失守，海军奉军政府之命在金口-阳逻-黄州江面实施巡逻警戒，防止北岸清军渡江偷袭。海军的封锁成为北岸之敌的巨大障碍，因此，清军在占领汉阳后，不敢贸然进攻武昌，双方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
　　
　　12月4日，赴皖军舰由安庆增援武昌。12日，“海筹”舰运来炮弹1400发、子弹50万发，及时补充了武昌方面的革命军。16日，“飞鹰”舰又运来飞机—架。南北议和开始后，长江水位也日见下降，不利于军舰航行，海军除留下“江贞”等舰外，大部分舰艇顺江东下休整。
　　
　　
　　
　　上海水兵倒戈
　　
　　
　　
　　上海是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凇沪又是海军的主要根据地。上海海军首先举义，对推动整个海军投向革命方面起了极大作用。
　　
　　海军主力开赴武汉后，上海方面所剩舰艇已为数不多。11月2日，革命党人派出联络员到驻吴凇的“策电”号炮舰上宣传革命道理，获得了大副林舜藩等官兵的拥护。凌晨，“策电”舰与吴凇炮台同时挂起白旗，成为中国海军在辛亥革命中第一艘起义的军舰。3日，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次日，起义军攻克清军在上海的最大据点——江南制造局。在制造局附近的江面上，海军“建安”、“南琛”、“飞鲸”、“登瀛洲”、“湖鹏”、“辰”、“宿”、“列”等舰艇全部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海军推毛仲方为沪江舰队司令和上海军政府海军部长。
　　
　　
　　
　　镇江舰艇易帜协同攻击南京
　　
　　
　　
　　在各地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驻守南京的海军官兵也在积极酝酿响应革命。留日海军生陈复、烟台海校毕业生张汉等人，在已经独立的镇江民军与海军中进行联络，镇江方面的革命党人也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海军。“镜清”舰管带宋文翙与镇军参谋长许崇灏是同乡，“楚观”管带吴振南与镇江都督府秘书郑权为同学，“保民”舰管带甘联璈在镇军中也有许多福建同乡。最后，宋文翙以队长身份召集各舰管带举行会议，讨论时局。陈复率领敢死队到会向与会者讲明形势，并答应解决舰上煤粮补给等困难。各舰管带纷纷表示赞同起义。
　　
　　11月11日夜，各舰实行了灯火管制，悄悄地离开了当时仍在清军手中的南京。次日晨，“镜清”、“保民”、“建威”、“江亨”、“联鲸”、“楚观”、“楚同”、“楚泰”、“楚谦”、“通济”、“张”等舰艇（有材料说还有“虎威”、“江平”2舰）到达镇江，受到镇江都督林述庆的欢迎。不久，“飞鹰”号驱逐舰也来到镇江加入革命军。到镇江的舰艇编为镇军舰队，“镜清”舰管带宋文翙被推为舰队司令，“楚观”舰管带吴振南被推为镇江都督府海军处长。
　　
　　11月24日，江浙等地革命军联合向南京进攻。“镜清”等舰艇沿江配合作战，炮击乌龙山、狮子山等防御阵地。
　　
　　留日海军生王时泽率领的由失散海军官兵、湖州敢死队、广东革命军及华侨志愿者200余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也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斗，作战非常勇敢。12月2日，在海陆军的协力攻击下，南京胜利光复。
　　
　　
　　
　　各地水师响应革命
　　
　　
　　
　　清朝的水师主要在内河湖泊活动，隶属于海军部管辖。辛亥革命后，各地水师纷纷起义响应革命。
　　
　　武昌起义后，汉阳民军派遣陈孝芬、彭超衡前去策动驻汉清军水师，遭到水师总兵张有亮的拒绝。但是，水师官兵多数已表示倾向革命，张有亮被迫潜逃，管带陶启亮、方汉廷率部起义，编成中华民国驻汉水师，下设1标3营，陈孝芬任统带，彭超衡、陶启亮、方汉廷分任管带。荆州、陆溪、巴河、田家镇等处水师营随后也投向革命军。
　　
　　长江下游方面。驻防上海的巡防水师和太湖水师数营，在上海起义时，也投向革命。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时，水师头领程山率水师13营不战而降。长江水师共22营，除金陵营外，全部反正。
　　
　　粤闽方面。11月9日，革命党人首先在水师行台树起义旗，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革命形势压力下反正。同日，福州水师闽江要塞司令陈恩涛、水师营管带吴少岩也宣布率部起义。
　　
　　山东方面。11月12日，同盟会员王耀东、荣星壑等联络水师哨官宫顺德，在烟台组织海军学堂学生及水师官兵起义。
　　
　　其它各地的水师官兵也纷纷举行起义，成为革命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1913年2月22日，民国政府下令把长江及各地水师改编为水上警察，结束了清末水师和海军混杂的状况。从此，海军完全脱离了水师而独立地发展。

日月中天照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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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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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国海军的建立
　　
　　
　　
　　1911年12月7日，各地海军起义代表在上海集会，商讨建立统一的海军指挥机构。代表们公推原巡洋舰队统领程壁光为海军总司令，黄钟瑛为副总司令，黄裳治为参谋长，毛仲方为参谋次长。当时，程壁光率“海圻”舰赴英未归，黄钟瑛也未到职，暂由参谋长代行职权。临时海军司令部设在上海高昌庙。
　　
　　
　　
　　民国海军部的成立与北伐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天，孙中山公布了“以红旗右角镶青天白日，日有十二芒为海军旗”。1月3日，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亲自任命了黄钟瑛（1869-1912，福建闽侯人，毕业于福州船政后学堂及刘公岛枪炮学堂，曾任“飞鹰”、“镜清”等舰管带，1907年，担任“海筹”舰管带，1911年率舰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初，就任民国海军第一位海军部总长兼总司令，同年12月去世）为海军部总长，汤芗铭为次长。海军部下设军政、教务、船政、经理、司法、舰政6司及军机处、上海要港司令部。将海军部列于临时政府9部（南京临时政府共设陆军、海军、司法、财政、外交、内务、教育、实业、交通9部）之中，反映了海军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1月11日，孙中山组织6路大军北伐，同时任命汤芗铭为北伐海军司令，率“海容”、“海琛”、“南琛”3舰配合北伐军行动。沪军步兵1个旅、炮兵1个团搭乘“新铭”、“新昌”、“泰顺”、“爱仁”等轮船，在北伐舰队护卫下于1月16日抵达烟台，海军陆战队400多人也随同前往。
　　
　　烟台早在1911年11月13日成立了都督府。由于起义的革命党人“未谙军事者居多”，而海军的“舞凤”舰正好由津到烟。于是，大家推举“舞凤”舰管带王传炯为都督。王传炯并非真心参加革命，他一边应付革命党人，一边暗地同清朝山东巡抚孙宝琦频繁联络。事情败露后，王传炯逃走。南京临时政府改任胡瑛为都督（由杜潜代理），并出兵援鲁。北伐的海军和陆军到烟台后壮大了革命力量。
　　
　　北伐海军舰队完成护航任务后，即驶往秦皇岛、营口、龙口等处海面游弋，向清廷示威，配合了山东沿海地区的光复。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下诏退位，在诏书上签名的有总理大臣袁世凯等11人，其中海军大臣萨镇冰未到，由副大臣谭学衡代签。
　　
　　至此，清朝海军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结束了短暂的历史，民国海军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军事舞台上。
　　
　　
　　
　　人事更迭和海军建制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继位，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民国海军部也从南京迁到北京石驸马大街办公。黄钟瑛随孙中山之后辞去海军部总长职务（仍保留原兼任海军总司令职），没有北上。黄钟瑛因在辛亥革命中戎马征战，积劳成疾，不幸于1912年12月4日去世。孙中山为悼念他，写下了这样一幅挽联：“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
　　
　　3月30日和4月6日，袁世凯分别任命刘冠雄为海军部总长，汤芗铭仍任次长，蓝建枢为左司令，吴应科为右司令。12月，黄钟瑛去世后，李鼎新继任海军总司令。左司令改为第一舰队司令，仍为蓝建枢，右司令改为第二舰队司令，由徐振鹏充任。
　　
　　海军部设立参事处（1923年称参事厅）、总务厅（设有机要、编纂、统计、庶务4科；1913年又增加副官处、视察室）、军衡司（设有任官、赏赉、考核、司法4科；1914年，司法科分出，增加典制科）、军务司（设有典制、军事、测绘、医务4科；1914年，新设电政科，去典制科）、军械司（设有兵器、舰政、机器、设备4科）、军需司(设有司计、经理、储备、稽核4科)、军学司（设有航海、轮机、士兵、编译4科）、军法司（1914年新设，下设审检、法学、典狱3科）、技正室。
　　
　　海军部下设海军总司令处，负责指挥舰队作战、训练等事宜。1916年2月，总司令处一度被撤，另设总轮机处，舰队直属海军部。次年6月，又恢复总司令处于南京下关。12月，改称海军总司令公署，总轮机处则并入该公署。总司令处仅设有参谋3人，副官2人，秘书3人，军衡长、军械长、轮机长、军需长、军医长、执法官各1人。改为总司令公署后，设立了参谋长、副官长、书记官长，并分置军衡、军械、轮机、军需、军法、军医、军务等课。
　　
　　海军总司令处（公署）下辖各舰队司令处，各处编有参谋1人，副官2人，秘书2人，轮机长1人。
　　
　　第一舰队辖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琛”、“海筹”号，驱逐舰“飞鹰”、“建康”、“豫章”、“同安”号，炮舰“永丰”、“永翔”号，长官座舰“舞凤”、“联鲸”号，运输舰“福安”号。
　　
　　第二舰队辖驱逐舰“建威”、“建安”号，炮舰“楚同”、“楚观”、“楚谦”、“楚有”、“楚豫”、“楚泰”、“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江鲲”、“江犀”、“拱宸”、“建中”、“永安”号，鱼雷艇“湖鹰”、“湖鹏”、“湖隼”、“湖鹗”、“辰”、“宿”、“列”、“张”号。
　　
　　1913年7月，海军增设练习舰队，辖练习舰“肇和”、“应瑞”号。
　　
　　
　　
　　三参与进剿“二次革命”
　　
　　
　　
　　袁世凯在北京登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全面改组了临时政府，排斥、拉拢收买革命党人。刘冠锥和汤芗铭宣布退出国民党后，袁世凯仍保留了他们的职位，并授予海军上将和中将军衔；同时，袁世凯还千方百计削弱或裁撤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他利用革命党内部的分歧，趁机扩充了自己嫡系北洋军，对革命党人举起了屠刀，先后杀害了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将校团团长方维。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的重要活动家宋教仁。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警醒了革命党人。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起来讨袁。
　　
　　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举起武装反袁的旗帜。1913年初，袁世凯下令在九江扣留了江西省向外商购买的7000支步枪和300万发子弹，并派海军8艘舰艇监视，准备把这批军火收归海军。李烈钧把赣军主力调到九江附近，赶走了勾结袁世凯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并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归还枪支弹药。海军舰艇慑于李烈钧赣军的威力，不敢贸然行事。
　　
　　双方相持了2个月，袁世凯被迫同意李烈钧于3月中旬取回了枪支弹药。
　　
　　6月9日，袁世凯下令罢免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孙中山在上海召开的讨袁会议上，李烈钧勇敢地挑起举兵反袁的重担，被推为讨袁军总司令。7月8日，李烈钧秘密回到江西湖口，组织反袁起义。李烈钧打算策反驻江西的海军“楚有”、“楚谦”2舰共同讨袁，计划给2舰指挥官罗致通5万元，舰长3万元，副长2万元，但未能成功。7月10日，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起义，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讨袁军没有海军，仅有一些原水师部队和江防炮台。
　　
　　江西举义后，袁世凯急令海军配合陆军前往九江、湖口一带镇压起义军。7月12日，海军部次长汤芗铭带领“飞霆”、“江利”、“建安”、“楚同”、“湖鹗”等舰艇沿长江而上，停泊在武汉的“楚豫”、“楚谦”等舰则顺江而下，合攻江西讨袁军。
　　
　　7月12日，讨袁军首战告捷，歼敌120余人，攻占沙河。23日晚，北洋第一军在段芝贵指挥下向讨袁军发起了全面进攻，海军舰炮亦向湖口炮台猛烈射击。24日夜，汤芗铭率“江利”（座舰）、“江亨”、“楚同”、“湖鹗”等舰艇从九江出发，掩护由火轮拖带的运兵民船队偷袭湖口。船队运送的鲍贵卿旅（当时改称海军陆战先遣支队）在湖口东炮台下游柞机登陆，于25日午时占领湖口东、西炮台。讨袁军被迫放弃湖口，退往吴城。“江利”舰驶入鄱阳湖掩护陆军攻占了白虎塘屯粮地。27日，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钧率其一部至寡口北岸，试图反攻湖口，结果被海军拦截，刘部退到小池口后溃散。8月8日，吴城失守。16日，李烈钧带残部撤往湖南。18日，北洋军占领南昌，江西讨袁之举失败。
　　
　　当上海的革命党人正在运动海军反袁时，刘冠雄于5月中旬一面派人到各舰笼络，一面把舰艇调往烟台整训。6月19日，刘冠雄在大沽口海面检阅舰队，为南下镇压革命党人作准备。
　　
　　7月3日，袁世凯命海军中将郑汝成为总执法官，率领“应瑞”、“肇和”2舰护送由陆军第四师第十三团临时改编的海军警卫队1300余人（团长臧致平），搭乘招商局的“新昌”、“安平”2轮南下，于7月6日抵沪进驻制造局，取代袁世凯不信任的原驻军第六十一团及第三十—团。
　　
　　7月16日，吴凇要塞司令姜国梁宣布独立。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李袁世凯之命派部队会同步兵一个营进攻吴凇。当时，有许多海军官兵不赞成这一军事行动，“应瑞”舰舰长毛仲方、“楚有”舰舰长魏子浩向李鼎新进言：“陆军宣战，海军暗攻，违背战时公法，并有害人道，稍明军事学者所不为。”李鼎新无言以对，但心中对2舰长生疑。于是，他将司令部由“应瑞”舰迁到“海筹”舰上。袁世凯又派人持外国银行汇款140万元收买官兵，并下令：“如不用命，将以军法从事。”毛魏两舰长愤然辞职离舰。7月18日，“飞鹰”舰驶入吴淞口时遭到炮击，海军与讨袁军形成对峙局面。
　　
　　7月23日凌晨，上海讨袁军向制造局发起大规模进攻，由于海军警卫队凭借地势和火力的优势，讨袁军一再失利。黄浦江上的“海筹”、“海琛”、“应瑞”、“肇和”、“镜清”等军舰也一起发炮轰击讨袁军，讨袁军炮营阵地被舰炮摧毁，人员损失很大。
　　
　　7月26日，“海圻”等3舰为配合制造局作战，企图冲入黄浦江，遭到吴淞炮台阻击，军舰同炮台展开了炮战。“联鲸”舰首和烟囱中弹，舰长许建帮率舰向讨袁军投诚。“海圻”、“海琛”2舰退至浏河口停泊。
　　
　　7月28日，袁世凯任命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刘冠雄奉命亲率4艘军舰及陆战队（由陆军第四师第七旅临时改编，旅长李厚基）抵吴淞口，遭吴淞炮台狙击，无法驶入黄浦江。刘冠雄命陆战队用舢板在九洞附近登陆。31日，讨袁军从龙华撤往七宝，进攻制造局之战完全失败。
　　
　　从8月2日起，刘冠雄一再派舰猛攻吴淞炮台，均被讨袁军击退，“海圻”等舰中弹受创。9日，刘冠雄调陆战队从制造局回吴淞，攻击炮台侧后。12日，海军舰艇协同陆战队向吴淞炮台发起总攻，守台将士奋力还击。讨袁军将领、原海军部参谋叶匡亲自操炮射击，击伤“海琛”舰。但炮台官兵伤亡过重，难以坚持。经红十字会柯思（英国籍）医生在炮台与海军之间奔波调解，讨袁军吴淞要塞司令居正、宝山司令纽永健同意和平解决，并与当晚率部撤出吴淞和宝山，撤往嘉定。13日午时，北洋海军接管了吴淞炮台，李厚基部也随即进驻。袁世凯任命李厚基为要塞司令，刘冠雄兼南洋巡阅使，萨镇冰为凇沪水陆警察督办。
　　
　　8月24日，袁世凯命令刘冠雄率领海军，协同冯国璋的北洋第二军攻占南京。在此之前，冯军曾企图渡江进攻南京，遭到讨袁军狮子山等处的江防炮台及巡江艇的阻击未能得逞。“海圻”、“海容”、“永丰”等舰及1艘鱼雷艇于8月20日抵达镇江。23日，又有“海琛”、“楚有”、“镜清”、“应瑞”及2艘运兵轮抵镇。24日，练习舰队司令饶怀文率4舰2艇到达南京乌龙山、卸甲甸江面。
　　
　　8月25日夜，“海琛”、“应瑞”、“楚有”等舰溯江进击，直抵大胜关，切断了南京至芜湖的水上联系。次日夜，又增派“永丰”舰前往加强上游分舰队的火力，掩护北洋第二军从浦口渡江后在下关登陆，再急攻清凉山、仪凤门等处。一度被讨袁军扣留的“湖鹏”、“张”2条鱼雷艇及讨袁军的军火船、运粮船数只也被夺回。海军主力则在下游攻击狮子山及南京城东北部，并派人员在幕府山上设立了海军观察台，以旗号指示舰炮射击目标。31日，上下游海军舰艇一起配合北洋军对讨袁军发起总攻。经2日激战，讨袁军被迫于9月1日退到城外，下关和狮子山等江防炮台被海军攻占。北洋军冲入城内，大肆烧杀抢掠。9月2日晨，讨袁军在雨花台最后一战中全军覆没。
　　
　　在安徽战场，7月19日，讨袁军第二旅旅长龚振鹏部进击大通，与诡称独立的第一师师长胡万泰部发生冲突，“楚谦”舰开炮轰击讨袁军。8月8日，海军舰艇护送陆战支队鲍贵卿部到安庆。26日，汤芗铭率“楚谦”、“楚同”、“楚泰”、“建威”、“湖鹗”等舰艇掩护陆军进攻荻港，经6小时激战，“楚泰”舰桅索被击断，讨袁军放弃荻港。随后，汤芗铭派“楚泰”、“楚同”、“建威”3舰先行，向芜湖方向搜索前进，自率“楚谦”、“江利”、“湖鹗”等舰艇跟进。同日，北洋军勾结芜湖海关的帝国主义分子，偷袭并夺取了讨袁军的“安丰”号炮舰。次日，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芜湖陷落。
　　
　　湖南方面，袁世凯派汤芗铭率“楚有”等4舰，会同曹锟的北洋第三师于9月17日进逼岳州，随后从洞庭湖到达长沙。10月18日，袁世凯起用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原定的都督曹锟改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这样，在镇压二次革命的过程中，有3个海军将领攫取了地方军政大权（另2人是福建的刘冠雄和上海的郑汝成）。
　　
　　在镇压“二次革命”的战争中，海军充当了袁世凯北洋军的急先锋和帮凶。由于海军的介入，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导致了讨袁军的失败。此后，由于军阀内部分裂日益加剧，海军也随之不断分化，再也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镇压革命了。
四护国起义
　　
　　“肇和”军舰暴动参加护国运动
　　
　　五护法运动中的广东海军舰队
　　
　　追随孙中山护法南下孙中山出走护法失败
　　
　　
　　
　　
　　
　　四护国起义
　　
　　
　　
　　“肇和”军舰暴动
　　
　　
　　
　　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为了独揽全国军权，于1914年6月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北京设立将军府，派遣将军督理各省军务，并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任命海军的刘冠雄、萨镇冰及一些陆军高级将领为办事员，对军队实行严密控制。
　　
　　1915年，袁世凯勾结外国列强准备恢复帝制。在筹备过程中，袁世凯曾封了100多个爵位，其中，海军将领刘冠雄为二等公，汤芗铭、郑汝成为一等侯，林葆怿、饶怀文为一等男。
　　
　　袁世凯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
　　
　　1915年11月8日，陈其美获悉日本大正天皇将于10日举行加冕典礼，驻上海的日本总领事署要举行庆祝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海军中将加上将衔）一定会亲往祝贺。于是，革命党人决定首先刺杀郑汝成。
　　
　　11月10日上午，经过周密布置，干练沉勇、枪法娴熟的王明山、王晓峰2人奉命潜伏在外白渡桥北墩三四丈处，其余人员也分别进入预定地点。十一时许，郑汝成的汽车行至外白渡桥北墩时因转弯减速，王明山立即投去一枚炸弹，但因用力过猛，炸弹落到车后。郑的司机见事不妙，想加速逃跑。王明山又冲上去投出第二枚炸弹，炸中车身，郑汝成被震昏。王晓峰乘势上前，举起驳壳枪对准郑汝成头部连打10枪，郑顿时脑浆迸裂，当场毙命。2位壮士见郑已死，放声大笑，从容被捕。
　　
　　12月7日，王明山和王晓峰英勇就义。郑汝成是革命党人杀死的第一个袁世凯亲信。革命党人为之振奋。孙中山感慨地说道：“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
　　
　　袁世凯惊恐万状，电令各省加强防范，并新任命杨善德为凇沪护军使。此人平庸无能，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孙中山等决定在上海发动起义，任命陈其美为凇沪司令长官，主持起义；以吴忠信、蒋介石、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丁景良、余建光等负责军事、财政、总务、文犊、联络等任务。当时，有“肇和”、“应瑞”、“通济”3艘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上，排水量均在1900吨以上，“肇和”舰最大，有2600吨，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陈其美命杨虎等人加紧争取3舰官兵，并制定了“舰队为主，炮队营为副，同时并举”的方针。陈其美还拟定，起义后委任黄鸣球（时为“肇和”舰长）为海军总司令，杨虎为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为陆战队副司令，吴忠信为参谋长。策反工作以“肇和”舰成效最为显著。在候补员陈可钧等人策划下，舰上大多数官兵同意起义，“应瑞”、“通济”2舰也有不少官兵赞成起义。陆上也争取了相当数量的军警。于是，陈其美决定在12月中旬起事。
　　
　　海军准备起义的消息被袁世凯的走卒侦知，袁世凯决定对海军舰艇采取隔离的办法，并派萨镇冰于12月3日乘专车来上海检阅海军。萨镇冰到沪后，命令“肇和”舰于12月6日出航开赴广东。起义指挥部马上紧急会商，决定提前发动起义。预定起义的计划是：“先袭击海军，后攻制造局，再取吴凇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指挥部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约定以海军炮声为号，各路同时并举。
　　
　　12月5日下午三时许，黄鸣球已应萨镇冰邀请离舰上岸赴宴，扬虎率海军陆战队第一大队30余人暗藏手枪和炸弹，扮作游客模样，乘小汽艇从黄浦江外滩出发，直驶泊在高昌庙的“肇和”舰。陈可钧立即率舰上官兵接应，顺利地控制了全舰。1名军官试图反抗，当场被击毙。六时许，“肇和”舰奉命向制造局开炮，由此拉开了起义的序幕。
　　
　　海军陆战队第二大队由孙祥夫带领，从杨树浦出发，准备夺取“应瑞”、“通济”2舰。当汽艇接近军舰时，被江上的巡捕发现扣住盘查。因孙祥夫拿不出护照而被迫折回。岸上各路人马闻炮而动，向警察局、电话局、制造局等处发动进攻，但因实力太弱，先后被袁军击退。仅有“肇和”现在孤军奋战。
　　
　　“肇和”舰在开始射击时，曾用信号询问“应瑞”、“通济”舰是否同意起义，2舰回答：“正在会议，当可赞同，请勿攻击。”“肇和”舰乃安心等待。
　　
　　12月6日凌晨一时许，杨善德、萨镇冰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参议杨晟，赶到制造局商量对付“肇和”舰的办法。因“肇和”舰是1913年才从英国购回的新舰，装备精良，是否对它开炮，众说纷纭。最后，只得请示袁世凯。袁世凯回电命令“将该舰击毁”。于是，李鼎新让“应瑞”、“通济”2舰承担任务。杨善德等人知道2舰也有革命党人活动，遂决定“厚贿海军”。杨晟到交通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由萨镇冰出面收买2舰官兵，并许诺事成后以100万元作为“犒赏费”。当时，军舰上的革命党人正在进行说服工作，贿款一上舰，许多原已同意起义的人马上改变了态度，被金钱诱惑的官兵占了多数。
　　
　　6日拂晓四时，“应瑞”、“通济”2舰突然向“肇和”舰猛烈炮击。“肇和”舰官兵措手不及，只得仓促还击。炮战持续了一小时，“肇和”舰伤亡惨重。杨虎打算把舰开出吴凇口，但起义者不懂电气起锚法，无法起航。不多久，“肇和”舰锅炉被击中引起爆炸。杨虎见败局巳定，只得下令弃舰。自愿留下掩护的陈可钧（广东中山人，1905年进入黄埔水师工业学堂13期学习驾驶，1911年毕业，转清华大学，后分到“通济”练习舰见习。期满后，到“肇和”舰充当候补员，加入了国民党。为“肇和”舰起义的主要发动者）等人因受伤被捕，在北京就义。
　　
　　为此，总司令李鼎新、练习舰队徐振鹏、“肇和”舰长黄鸣球分别受到袁世凯的严厉惩处。为了纪念“肇和”舰起义，国民政府曾将12月5日定为国家纪念日之一。1930年6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陈可钧、王揖为海军少将，柴子安、金以庭、毕斋藤、冯为天、程鹏为陆军上校，陆亚生、王楷、叶有贵、刘元红、王大拱、何汉元为海军少校，以表悼念。
　　
　　“肇和”舰起义失败后，上海的革命党人仍未停止策反海军的工作。曾任海军中校副官的王统被孙中山派到上海负责联络海军，但未见成效。
　　
　　
　　
　　参加护国运动
　　
　　
　　
　　在广东方面，革命党人也在积极争取海军。1916年3月7日，陈策、杨虎（杨虎等人在上海失利后，又跟踪“肇和”舰南下广东）、马伯潜率领革命党人数十名，乘坐来往于广州至澳门间的“永固”号客轮到达黄埔水面，强迫轮船靠近“肇和”舰，向舰上投掷炸弹，试图夺舰，但未成功。另一路革命党人攻打长洲炮台也遭失败，除少数人泅水逃生外，多数人被捕或牺牲。
　　
　　4月5日，泊在广州江面的“宝壁”、“江大”2舰水兵枪杀了舰长及驻舰监视的龙济光部队官兵20余人后，宣布起义。“江固”舰舰长也在新会厓门被民军击毙，军舰归附民军。5月1日，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下设江防舰队，第三师师长莫荣新兼江防司令，实际主持事务的是副司令周天禄。江防舰队辖有“宝壁”、“江大”、“江固”、“雷坤”、“广保”、“安南”、“安新”、“福成”、“平江”、“保捷”等10艘江防舰艇。
　　
　　1916年4月中旬，袁世凯派兵南下镇压护国运动。北洋军第十二师在塘沽上船，由“海圻”、“海容”舰护航。4月20日，船队到达温州海面时遇上大雾，“海容”舰把运兵船“新裕”号撞沉，在船上担任联络的海军官员黄鸣球、凤瑞、庞德辅及陆军700多人遇难，并损失了大批枪械。在这同时，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率领6艘舰艇配合冯国璋镇压了一度占领江阴炮台的反袁军。
　　
　　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任命程壁光为海军总长。这时，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段祺瑞独揽大权，拒绝各省护国运动首领要求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建议。双方僵持不下，一时难决胜负。
　　
　　自“肇和”舰起义失败后，袁世凯撤消了海军总司令处，总司令李鼎新也随之被罢免，许多官兵被清洗出海军，各舰分散驻防，严格隔离。但是，在张继、柏文蔚、孙洪伊等护国反袁人土的活动下，海军广大官兵早就跃跃欲试，只是未能集中采取统一行动。广东和浙江独立后，海军反袁情绪日益高涨，甚至发展到拒不执行袁世凯下达的炮击汕头海港和镇海炮台的命令。为了便于控制，袁世凯只得命令各舰重新集中福州、厦门等处。李鼎新受官兵委托，与护国运动的领导机构——军务院驻沪代表唐绍仪、钮永建、谷钟秀等人接上关系，并命令军舰赴上海起事。袁世凯病亡后，李鼎新立即取消前令，静待和平解决。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段祺瑞丝毫没有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打算。在唐绍仪等人支持下，李鼎新以海军总司令名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暨各舰长联合通电全国，决定于6月25日加入护国军，要求恢复约法和国会，并拒绝执行北京海军部的命令。6月29日，巡洋舰“海容”、“海筹”、“海琛”号，练习舰“肇和”号，驱逐舰“同安”、“建康”、“豫章”号，冲破了福建军阀李厚基的重重阻挠，北驶上海。
　　
　　7月2日，停泊在凇沪一带的海军舰艇已有10多艘，它们是：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琛”、“海筹”号，练习舰“肇和”、“镜清”号，驱逐舰“飞鹰”、“同安”、“建康”、“豫章”号，炮舰“永丰”、“永翔”、“利川”号，运输舰“福安”号，长官座舰“舞凤”号等。
　　
　　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虽在通电上署了名，但并未参加独立，仍率“通济”、“应瑞”2舰留在福州。在长江流域的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与北洋军阀关系很深，也未参加护国，但练习舰队和第二舰队的实力远远不能同第一舰队相比。
　　
　　海军的独立，使北洋军阀政府完全失去了制海权，不仅严重威胁东南各省的北洋统治，而且“纵可以驶至津沽闽粤，横可以驶入长江”，“不数日间，即可直捣燕京”。北洋军阀头目闻讯后十分恐慌，曾密谋调动重兵甚至勾结帝国主义海军直接进行干预。
　　
　　6月29日，北洋政府慑于海军的压力，被迫宣布恢复民国元年制定的约法(即旧约法)，并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8月15日，李鼎新等人宣布取消独立，各舰归还建制，驻沪临时总司令部即行裁撤。萨镇冰奉命到上海，同李鼎新一起办理舰队移交手续。
　　
　　
　　
　　五护法运动中的广东海军舰队
　　
　　
　　
　　追随孙中山护法南下
　　
　　
　　
　　1917年夏天，北洋军阀政府围绕着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德宣战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日本指使下，主张对德宣战，而美国却授意总统黎元洪反对中国参战，产生了“府院之争”。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后，段祺瑞纠集各省督军叛乱。黎元洪急调张勋率兵来京。张勋率“辫子军”控制了北京，先逼黎元洪解散国会，继而赶黎元洪下台，于7月1日复辟清王朝政权，扶溥仪重登皇位，并组成以张勋等为议政大臣的“内阁”，海军部尚书拟为萨镇冰。
　　
　　张勋复辟后，全国各地共同声讨。7月3日，程壁光以海军总长名义与凇沪护军使卢永祥联名通电声讨复辟。当日，程壁光就派出了“海圻”、“海筹”2艘巡洋舰从吴凇北驶大沽。
　　
　　程壁光的通电引起了北洋军阀的不满，冯国璋质问程壁光有何资格用海军总长名义通电。因6月24日李经羲组阁时任命萨镇冰为总长，程壁光调任海军总司令。程壁光回答：海军直隶于大总统。本总长系奉大总统之命而来。他认为李经羲内阁只是张勋的一个傀儡而已。
　　
　　程壁光是于6月9日到沪的。孙中山鼓励他率师讨逆，勿以经费为虑。6月23日，孙中山邀请程壁光到哈同花园共进晚餐，会商大计，当场奠定了联合行动的基础。27日，孙中出派人持麦加利银行支票30万元送交海军，作为军饷。7月3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邀集程壁光、林葆怿及其他海陆军将领讨论时局和对策。会上，程壁光代表海军表示：“中国人坚决反对满清专制复活，至海军全体誓不承认帝制。”孙中山补充说，这不但是共和与帝制之争，还是全体国民反抗武人专制之争。在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努力下，海军决定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
　　
　　7月6日，孙中山、章炳麟、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先乘“应瑞”练习舰离沪南下，于10日抵达汕头。孙中山然后换乘“海琛”巡洋舰于17日到达广州，以广州为护法运动的根据地。当天，在黄埔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了重要讲演。他明确指出：“欲争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必须有二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鄙人密察大势，确知非得强大之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则无以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故迭次与程总长磋商，幸得海军全体将士效忠共和。惟是海军必须有根据地，现今上海已为一般称兵谋叛者所割据，浙江、福建亦然；只有以广东为海军根据地，然后一切大计划可以发展。”
　　
　　段祺瑞联合曹锟把张勋赶出了北京，由冯国璋代理总统，重新起用刘冠雄为海军总长，萨镇冰为海疆巡阅使。当北洋政府得知驻沪海军有南下之意后，曾派萨镇冰到上海阻止。在上海三马路海军租船处召开的海军将领会上，萨镇冰声称：“海军不应干涉内政，要服从中央命令，更不宜闹分裂，以致受人利用。”程壁光对此极为反感，会议不欢而散。
　　
　　7月22日，程壁光收到孙中山关于广东方面欢迎海军南下的电报后，即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南行，并发表了著名的《海军护法宣言》，表示“我海军将士，既以铁血构造共和，即以铁血拥护之”。这个宣言是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的第一声惊雷。
　　
　　7月23日，冯国璋下令免去程壁光海军总司令职务，以刘冠雄兼领该职。
　　
　　8月5日，程壁光率领“海圻”、“飞鹰”、“同安”、“永丰”、“豫章”、“舞凤”、“福安”7舰到达广州，与已在那里的“海琛”、“楚豫”、“永翔”等舰共同组成护法舰队。次年，“肇和”舰也从福建驶抵广东，加入护法舰队。这样，护法舰队的总吨位超过了全国海军总吨位的一半。
　　
　　海军护法南下，鼓舞了正在苦斗中的孙中山，震慑了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也大大激发了广东人民的革命热情，壮大了西南护法运动的声势。
　　
　　8月6日，广东各界在长堤东园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盛况空前。孙中山、程壁光、林葆怿在会上讲了话。孙中山对海军护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吾人得海军之助力，若出兵北上，十日可到武昌，握中原要点，北方伪共和派非降即逃而已”。“海军对外虽不足，对内则有余。以一万陆军，助以海军，即足使北京、南京、汉口长虑而却顾”。“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此次文实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其余未来之舰亦皆不为彼效命，我亦操制海之权矣”。
　　
　　皖系军阀的密探马凤池在1917年7月的报告中也认为，孙中山的陆军“实力单薄，乌能成事”，但得到海军援助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孙中山的护法力量就不可忽视了。
　　
　　
　　
　　孙中山出走护法失败
　　
　　
　　
　　1917年9月10日，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程壁光和林葆怿分别被任命为军政府海军总长和海军总司令。海军部设在珠江中的海珠岛上，并在天字码头成立了海军俱乐部。
　　
　　8月26日，广东省长朱庆澜在督军陈炳焜（桂系军阀）逼迫下辞职。为了不使省长亲军20个营落入桂军之手，军政府于10月12日着手以亲军为基础组建海军陆战队，以陈炯明为司令，归程壁光节制。但由于桂系干扰，此事久拖未决。
　　
　　10月23日，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宣布投降北洋政府，并在福建督军李厚基支持下进攻惠州。军政府派兵反击，于11月8日在潮州附近迎击莫擎宇和李厚基部队。军政府陆军在护法舰队“海圻”、“永丰”、“同安”、“豫章”、“福安”等舰及江防舰队的“广玉”、“广金”、“宝壁”、“雷龙”等炮舰支援下，于12月14日攻占汕头、潮安，莫擎宇部溃败。
　　
　　11月10日，原广东矿务督办龙济光在海南岛接受北洋政府委托，以两广巡阅使名义率部数千人渡海在徐闻登陆，占领雷州半岛，威胁广州。孙中山立即调兵阻击。护法海军从潮汕沿海回驰，赶赴琼州海峡游弋，以“海圻”舰驻北海，“海琛”、“永丰”舰驻闸坡，“楚豫”舰到厦门。12月20日，护法军舰在阳江附近海面捕获龙济光军的运兵船6艘，船上载有官兵1个营及不少军械。12月23日，龙济光军的“平南”现在闸坡沿海被俘虏。在讨龙战役中，海军先后截获龙军舰船数十艘，切断了其海上运输线。1918年1月5日，程壁光指挥舰队驶往琼州，炮击秀英炮台等军事设施，有力地配合了陆军的作战。龙济光部终于溃不成军。
　　
　　在这段时间内，虽然孙中山尽了很大努力，但海军的军饷未能完全满足，以致程壁光和林葆怿等人渐渐倒向掌握两广财政的桂系势力。在护法军政府中，有桂系、海军和孙中山三大力量，海军的向背对护法成败至关重要。但海军将领的态度使孙中山感到失望，主要有下列几件事：一、程壁光不肯就任孙中山委派的海军总长一职，孙中山与胡汉民去请也被谢绝；二、广东民众驱逐桂系督军陈炳焜后，希望程壁光出来担当广东督军，程一再推辞不就；三、1917年11月15日，孙中山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督军署，用武力驱赶陈炳焜，程壁光怕得罪桂系而未执行；四、新任桂系督军莫荣新指挥部下接二连三地把孙中山派出的招兵人员枪杀，孙中山密令海军“同安”、“豫章”2舰于1918年1月3日炮击了观音山督军署。由于陆上部队未按计划行动而未达到目的。程壁光闻讯后令“海琛”舰前往阻止2舰开炮，并在事后以擅自行动为由将2舰舰长温树德和吴志馨撤职；五、附合桂系以“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来挖军政府墙角，架空了孙中山的大元帅职权。
　　
　　1918年2月26日，程壁光从海珠岛乘艇过江，在长堤木码头上岸登梯时被人行刺，肩部和胸部各中一弹，随即身亡。程壁光究竟是何人所杀，广东军政府经多次调查，均无结果，至今仍令人扑朔迷离。程壁光被刺后，孙中山亲自赶到现场，亲批治丧费3000元，并嘱胡汉民执笔拟撰讣电。莫荣新也下令悬赏缉凶，抚慰程的家属。护法军政府在广州为程壁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海珠公园竖立了程壁光的铜像，以纪念他的护法功勋。
　　
　　程壁光死后，林葆怿主持护法海军，更加倒向桂系一边。5月20日，广东军政府改组，废除大元帅制，由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7人为政务总裁，组成政务会议行使职权。次囚，孙中山同朱执信等被迫离开广州，护法运动以海军的支持而兴起，又以海军的背离而失败告终。孙中山深切感到，必须“将全国海军根本改革”，培养“有革命志气”的新式海军人才，才能担负国民革命的重任。
六驻粤海军的分化
　　
　　驱逐闽系海军反击陈炯明叛军失利
　　
　　温树德带舰出逃 “中山”舰事件
　　
　　
　　
　　

日月中天照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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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驻粤海军的分化
　　
　　
　　
　　驱逐闽系海军
　　
　　
　　
　　辛亥革命之后，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倒戈，广东军政府设立海军司，以胡毅生为司长，管理江海防舰艇。
　　
　　1912年12月6日，都督胡汉民下令裁撤海军司，改组为海防和江防2个司令部，以李和管海防，黄伦苏管江防。海防拥有“广海”、“广金”、“广玉”、“宝壁”、“保民”、“广庚”号等舰艇，江防拥有“江大”、“江汉”、“江巩”、“江固”、“广元”、“广贞”、“广亨”、“东江”、“北江”、“龙骧”、“广安”、“雷龙”、“雷虎”、“雷中”、“雷乾”、“雷坤”、“雷坎”、“雷离”、“雷震”、“雷兑”、“雷艮”、“雷巽”号等百余艘小舰艇。
　　
　　1913年，龙济光率军进入广东后，以龙觐光节制江海各舰。1916年，龙济光离开广州，带着“保民”、“广元”等舰去了海南岛。
　　
　　1917年，莫荣新当广东督军时，曾任命周天禄为海防帮办，申葆藩为水上警察厅厅长（管江防）。南下的各舰则单独组成第一舰队（即护法舰队）。1918年2月程壁光去世后，军政府考虑让林葆怿接任海军总长。但林葆怿认为还是海军总司令有实权，故未就任，军政府只好改任汤廷光为总长。桂系看到海军已经就范，才拨出3个营的民军改编为海军陆战队，以海军部参谋、“同安”舰舰长饶鸣銮兼统领。此外，还建立了海军司令部卫队营，以梁渭璜为营长。
　　
　　1920年8月，援闽粤军在孙中山指示下回师广东，桂系曾命令驻粤海军驶往诏安等地配合桂军作战。但桂军上阵后不堪一击，林葆怿见势不妙，急忙撤回舰队。广东江防舰队的“江大”、“江固”等炮舰则在国民党人的策动下宣布起义，加入反桂作战，曾配合攻占中流砥柱和车歪等珠江两岸的炮台。9月下旬，林葆怿、魏邦平（广东省警察厅厅长）、李福林（广惠镇守使）在广州河南地区独立，要求桂系退出广州。10月29日，广州宣告收复。
　　
　　这时，北洋军阀方面想趁机收买驻粤舰队。经过密商，林葆怿与北洋军阀海军总司令蓝建枢于10月11日同时宣布南北海军“统—”。但驻粤广大海军官兵对此表示强烈反对。10月14日，驻广州的全体海军军官在黄埔公园集会，反对“统一”。18日，官佐们又前去质问林葆怿，要求公布“降北”条件。林葆怿陷入弧立后，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广州。11月1日，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节制全省海陆军，汤廷光继任海军总长，原“海圻”舰舰长林永谟署理海军总司令。
　　
　　孙中山重返广东后，十分关心海军建设。1921年3月24日，孙中山在黄埔检阅了海军陆战队，并在演说中指出：“军队的灵魂是主义，有主义的军队，是人民和国家的保障。”
　　
　　1921年6月，广东海军舰艇“宝壁”、“江大”等30余艘溯西江而上，配合陆军反击桂军，先后攻克梧州、柳州、南宁、龙州等地，旧桂系军阀彻底失败。9月16日，澳门葡萄牙当局出动海军在银坑越界干涉华军缉盗，并先行开炮。中葡冲突后，广东海军派出鱼雷艇和军舰到澳门海面警戎，配合了外交谈判。
　　
　　1922年3月26日，由于陈炯明的阻扰和留守广州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被暗杀，孙中山的北伐计划落空，遂决定从桂林经梧州回师广州。江防舰艇和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等护送孙中山于4月22日安全抵达广州。
　　
　　4月27日，鉴于原护法舰队内部派系斗争日趋激烈，闽籍官兵排斥其它官兵常引起冲突，海军有可能被陈炯明利用等原因，孙中心决定派鱼雷局局长温树德、长洲炮台司令陈策、“肇和”舰副长田士捷、舰队参谋吴志馨等人用武力驱逐闽籍官兵，整顿海军。武装人员首先俘获了海军交通艇，然后用该艇运送兵员驶到停在黄埔附近的“海圻”舰旁一拥而上。舰上人员毫无戒备，闽籍官兵20余人被击毙，全舰被控制。停在白鹅潭和黄埔的其它海军舰艇也先后被夺取。在整个行动中，附近炮台也开炮相威胁，飞机亦在军舰上空盘旋，加上许多舰长不在舰上，所以未发生大的战斗，全部闽籍官兵千余人就被解除武装，押到长洲陆军学堂内。不久被分批送到香港，乘船遣回福建。海军总司令林永谟及参谋长毛仲方，也在这次行动中被驱逐。
　　
　　4月30日，孙中山对驻粤海军进行改组，任命温树德为海军舰队司令兼“海圻”舰长，吴志馨为“海琛”舰长，田士捷为“肇和”舰长，欧阳格为“飞鹰”舰长，冯肇宪为“永丰”舰长，丁培龙为“永翔”舰长，招桂章为“楚豫”舰长，田炳章为“同安”舰长，何瀚澜为“豫章”舰长，林若时为“福安”舰长，袁良骅为“舞凤”舰长，孙祥夫为陆战队司令。5月5日，孙中山又任命陈策为海防司令，欧阳格与何瀚澜2舰长对调。
　　
　　
　　
　　反击陈炯明叛军失利
　　
　　
　　
　　1922年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指挥北伐军7万人分3路进攻江西，进展迅速。但陈炯明却乘机派叶举部于18日返回广州，在白云山设立指挥部，其余各部也随后进驻广州地区，到发动政变时已集结了2.5万人左右。6月1日，孙中山从韶关赶回广州以安定后方。孙中山拟召见陈炯明及叶举等人，遭到拒绝，孙中山非常愤怒，曾密令陈策率舰炮击“陈家军”，由于妥协分子阻拦未成。
　　
　　6月16日凌晨三时许，陈炯明的部队在广州公然叛乱，以4000余人的兵力围攻总统府及孙中山的住所粤秀楼。孙中山经化装后，在卫士们的保护下离开总统府，到天字码头雇了小艇登上了陈策的旗舰——“宝壁”号炮舰。在舰上，孙中山通电号召各军官兵反击陈炯明叛军。温树德闻讯后前往“宝壁”舰晋见孙中山，并接孙中山到他的座舰——“永翔”号炮舰住宿。
　　
　　6月17日晨，“永丰”舰长冯肇宪等人感到温树德对叛军态度暖昧，孙中山在其舰上恐有不测。于是，乘汽艇到“永翔”舰谒见孙中山。冯肇宪要求孙中山立即向“永丰”舰下命令轰击叛军。孙中山答道：“时机尚未到，各舰与岸上友军必须行动一致，不能独行。”冯肇宪趁机请孙中山到“永丰”舰去给官兵训话。孙中山表示同意，随即与冯肇宪前往。温树德等人对此未发生任何怀疑。
　　
　　孙中山上了“永丰”舰后，冯肇宪才将实情全部告知。此后，孙中山就一直坐镇“永丰”舰指挥海陆军平叛。宋庆龄等人也在卫兵们掩护下，辗转来到“永丰”舰。
　　
　　17日下午，广州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陈炯明。孙中山率领“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壁”共7舰驶进省河，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叛军据点猛烈炮击，予叛军以沉重打击。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的第三师违抗孙中山命令，在岸上按兵不动。孙中山只得带领舰队驻军黄埔驻守，与长洲炮台呼应，以待北伐军回援，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等也随舰作战。
　　
　　6月21日，海军总长汤廷光与叶举、魏邦平联名布告，要求孙中山停止军事行动并下野，而各舰官兵代表则到“永丰”舰向孙中山表示了讨伐陈炯明的决心，各舰舰长也联名通电否认汤廷光有代表海军同叛军议和的资格。温树德却带着“永翔”、“同安”2舰悄然离开黄埔，驶到白鹅潭抛锚避战。
　　
　　6月23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同官兵们谈话，勉励大家：“奋勇杀贼，继承其志（指伍廷芳，任广州政府外交总长，因对陈炯明叛乱忧愤过度，突然病故），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以尽后死者之责任而已。”水兵们听后十分感动。25日，驻广州海军全体士兵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填写誓约，表达了永远服从孙中山的决心。29日，蒋介石赶到广州登上“永丰”舰协助孙中山指挥平叛。
　　
　　6月30日，叛军偷袭黄埔，企图强迫海军陆战队缴械，结果被击败，叛军丢弃机枪8挺，步枪500余支。
　　
　　7月2日，孙中山在“永丰”舰召集各舰舰长会议，提出了坚守黄埔的主张，得到与会者一致拥护。
　　
　　7月4日，海军总长汤廷光和总司令温树德联合声明“赞成统一”，但要“孙中山下野”。8日，温树德接收陈炯明26万元贿款后，把“海圻”、“肇和”、“海琛”3艘大舰调离黄埔，驶出莲花山江面。9日下午，孙祥夫追随温树德之后率陆战队投降叛军，长洲要塞易手，各舰面临炮击的威胁。于是，孙中山果断指挥“永丰”、“楚豫”、“豫章”、“舞凤”、“宝壁”、“广玉”、“广贞”、“广庚”、“广亨”等舰驶离黄埔，来到新造河面。“福安”舰因故障未能同行。当晚，孙中山在“永丰”舰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永丰”、“楚豫”、“豫章”3舰冲入白鹅潭停泊，因这里紧靠外国租界，叛军不敢开炮；“宝壁”及其他舰只运送陆上部队占领江门作为根据地。
　　
　　7月10日凌晨四时，各舰起航开始行动。“永丰“等舰于七时驶至水面狭窄、地形险要的三山口水面，首先开炮轰击敌军的车歪炮台，但炮台未还击，各舰遂快速前进。“豫章”舰担任先锋，“永丰”舰居中，“楚豫”舰殿后。当3舰驶近车歪炮台时，叛军突然开火，3舰立即发炮还击。霎时，炮声震天，硝烟弥漫。孙中山屹立在“永丰”舰驾驶台上沉着指挥。敌炮台集中火力攻击“永丰”舰，“永丰”舰左舷中弹起火，一磅炮位也被敌炮弹击中，炮手阵亡。接着，又被击中数处，但军舰仍继续前进。由于舰炮射击命中率高，叛军炮位多数被击毁，火力减弱。3舰终于闯过了车歪炮台附近水面。“宝壁”、“广庚”2舰也乘机跟进，一起驶入白鹅潭。
　　
　　各舰下锚后不久，广东海关英籍税务司登上“永丰”舰请孙中山把军舰移往别处，以免战火危及租界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严正指由：“此为我之领土，我可往来自由，”并表示“吾只知正义公道，决不受无理之干涉”。该税务司无言以对，默然而去。
　　
　　这时，中外各舰沿芳村岸边从北向南一字排开，有日本舰，英国舰，美国舰，中国舰有“永丰”、“楚豫”、“同安”、“豫章”、“宝壁”、“广庚”等。后来，“安北”、“雷乾”2艘小舰也来加入防卫。“同安”舰曾随温树德逃离战场驶抵白鹅潭，孙中山派欧阳琳为舰长接管了该舰。“永翔”舰拒绝孙中山派丁培龙回舰指挥，并于14日离开了白鹅潭。7月16日，孙中山任命欧阳格为海军临时总指挥。
　　
　　7月19日，叛军江防司令周天禄派徐直等人乘小艇运送水雷到白鹅潭，企图炸毁“永丰”舰。幸好赶上退潮，“永丰”舰掉头离开了泊位，水雷爆炸后舰身仅晃动了几下。此外，叛军还雇佣了几十条小船，准备趁爆炸后袭击“永丰”舰。但见水雷炸空，也就没敢出动。
　　
　　7月29日，北伐军在韶关与叛军作战失利，孙中山认为舰队固守省河已无必要。8月9日下午三时，孙中山与冯肇宪、招桂章、欧阳琳、丁培龙等舰长离舰，搭乘英国领事提供的“摩轩”号炮舰去香港，再乘船赴上海。各舰善后事宜交欧阳格办理。但欧阳格不久也离舰出走。陈炯明收编了白鹅潭各舰，并重新委派了舰长。
　　
　　
　　
　　温树德带舰出逃
　　
　　
　　
　　1922年底，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第二路总司令刘震寰及粤军莫雄等部组成西路讨贼军，与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共同向陈炯明叛军进攻。为了配合平叛作战，海军“肇和”、“楚豫”等舰组成驻汕头舰队，田士捷被孙中山任命为司令。叛军兵败如山倒，残部退往东江、潮梅一带，讨贼军于1923年1月16日进入广州。2月21日，孙中山由上诲回到广州，担任陆海军大元帅，并设立了大本营。
　　
　　3月1日，孙中山发出给驻汕头海军田（士捷）司令等电报，要求赴汕头各舰速行归队。
　　
　　为了整顿海军，孙中山于3月12日任命了各舰新舰长，盛延祺（白沙）为“肇和”舰舰长，欧阳琳为“永丰”舰舰长，潘文治为“楚豫”舰舰长，宋复九为“肇平”舰舰长，周之武为总轮机长。3月14日，孙中山又任命陈策为广东海防司令，杨廷培为广东江防司令。至于温树德，尽管他曾背叛革命，但孙中山见他有悔过表示，仍保留其舰队司令职务。
　　
　　这时，北洋军阀也在极力拉拢温树德，于3月20月任命他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田士捷和盛廷祺等驻汕头海军将士于3月31日发出“世电”，声讨温树德勾结北洋军阀的罪行。
　　
　　“世电”一发表，舆论哗然，温树德当夜潜逃。但温树德叛心不死，他收买了“肇和”舰的一些官兵谋叛。4月14日，叛兵在“肇和”舰闹事，将舰长盛延祺（1894-1923，字白沙，江苏仪征人，先后在烟台、吴淞、南京海军学校学习，积极投入护法、反击陈炯明叛军的作战，遇害后，被追封为海军中将）和副舰长江泽澎杀害。孙中山闻讯后，为失去这批将才而悲恸不已。为控制海防，孙中山立即派出杨虎、孙祥夫、李元为海军特派员，监视各舰。
　　
　　4月间，桂系军阀沈鸿英出兵进攻广州，逼近三水。海军奉孙中山之命，以“楚豫”、“同安”、“豫章”及“江大”等舰组成的舰队反击叛军。
　　
　　5月31日，孙中山下令撤去温树德舰队司令职务，在省河、赤湾、汕头的海军各舰，“一律暂由本大元帅直接管辖”。孙中山又重新任命了海军官佐：吴志馨为“海圻”舰长，何瀚澜为“海琛”舰长，李国堂为“肇和”舰长，田忠柏为“飞鹰”舰长，潘文治为“福安”舰长，赵梯琨为舰队参谋长兼“永翔”舰长，胡文溶为“楚豫”舰长，缪庆福为“豫章”舰长，任治龙为舰队轮机长，郭朴为舰队军需长，王文泰为警卫大队长，章焕文为海军司令部副官长。
　　
　　当天，赵梯琨等海军将领致电孙中山表示：“誓矢忠诚，一致拥戴大元帅，始终不渝。”
　　
　　然而，温树德及其党羽仍在加紧勾结北洋军阀，预谋叛逃。8月，北京海军部派军需司长刘永谦等人同温树德密商，同意由胶澳督办拨款50万元，“以充修船发饷及开拔等费”。于是，温树德策动“海圻”、“永翔”、“同安”、“肇和”、“海琛”、“楚豫”6舰于12月19日驻离广东汕头，于1924年1月上中旬抵达青岛。北洋军阀政府特派大总统侍从武官刘照垣、海军部参事吴振南前住犒劳。3月22日，曹锟以总统名义任命温树德为海军渤海舰队司令，以北驶的6舰组成渤海舰队。不久又授予温树德海军少将军衔。
　　
　　
　　
　　“中山”舰事件
　　
　　
　　
　　温树德叛逃时带走了海军中的主力舰只，留在广东仅有“飞鹰”、“永丰”等炮舰及一些江防舰艇，没有一艘超过千吨，多数在300吨以下，有的仅几十吨。这些舰艇统归陈策指挥。
　　
　　1924年1月16日，陈策因派舰为商人拖运谷船，在金斗湾与香山县驻军冲突，随即派陆战队乘军舰将当地驻军缴枪并攻入香山县城。县长朱卓文告了陈策一状，孙中山下令撤了陈策的司令职务，改由冯肇铭代理。3月13起，孙中山任命林若时接任海防司令；4月12日，任命张汉为大本营海军委员。
　　
　　8月，许崇智就任建国粤军总司令，并接管了广东所有舰艇，改设舰务处，委任招桂章为处长。许多舰艇长年失修，多已损坏。蒋介石在一次会上提出将“飞鹰”舰上的军械卸下供陆军使用，遭到招桂章严词驳斥。
　　
　　8月10日，“永丰”、“江固”2舰奉孙中山和廖仲恺（时兼任广东省长）之命，扣留了驶入珠江的挪威轮船“哈佛”号，截获了长短枪9000枝。在商团策划叛乱期间，海军舰艇日夜巡逻在珠江上，配合了岸上部队和工农武装迅速镇压了暴乱的商团军。此时，广东海军重新组建了陆战队，下辖2个支队及2个独立连。
　　
　　1924年11月13日，“永丰”舰护送孙中山、宋庆龄离开广州，路上北去的征途。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4月16日，为了纪念孙中山，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下令将“永丰”舰改称“中山”舰。
　　
　　在二次东征军阀陈炯明和南征军阀邓本殷的战役中，广东海军均出动舰艇参战，为统一两广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25年6月，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叛乱，海军舰艇紧急出动，在长州一东山码头江段巡逻，监视叛军动静。6月5日，叛军杨希闵部夺取了“宝壁”舰，并用舰炮轰击广州河南地区。但没多久，“宝壁”舰又被忠于革命政府的士兵夺回。6月7日，海军“江固”、“江大”等舰向滇系军阀设在东堤的总部及在东濠口的部队实施猛烈炮击。8日，滇系军阀用木筏渡江，企图偷袭设在河南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被海军舰炮击退。11日，廖仲恺乘坐“中山”舰到达黄埔，当晚命令总攻。在海军舰炮的有力支援下，平叛部队渡江占领了猎德、车阪、二沙头等处，杨、刘叛军顷刻土崩瓦解。
　　
　　1925年8月，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各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海军局，同时撤销原建国粤军总司令部舰各处。局长由苏联顾问斯美洛夫担任，参谋厅长为欧阳琳，政治部主任为李之龙（1897-1928，湖北沔阳人，曾在烟台海军学校、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中共的第一位海军将领）。
　　
　　海军局属下各舰，都设有国民党代表。共产党员和一些进步分子加入海军后，使之面目一新。海军俱乐部进行各种文娱演出和专题讨论。苏联顾问常给官兵们讲授海军知识和政治形势，李之龙则为大家当翻译。海军官兵还踊跃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各种革命活动。
　　
　　省港大罢工时，海军出动舰艇配合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蒋介石的亲信、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别趁机利用职权贪赃受贿，每天可向通过其防区的走私船收取4000多元的“保护费”，破坏了罢工纠察队对港英当局的经济封锁。李之龙听取了当地商人的报告后在局长支持下，亲自带领海军舰艇出发，扣押了一批与陈肇英有联系的走私船。陈肇英得知之后，威逼海军局还船放人，不然将采取“相当手段”。李之龙坚决不答应，他大义凛然地说道：“什么相当手段！至多不过是用朱卓文对付廖（仲恺）党代表的手段，那又算什么！”接着，李之龙又把此事向国民政府作了汇报，陈肇英被撤职查办。从此李之龙成为蒋介石等人的眼中钉。
　　
　　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由于蒋介石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增加，个人野心也迅速膨胀起来。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工农运动，限制苏联顾问，排斥汪精卫等人，蒋介石决心从“中山”舰开刀。
　　
　　2月间，海军局长斯美洛夫因事回苏联，由欧阳琳代理局长。蒋介石的亲信、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对局长一职早有野心，他便以海军局“江固”、“金马”2舰走私受赃案发一事恐吓欧阳琳。欧阳琳胆小怕事，弃职逃去。可是欧阳格如意算盘并未实现。3月初，国民政府任命李之龙代理海军局局长和参谋厅长，并兼“中山”舰舰长，军衔由海军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职位军衔最高的军事将领。
　　
　　李之龙上任后，立即带领宪兵登上“中山”舰，捕获了欧阳格的同伙13人，并抽调了2个班的步兵驻舰加强防卫，从而粉碎了欧阳格劫舰叛逃的阴谋。后来，由于李之龙身兼数职，海军局公务繁忙，遂于3月14日辞去“中山”舰舰长职务，由副舰长章臣桐代理。
　　
　　3月17日，孙文主义学会骨干王柏龄在黄埔军校传布谣言，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改变。当晚，蒋介石在军校讲演时声称：“……若有哪一个同志、官长或党代表，要做破坏革命和违反革命的事，不论下级对上级，上级对下级，都要严厉监督。”可见，蒋介石对共产党采取“严厉”措施是早有准备的。
　　
　　3月18日下午六时许，黄埔军校办公厅主任孔庆睿得到报告，“定安”号商船从上海开往广州途中被匪徒抢劫，已停泊在黄埔附近。孔庆睿决定派1艘巡逻舰及16名士兵前往保护，并把此事交给军校管理科。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接到指示后，因军校无船可派，遂打电话给军校驻省办事处。军校交通股长兼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两人均为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及制造“中山”舰事件的重要成员）得知后，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李之龙不在局中，海军局作战科长邹毅答应请示李之龙，设法派舰前来听候差遣。邹毅拟就一函交欧阳钟，并由传令兵带着去李之龙家中。李之龙不在家，由夫人接待。欧阳钟将函留下后，返回办事处。函云：“军校办事处欧阳秘书（应是主任）来局，谓接邓教育长电话：谓奉蒋校长面谕；命海军局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交蒋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壁’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由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回家阅函后，立即与“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该舰才从海南回来，机件有损需修，李之龙遂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并把命令下达给章臣桐，还补签了调“宝壁”舰的命令。当夜十时许，军校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的电话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晚可先来一艘（即“宝壁”），约夜十二点到埔，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
　　
　　3月19日晨六时，“宝壁”舰起航。七时，“中山”舰也随后前往。同日晨，邹毅要求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即照办。公函称：“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上午九时，“中山”舰抵达黄埔，章臣桐上岸到军校报到，由副官黄珍吾接待。章臣桐出示了李之龙的命令，内称：“派中山舰火急开往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另换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立即向教育长邓演达汇报，邓说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但他正忙着，命黄珍吾转告章臣桐待命。
　　
　　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洛夫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当时正在广州考察，想参观“中山”舰。李之龙听了报告后，用电话请示蒋介石，获得同意后将“中山”舰调回广州。当天下午六时，“中山”舰驶抵广州。欧阳钟一伙矫改命令的诡行眼看将被揭穿。于是，他们广泛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无故升火游弋，来往黄埔、广州间，显系“共产党倒蒋，推翻国民政府”。
　　
　　3月20日凌晨四时，蒋介石经过一夜策划之后，在第一军经理处下达了政变命令：(一)宣布广州戒严；(二)任命欧阳格为海军舰队司令，命其派兵逮捕李之龙，占领“中山”舰；(三)派刘峙部600余人，由黄埔乘舰至东堤登陆，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枝；包围并搜查苏联顾问团住所及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制弹厂等机关，解除苏联顾问团卫队武装。
　　
　　欧阳格接令后，立即带第二十师一部冲入文德楼，将李之龙从床上抓起。经秘密审问后，押至造币厂监禁。六时，欧阳格领兵占领“中山”舰后，通知各舰舰长和党代表来开会。十时许，人到齐后，欧阳格宣布奉令扣押舰长和党代表们，有的还上了铐。海军顾问加烈（苏联籍）闻讯赶到“中山”舰，欧阳格不准其上船，并派人加以监视。欧阳格还派遣“飞鹰”、“自由”、“江北”3舰泊于珠江口外，控制了“安北”、“平南”2舰，并对其余舰进行“检查”。从此，广东海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一些国民党左派被逐出。蒋介石一手控制了海军，以潘文治代理局长，吴嵎为“中山”舰舰长。
　　
　　蒋介石挤走了汪精卫，削弱了中共和苏联顾问团的力量，打击了工农运动之后，又转而宣布事件是个“误会”，释放了李之龙，处分了欧阳格等制造事端的骨干分子。李之龙出狱后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创办了“血花世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李之龙写了《三二○反革命政变真相》一文，发表在武汉《人民日报》上，用铁的事实揭露了蒋介石阴险、凶狠的真面目，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后来，李之龙在海军中开展兵运工作，于1928年2月7日在广州被广东海军司令陈策以“策动海军叛乱”的罪名枪杀，年仅30岁。
　　
　　北伐战争开始后，海军局改为军事委员会海军处，林振雄、潘文治先后任处长，办公地点迁到长洲蝴蝶岗。由于许多舰长或副舰长被换上黄埔军校毕业生，但他们并不懂海军业务，所以事故不断。
　　
　　1927年，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广州也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海军亦奉命参与行动。“中山”舰开抵黄埔，将军校师生熊雄等200多人押上军舰，许多人后来被害。
　　
　　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率第二方面军在广州驱逐了李济深、黄绍竑等人的武装，控制了广州。海军方面改为广东军事委员会舰务处，以冯肇铭为处长。当时，广东最大的军舰“飞鹰”舰舰长舒宗鎏被撤职后，引起全舰官兵反对，新任舰长黎钜镠无法上舰。11月23日，舒宗鎏驾舰绕避虎门炮台，驶至汕头，与陈济棠部取得联系。
　　
　　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一部分海军陆战队士兵踊跃参加。在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一位陆战队代表激动地站起来高呼口号：“我们海军陆战队拥护苏维埃政府！打倒反革命！革命工农兵万岁！”因为他喊的是普通话，好多人听不懂，以为他在捣乱会场，维持会场秩序的赤卫队员持枪跑来，引起了一场误会。当弄清事情真相后，大家又向他鼓掌叫好。因为有海军参加广州暴动，所以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张太雷又兼任了海陆军人民委员。

日月中天照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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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北洋军阀混战中的海军
　　
　　
　　
　　驻舰海参崴
　　
　　
　　
　　1917年7月，护法海军南下广东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海军实力所剩无几，人心浮动，一度陷于混乱状态。海军部进行了改组，刘冠雄重任总长，萨镇冰为海疆巡阅使，刘传绶为次长，饶怀文署总司令，林颂庄署第一舰队司令，杜锡珪署第二舰队司令。
　　
　　林颂庄原为“海筹”舰舰长，杜锡珪原为“海容”舰舰长，他俩在上海开会时曾赞成护法。7月1日张勋复辟，总统黎元洪逃往日本使馆避难。因程壁光在“广甲”舰当帮带（副舰长）时，黎元洪是舰上的三管轮，程壁光当海军总长是黎元洪举荐的。因此，程壁光派遣“海筹”、“海容”2巡洋舰驶赴渤海湾接黎元洪南下。临行前，程还付给2舰20万开拔费。哪知杜、林二人到北京后，即被段祺瑞扣留。在段祺瑞威胁利诱下，二人率舰降段，从而使护法海军失去2艘主力军舰。程壁光闻知后用手杖痛击军舰甲板，大骂杜、林二人的背叛，连呼上当不已。北洋军阀得到这2舰后，才算维持了海军的局面。
　　
　　不久，北洋军阀海军参加了第—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3月14日，北洋军阀政府正式对德、奥两国宣战。中国海军没收了德、奥两国在华的舰船10余艘，其中，2艘炮舰被改名为“利捷”、“利绥”号，1艘拖船改名为“利通”号，其余商船改运输舰，名为“华甲”、“华乙”、“华丙”、“华丁”、“华戊”、“华己”、“华庚”、“华辛”、“华壬”、“华癸”号。海军曾设立了一个租船监督处，进行营运。由于经营不善，后被撤销。“华甲”改为“华安”，“华乙”改为“普安”，“华丙”改为“治安”，“华癸”改为“克安”。
　　
　　1918年4月，北洋军阀政府接受协约国的邀请，派出“海容”舰进驻海参崴，与美、英、日、法、意等国军队共同组成对付俄国革命的干涉军。中国设立了海军代将处，以“海容”舰长林建章为海军代将（原为上校），指挥“海容”舰及陆军1个团（团长宋焕章）。中国驻军并未参加对俄作战，驻扎1年多以后就从海参崴撤回国内。
　　
　　1918年5月1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同日本政府代表在北京秘密签订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共分8条，其实质是日本力图控制中国海军，并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及领土、领水对俄作战。出席签字的中国海军委员长为沈寿堃中将，日本海军委员长为吉田增次郎少将。该协定于1919年3月1日结束。
　　
　　
　　
　　出兵两湖闹饷扬州
　　
　　
　　
　　北洋军阀政府所辖的海军，内部纷争频繁，各自依靠实力参与军阀之间的混战。
　　
　　1918年2月，北洋军阀曹锟、张怀芝等率军向湖南发起进攻。杜锡珪率第二舰队的“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5舰从水路开进，策应陆路攻势。湘桂联军没有海军，处于不利地位。3月16日，北洋军一个团在海军舰炮支援下，攻陷江防要隘城陵矶。18日，北洋军占领岳阳。26日，杜锡珪又率各舰过洞庭湖沿湘江进犯，配合吴佩孚的北洋军第三师占据了长沙，南军不战而退。
　　
　　1921年8月，新任两湖巡阅使的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再度举兵进攻湖南。16日，杜锡珪指挥“建中”、“江元”等舰艇协助吴军的2个旅向驻在鄂西嘉鱼、簰洲、宝塔洲一带的湘军出击。出兵当日，海军攻下白螺矶。28日，杜锡珪又率军舰7艘，护送北洋军4个混成旅，紧跟日本军舰之后，由螺山向岳州上驶。湘军无海军，江防炮兵也很薄弱，又怕开炮误伤日舰，致使北洋军舰船直抵岳阳楼下。当天下午四时，海军舰炮猛轰岳州，南津港铁路等重要设施均被击毁，湘军头领赵恒惕只得落荒而逃。9月1日，吴佩孚乘“江贞”舰到达岳州，借助英领事的联络，逼迫赵恒惕签订城下之盟，湘军让出了岳州地区。
　　
　　正当直、湘两军激战时，以潘正道为前敌司令的援鄂川军，于8月18日占领巴东、秭归后，兵分二路进击宜昌等地，以图顺江而下发展势力。9月2日，川军兵临宜昌南岸。宜昌守军难以抵挡，急电吴佩孚增援，吴佩孚结束湖南战争后，于9月14日同杜锡珪一起乘“楚泰”舰前来督战。18日至27日，在海军舰炮的有力支援下，吴佩孚击败川军，迫使其退出鄂西地区。
　　
　　1922年1月6日，因北京政府欠饷近一年迟迟未发，“楚泰”、“楚谦”、“江鲲”、“江犀”等舰前往江苏扬州十二圩截留两淮盐税。因盐税是作为外债抵押的，11日，美、英、法、日等国使节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18日，英国军舰也开到扬州，监视截税的中国舰艇。海军总司令蒋拯于17日发出强硬通电，声称：“海军此举得之则生，弗得则死，誓必达目的而后已。”经过多方周旋，北京政府作出让步，决定由财政部拿出20万元，江苏督军齐燮元筹集30万元来解决海军饷款。各舰闻讯后撤离十二圩，一场“闹饷”风波才算平息。
　　
　　
　　
　　奉系海军的初建
　　
　　
　　
　　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北京海军部调派“海筹”、“海容”2舰急驶秦皇岛，“江利”、“江元”、“楚同”、“楚谦”4舰赶赴大沽口，威胁奉军的后路。海军总司令蒋拯还发出了助直攻奉的通电。5月上旬，奉军失败退往关外。当张作霖和奉军的高级将领们乘火车仓皇出关途径秦皇岛时，遭到直系海军舰炮的炮击，张作霖专列险些中弹。从此，张作霖认识到海军的重要性，决心建立自己的海军。
　　
　　早在1918年5月，北京政府海军部曾派王崇文前往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调查，准备乘俄国革命之机收回被沙俄夺去的两江航运权。12月，经国务会议议决，海军部开始筹置浅水炮舰以供两江防卫之需。
　　
　　1919年7月，北京海军部设立了吉黑江防筹备处，任命王崇文为处长，林志瀚为陆战队长，并从二舰队抽调了“江亨”、“利川”、“利绥”、“利捷”4舰前往。9月，4舰到达鞑靼岛。由于白俄及日本军队的阻扰，4舰未能在江水封冻前赶至哈尔滨，只好停留在庙街。在当地华侨的资助下，这些南方水兵才渡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当时，庙街是苏联红军、白俄军和日本军激烈争夺的对象。红军撤出后，中国舰队被白俄军以“资助红党”为名扣押多时，直到1920年秋才放回。4舰驶至哈尔滨，与由商船改装的“江平”、“江安”、“江通”3舰及接收中东铁路局的“利济”舰汇合。
　　
　　随之，北京海军部在哈尔滨设立吉黑江防司令部，王崇文被任命为少将司令，沈鸿烈（1882-1969，湖北天门人。1905年赴日本海军学校留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在参谋本部任科长，主管海军作战和海防。1916年任海军武官赴欧观战。1920年任吉黑江防舰队参谋长。1922年署东北航警处长。1923年任东北海防舰队司令。1927年任东北海军联合舰队副司令、代总司令。1932年，兼青岛市长。1933年，辞去海军职务。1938年，任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省党部主任。1941年，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6年，任浙江省主席。21948年任考试院铨叙部长。晚年在台湾居住）为参谋。1922年5月，由于北京海军部财政困难，3年内欠饷竟达10个月之多，加上张作霖乘机活动，终于把江防舰队划归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脱离了北京海军部。张作霖以此作为东北海军的发展基础。同时，张作霖又在沈阳设立东北航警处，调沈鸿烈任处长。下设总务、海事、军需等科，指挥江防舰队并管理东北的水警、渔业和航运事宜。1923年春，张作霖以军费报销不实撤了王崇文司令职务，任命“江亨”舰舰长毛钟才为司令。这时，沈鸿烈已逐步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采纳了沈鸿烈的建议，于葫芦岛创立了航警学校，培养海军人才；并从江防舰队抽调技术人才，改造2艘海船为军舰，分别命名为“镇海”、“威海”号，开始筹建东北海防舰队。
　　
　　
　　
　　沪队独立夺取厦门
　　
　　
　　
　　1923年4月8日，“海筹”、“永绩”2舰从青岛驶至上海后，联合驻沪的“建康”舰、“列”艇突然宣布“独立”，这就是令人瞩目的“海军沪队独立”事件。
　　
　　“海筹”舰长许建廷、“永绩”舰长蒋斌等在通电中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全国的方针，赞成皖系的“联省自治”，对孙传芳领兵进入福建表示不满，主张福建自治。独立的海军官兵推举林建章为海军领袖，成立了海军上海领袖处，下设参谋处，参谋长为曾以鼎；副官处，副官长为林焕铭：秘书处，秘书长为王君秀；轮机处，轮机长为王齐辰；江南造船所，所长为刘冠南。起初仅有4艘军舰，后来有所增加。
　　
　　7月28日，“靖安”运输舰在舰长宋天森指挥下投奔沪队。该舰本来奉命由南京装载新枪80支和子弹25万发、炮1门和炮弹700发以及其它军用品开赴马尾，当军舰途经吴凇口时，船头一转，进了黄浦江。1924年1月12日，“辰”艇副长陈时珍把艇长廖德星禁闭起来后，率艇加入沪队。另有“湖鹏”、“楚泰”、“江利”等舰艇官兵也计划投沪，被杜锡珪破获，为首者被处决或监禁。沪队的经费是由曾以鼎之兄曾毓男（安福系骨干）向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领取的。因此，沪队实际上操纵在皖系手中。
　　
　　当时，孙中山联络皖、奉势力，集中反对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对沪队独立表示欢迎。1923年4月9日，林建章向孙中山发出“佳电”，说明起事缘由。5月7日，孙中山回致“阳电”表示：文当竭其绵薄相与戳力同心，共抒国难。南来海军诸将士，亦极表同情，幸勖前途，以竞全功。
　　
　　1923年6月，为了根本解决海军经费问题，练习舰队司令杨树庄力主攻占福建沿海地区收取税款。当时，杨树庄选定了厦门，得到了杜锡珪的默认，其它舰队的部分舰艇及陆战队也暂归杨树庄节制。
　　
　　7月24日，杨树庄率“应瑞”、“海容”等舰及陆战队向厦门发起进攻，先占领了金门，遇到福建军阀臧致平守军的顽强抵抗。7月31日，舰队向嵩屿等处猛烈炮击，但在磐石等炮台要塞炮的阻击下，难以推进，双方互有伤亡。陆战旅旅长杨砥中见势不妙，没有按计划在禾山登陆，而将部队滞留金门。又经数日交战，海军仍未能得手，只得于9月中旬后停止进攻，而采取经济封锁和政治联络手腕。
　　
　　这时，卢永祥因在沪浙力量单薄，遇到齐燮元的威胁，希望臧致平率部来援。臧部在厦门也感孤立。于是，海军通过林知渊从中疏通，并向臧致平提供了款项和军火。臧致平准备就绪后，于1924年4月初开始北撤，并提前通知海军前来接收。4月15日，杨树庄率舰队及陆战队和平占领了厦门。4月17日，臧致平手下一个被撤职的旅长李耐庵率兵偷袭炮台，“应瑞”舰开炮阻击。次日，李耐庵部约千人被陆战队包围缴械。5月，北京政府的贿选总统曹锟任命张毅为镇守使前来接管厦门。海军岂能把到手的肥肉让出，硬是将张毅挡了回去。海军占据厦门之后，在该地设立了闽厦警备司令部，由杨树庄兼警备司令。
　　
　　1924年8月下旬，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联合皖、闽、赣等省直系军队8万人，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联合各派反直军队9万人，双方调兵遣将，准备大战。海军总司令杜锡珪于8月25日命令李景曦带领“楚有”、“楚泰”等6舰从南京出发，向上海前进，加入直系阵营。杨树庄率领的“应瑞”、“海容”、“永健”、“楚同”、“楚观”5舰也于8月31日到达镇海口外沥港海面，威胁卢永祥。林建章指挥海军沪队6舰也在吴凇口布防。虽然双方海军剑拔弩张，但在江浙战争中并未直接交战。这是因为：一、上海是列强侵华势力最集中的地方，外交使团向双方海军分别发出警告，不许在凇沪作战，否则外舰将出动干涉；二、双方都不希望损失实力。林建章于9月3日给杜锡珪的电报中说：“麾下经年衣食之源，实隐受沪队之惠……”这就在告诉杜锡珪，正因为有沪队独立，陆军才给你军饷，如搞垮了沪队，你好日子恐怕也就没有了。9月16日-28日，杜锡珪指挥海军支援陆军攻击浏河被击退，舰炮发射的炮弹有2发却落到齐燮元部官兵头上，造成了伤亡。后来，卢永祥的江浙联军失败，第一舰队司令周兆瑞被收买，率沪队的“海筹”等舰驶出吴凇口，投奔杜锡珪，林建章随即下野，沪队独立事件结束。
　　
　　
　　
　　东北海军的扩充
　　
　　
　　
　　江浙战争爆发后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在北方打响。9月15日，张作霖率领奉军向榆关、朝阳出击。9月18日，吴佩孚在北京组建了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以杜锡珪、温树德为讨逆军海军正副司令，向奉军反击。吴佩孚令温树德率渤海舰队在秦皇岛集结，曾2次出击袭扰葫芦岛和营口等地，还准备用军舰护送骑兵在营口登陆奔袭沈阳。但是，沈鸿烈也加强了东北沿海防务，占优势的奉军空军将渤海舰队赶了回去。由于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与奉军联合作战，直军主力大部被歼。11月3日，吴佩孚乘坐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为他准备的“华甲”号运输舰，在“永翔”、“楚豫”、“肇和”等舰陪同下，从塘沽南驶长江，于15日到达南京。奉军占领天津后，奉系海军接收了大沽造船所。所内有一艘新从海参崴购回的破冰船，船身坚固，马力很大，经武装后命名为“定海”舰。东北海军又从日本购进鱼雷艇1艘，命名为“飞鹏”。东北海军海防舰队由此组建起来。该舰队以营口为基地，巡防东北各海口。同时，设立东北海防总指挥部，不久改称东北海军司令部，沈鸿烈任司令。
　　
　　直军失败后，温树德又率渤海舰队投靠了奉系山东督办张宗昌。1925年10月，渤海舰队的官兵闹饷，温树德无法应付，只得弃职逃走。张宗昌派第八军军长毕庶澄前去解决，后来就由毕兼任渤海舰队司令。
　　
　　1926年初，东北海军海防舰队和渤海舰队驶往大沽口外，多次炮击大沽地区，支援奉军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3月8日，渤海舰队掩护陆军6000余人在北塘登陆，企图袭击军粮城。结果，上岸的奉军被国民军包围，激战后，2900余人被国民军俘虏，渤海舰队11艘军舰也被击退。3月9日，国民军在大沽布下水雷，以防奉军舰船冲入。
　　
　　3月12日，日本海军第十五驱逐队2艘军舰不按事先规定的时间闯入大沽口，奉系4舰尾随跟进。守军用旗语阻止，日舰反而向岸上射击，国民军被迫还击。结果，日舰死军官1人，伤水兵3人，国民军死官兵5人，伤士兵8人。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提出了“抗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3月18日，北京市民举行反帝游行示威，被段祺瑞派兵镇压，造成了血腥的“三·一八”惨案。
八北洋政府时期的海军建设
　　
　　民国前期的海军教育舰艇装备的制造和购买
　　
　　设立海军新机构海军新兵种—陆战队和航空兵的建立
　　
　　
　　
　　
　　
　　
　　
　　八北洋政府时期的海军建设
　　
　　
　　
　　民国前期的海军教育
　　
　　
　　
　　民国以后，在清末水师（海军）学堂的基础上，陆续开办了海军学校，培养了一批海军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
　　
　　福州海军学校，原为福州船政局后学堂。1913年，海军部将其收归部辖，定学制8年。该校毕业航海班学生1届，计23名；轮机班5届，共118名；军用化学班1届，计10名（到1928年止，下同）。
　　
　　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原为福州船政局前学堂。1913年，海军部收归部辖，定学制10年。该校毕业制造班学生1届，计35人。
　　
　　福州海军飞潜学校，1918年创办。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飞机和潜艇制造专业人才的学校，设有飞机、船体和轮机制造专业，学制8年4个月。该校共招生5个班，毕业3个班。其中有：飞机制造学生17名，船体制造学生19名，轮机制造学生20名。
　　
　　1926年5月，因经费短绌，海军制造学校和飞潜学校奉命并入海军学校。
　　
　　南京海军军官学校，1912年在原江南水师学堂旧址新办。从各舰队初级航海军官及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生中招收学生百余人入学。至1914年止，仅办了2届就匆匆结束了。学员主要学习海军战略战术等方面内容。
　　
　　南京海军雷电学校，1915年在军官学校旧址上创办。初设鱼雷、无线电2个专业。1917年，烟台海军枪炮练习所并入该校后，增加枪炮专业，改称海军鱼雷枪炮学校。1927年停办后，改办海军无线电学校，于次年结束。该校招收无线电学生5届，共153名，鱼雷和枪炮学生10届，共400余名。
　　
　　天津海军军医学校，原为北洋医学校，1915年10月收归海军部管辖，该校共毕业学生5届85名。
　　
　　烟台海军学校，民国以后继续开办，直属海军部。1914年起，该校学生凡学习3年普通课程合格后，即转送吴凇海军学校学习2年海军专业课。1920年，吴凇海军学校停办后，在校学生仍回烟台完成学业。1928年，该校被军阀张宗昌摧毁。在民国期间，烟台海军学校共毕业航海学生11届，合计366名。这是同时期培养海军人才最多的一所海军学校。
　　
　　吴凇海军学校，原为交通部吴凇商船学校。1914年冬停办，1915年春被海军接收，在校学生也转为海军航海生。于是，海军部决定把烟台海校作为海军初级学校，吴凇海校作为海军高级学校。这个制度实行了5年，到1920年止，共毕业航海学生5届209名。吴凇海校撤销后，校址还给交通部仍办商船学校。
　　
　　湖北海军学堂，系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909年为训练湖北海军人才而办。1913年停办，毕业驾驶学生1届10名，管轮学生1届23名。
　　
　　黄埔海军学校，原为黄埔水师学堂，广东省所办，1912年改称黄埔海军学校（还曾称为水师鱼雷学堂、水师工业学堂）。1917年收归海军部所辖，改称广东海军学校。1922年，因经费不足和派系倾轧而停办。该校共毕业驾驶、管轮学生5届222名。
　　
　　青岛海军学校，原名东北航警学校，1923年在葫芦岛创设。取名“航警”二字是奉系当局为了掩人耳目。学校课程全部按海军设置。该校在这一时期毕业航海学生1届42名。
　　
　　此外，海军还开设了无线电报警传习所、观象传习所、引港传习所及练营，培训观通、气象、引水人员和技术兵士等。同时，海军还继续派出一些海校毕业生和海军官佐到英、奥、美、日等国进修造舰、航海、轮机、航空、水鱼雷等专业。
　　
　　民国前期的海军教育，是海军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遭受战乱的影响，但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一定的提高。
　　
　　
　　
　　舰艇装备的制造和购买
　　
　　
　　
　　修造舰艇和武器技术装备是海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民国以后，海军主要是通过自制和向外国定购一些舰艇来加强舰队。
　　
　　江南造船所，原名江南船坞。1912年4月海军部接收后，改称江南造船所。在此阶段，该所有了较大发展，除原有的第一号船坞拓宽外，还于1925年新建第二号船坞。特别是在1919年-1921年间，造船所新建了合拢厂、铸铁厂、木模厂、打铁厂、打铜厂、造船铁工厂、大库栈等配套工厂，添置了新式气压机、电力剪机、起重架等机器设备。1913年造出破冰船和缉捕船各2艘，分别被命名为“瑞辽”、“安海”（均150吨）和“引擎”、“麦士门”号（均300吨）。1914年，造出炮舰2艘，命名为“永健”、“永绩”号（均860吨）。1916年，造出“利川”号拖船（375吨）。1917年，造成浅水炮舰2艘，命名为“海凫”、“海鸥”号（均150吨）。1919年，江南造船所承接美国订购的4艘运输舰（后改货轮），排水量为14550吨，4430匹马力，航速13节。1921年-1922年间，4船全部按期峻工并交付使用，被分别命名为“官府”、“西勒所”、“奥连讨”、“客赛”号。这是我国船厂制造的第一批万吨轮。
　　
　　马尾造船所，原名福州船政局。1913年收归海军部管辖。1917年-1918年间，该所造出浅水炮舰“海鸿”、“海鹄”号（均190吨）。其余时间，该所主要承担舰船修理等任务，这个清末时的造舰大户已让位给江南造船所了。由于经费不足，马尾造船所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大沽造船所，原名大沽船坞。1913年2月被海军部接管。1917年，造出浅水炮舰“海鹤”（227吨）、“海燕”（56吨）号。1918年，造出浅水炮舰“海鸥”（140吨）、“海鹏”（120吨）号。后来，制造枪炮业务越来越多，造船反被挤掉了。1924年，该所在军阀混战中被蹂躏，从此一蹶不振。
　　
　　厦门造船所，原名厦门船坞，1924年，海军入厦时接收，仅承担修理中小型舰船业务。
　　
　　在1912年-1924年间，中国海军共购买外商制造的舰船13艘，其中有许多是清政府订货、到民国才交舰的。1912年，德制浅水炮舰2艘来华，被命名为“江犀”、“江鲲”号（均140吨）。1913年来华的有英制巡洋舰2艘，被命名为“肇和”（2600吨）、“应瑞”（2460吨）号，日制炮舰2艘，被命名为“永丰”、“永翔”（均780吨）号，德制驱逐舰3艘，被命名为“建康”、“豫章”、“同安”（均390吨）。1916年，从英国购回3艘浅水炮舰，分别命名为“建中”、“永安”、“拱辰”（均90吨）号。1924年，从英国购得测量舰1艘，命名为“甘露”（1400吨）号。
　　
　　为了发展海军，海军部于1913年3月21日制订了一项计划，把长江口以北海面划为第一区，长江口-铜山海面划为第二区，铜山-琼州海面划为第三区。分区巡防共需战列舰2艘（2.6万吨级）、重巡洋舰10艘（1万吨级）、二等巡洋舰12艘（5000吨级）、三等巡洋舰18艘（3500吨级）、侦察巡洋舰6艘（2000吨级）、运输舰6艘（2000-3000吨级），造舰款合350万镑；另需防守海军营地和船厂的驱逐舰、炮舰、鱼雷艇、潜艇及辅助船219艘，加上配套设施，合计873万多镑。该计划准备在1920年完成。可是，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这笔巨额款项是无法筹措的，只能成为一纸空文。据史科记载，1919年全国陆军费用为26909万元，而海军仅有400万元，陆军经费是海军的67倍以上。这点军费对于海军只能维持现状，更何况，北洋军阀政府有时还以“购舰”为名举借外债，使海军空欢喜一场。如1913年4月，北京政府财政部和海军部经德国瑞记银行向奥地利下澳证券公司分别签订借款120万、200万镑的合同，实际上这笔钱被用去弥补北京政府的开支缺口了。
　　
　　
　　
　　设立海军新机构
　　
　　
　　
　　港政机关。1914年，海军部任命林颖启为海军军港司令，不久，林病故，军港也因经费不落实而未开办。1920年6月，海军部请设闽口海军军港，并将长门炮台拨给海军管理。1921年11月，海军在闽江设置警备司令部。1924年5月，海军接收厦门后，设立要港机构。次年，改为闽厦海军警备司令部。1922年分设海军宁福和漳厦2个警备司令部，2位警备司令分兼马江和厦门要港司令。要港的建立使海军体系趋于完备。
　　
　　海道测量局。1921年7月，海军部与总统府、国务院、外交部、税务处会商后，决定在北京设立海道测量局，属于海军部管辖。1922年，该局迁往上海，归属海军总司令部。海道测量局下设海道测量队，拥有“庆云”、“景星”测量艇和“甘露”测量舰等。该局对中国江海测量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海岸巡防处。1924年6月，海军部同交通部协商后决定成立海岸巡防处。该处先后在沈家门、嵊山、坎门、厦门等海防要地建立了报警台。1925年秋，巡防处所属的东沙岛海军观象台落成，这是我国第一个海岛上的气象机构。巡防处配备有“海防第1”、“秋阳”、“瑞霖”、“祥云”号等巡防舰艇。巡防处曾计划在东三省、直鲁、粤琼和苏浙闽海域各设一个分处。1925年5月，苏浙闽巡防分处成立。海岸巡防处在维护领海治安、护渔和海洋气象预报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工作。
　　
　　军械机关。1913年7月，海军军械所在上海高昌庙建立，隶属于海军总司令公署军械课，下辖“整”、“军”、“经”、“武”、“紫”、“电”、“青”、“霜”号共8个仓库。后来，又在上海杨思港新设“地”、“天”、“立”、“黄”等库，并在江阴和南京水鱼雷营附近建库，储备军火，保证海军枪炮弹药的供应。
　　
　　海军煤栈。民国初年，海军舰艇燃料主要是煤。海军先后在定海、南京、上海、马尾、厦门、武昌、岳州等处设置了煤栈，以保证海军舰艇用煤。
　　
　　
　　
　　海军新兵种—陆战队和航空兵的建立
　　
　　
　　
　　海军陆战队。清末组建海军时，没有相应建立陆战队，在战争中出现过不少弊病。主要是海军缺少陆战能力和保护海军基地的兵力，陆海军作战很不协调。1910年4月，清末海军重建时，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在奏折中称：“查英国有海军警备队之制，平时保卫本国海疆，以补陆军所不逮；战时占据要地，以助海军之进攻；而整饬舰队纪律等事，亦归管理。中国从前办理海军，尚缺此项制度，现拟采用其制。”清廷准奏后，海军就在烟台练营旁边建立警卫队营房，派博顺为统带（团长），杜锡珪和虞克昌分任步兵营和炮兵营管带（营长），魏春泉等人为队官（连长）。辛亥革命时，警卫队散去一部分人员，剩余官兵被调往北京担任海军部卫队。
　　
　　1914年12月，海军警卫队正式改称海军陆战队。初设1个营，辖4个连，编制582人。在这以前，也曾有过一些临时的海军陆战队，如在辛亥光复南京之役中，由王时泽领导的陆战队；袁世凯派海军镇压湖口和凇沪讨袁军时，将一些陆军暂时归属海军将领指挥，也称作海军陆战队。但这些部队后来多数又复归陆军建制了。1918年2月，海军陆战队第一营增加了1个机枪连。7月，又募兵组建了4个连，成立了第二营。1919年吉、黑江防陆战队成立。1922年，杜锡珪任海军总司令后，极力主张扩充陆战队。他任命副官杨砥中为统带，率领在京、沪的陆战队3个连开到福建，会同在马尾的2个连“戡平闽乱”。1923年春，在福建的海军陆战队迅速扩编为步兵8个营，机枪和山炮各1个营，工兵和辎重各1个连，分驻长门、马尾、琯头、长乐、连江、南港、尚干等处。6月，驻闽海军陆战队编为第一混成旅，以杨砥中为旅长，马坤贞为第一团团长，林忠为第二团团长。1924年8月，海军把福建陆军1个团收编为陆战队独立团，随即同第一混成旅一起开赴江苏浏河参加江浙战争，不久即返回福建。1925年3月，独立团编入第一混成旅，林寿国仍为团长，驻莆田仙游。4月，杨砥中被杀后，林忠接任旅长。1926年11月，福建的海军陆战队配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攻占福建。1927年3月，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后，曾兼任福建省主席。杨树庄到任后，大力发展陆战队，除原有的1个混成旅外，又建立了第二混成旅（林寿国为旅长）和第一、二、三、四补充团，第一和第二独立团。由此，民国海军陆战队进入全盛时期。除上述的几支陆战队以外，在广东海军和山东的渤海舰队中，也辖有几个营兵力的陆战队。
　　
　　海军航空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在海战中初露锋芒，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不少国家开始发展海军航空兵。
　　
　　中国海军也不甘人后。当时就有人提出，裁撤陈旧船船，用省下的经费大力发展飞机、潜艇。1915年海军部首次提出开办飞潜学校，北洋军阀政府予以否定。但是，海军中的有识之士并未放弃努力。1916年，海军选派了蒋达等人去北京南苑航校学习，为建立海军航空兵作准备。当时在欧洲观战的中国海军军官陈绍宽为此呼吁不遗余力。1918年，他经过对英、美、法、意等国海军的考察之后，写出了《飞机·潜艇报告书》，提出了制造海军飞机和潜艇，培养航空和潜艇人才的具体计划。
　　
　　1916年-1917年间，一批在欧美学习飞机、潜艇工程的海军留学生结业后陆续回国。他们之中，有的是1909年随清朝海军大臣载洵和海军统制萨镇冰出国考察时留下的（先学造船，后改学飞机工程），有的是1915年春由福州船政局局长魏瀚出访美国时带去的。中国海军以这些人为骨干，首先开始筹办飞潜学校。经办人员在大沽、上海、福州三处勘测选址，经比较后决定在福州马尾建校。1918年2月，海军飞潜学校终于开办。这是中国第—所培养大专水平的航空、潜艇工程人才的学校。福州船政局局长陈兆锵兼任校长。我国首批海军航空专家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担任飞机工程教官。飞潜学校开设了3个班，每班50名学生，初定学制7年。其中，甲班是飞机制造专业班。该班学生需攻读热力学、高等数学、材料力学、飞机结构学、飞机设计学等几十门课程，并到工厂实习；培养了陈钟新等17名学生，其中不少人为我国航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队。第一届学生毕业后不久，飞潜学校就并入了福州海军学校。
　　
　　1920年，海军还派遣了曹明志、吴汝夔、陈泰耀、刘道夷等人去菲律宾学习驾驶飞机技术，于1921年4月学成回国，成为中国第一批海军飞行员。在此同时，海军另派出沈德燮、蒋逵、江元瀛等人赴英国学习飞机制造。
　　
　　1923年6月，中国海军开始自己训练飞行员，在马尾设立了航空教练所，曾聘请俄籍飞行师萨芬诺夫为教官，学员有黄友士等人。
　　
　　1926年-1934年间，海军航空处开办了3届飞行训练班。该班曾继续使用过海军飞潜学校的名义，初设在上海，后迁到厦门，共毕业飞行学员21人。他们是：陈长诚、何建、揭成栋、彭熙、许成棨、李利锋、林荫梓、苏友谦、唐任伍、梁寿章、许葆光、陈启华、任友荣、傅恩义、庄永昌、黄炳文、陈亚维、傅兴华、何启人、李学慎、许声泉。
　　
　　海军飞机的制造在我国近代航空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18年2月，海军在马尾创办了飞机工程处，隶属于福州船政局（1923年更名为海军制造飞机处，改属于海军总司令部）。这是我国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厂。巴玉藻担任工程处处长，曾贻经、王助、王孝丰分任副处长。处内设木工、金工、合拢三个车间，共有员工200余人。
　　
　　经过工程处员工的精心制作，我国第一架海军飞机——甲型1号水上教练机于1919年8月试制成功。该机100马力，双桴双翼，拖进式，双座，最高时速120公里，续航距离340公里。1920年-1921年又造出甲型2号和3号机。
　　
　　1922年初，乙型机制成，该型机只造了1架，是甲型机的改进型。
　　
　　1924年选出了丙型1号机。这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架双翼水上轰炸机。该机350马力，拖进式，6座，装机枪1挺，并可携1枚鱼雷或8枚炸弹，最高时速165公里，续航距离850公里。2号机于1925年造出。
　　
　　丁型机也于1924年试制出来。该型机为双翼双桴海岸巡逻机，350马力，最高时速177公里，续航距离900公里，6座，装备同丙型机一样。该型机共造出3架，分别命名为“海鹰1号”、“海鹰2号”和“海鵰”号。
　　
　　1926年制成了戊型机。这是双翼双桴水上教练侦察机。该机100-120马力，最高时速150公里左右，续航距离约400公里，双座，可携炸弹4枚。该型机共造出4架，其中3架被分别命名为“江鹳”、“江凫”和“江鹭”号。
　　
　　己型机是双翼双桴的高级教练机，1930年间共造出2架，分别命名为“江鸿”和“江雁”号。该型机165马力，最高时速177公里，续航距离提高到1230公里，双座，也可携4枚炸弹。“江鸿”号飞机由许成棨驾驶，从马尾成功地飞返汉口，显示了我国海军飞机的新水平。飞机制造处在造完15架飞机后，于1931年由马尾迁往上海，并入江南造船所。
　　
　　1931年，庚型机问世。这是一种可以水陆变换的双翼双桴高级教练侦察机，165马力，最高时速190公里（陆机196公里），续航距离1150公里（陆机1260公里），双座，可携炸弹4枚。制成的2架飞机被命名为“江鹤”和“江凤”号。
　　
　　1933年，海军又选出了“江鹊”和“江鹇”号2架水陆两用教练侦察机，这是仿英国“摩斯式”飞机制造的。该机100马力，双座。
　　
　　同年，由著名工程师马德树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架舰载水上侦察机——“宁海2号”机。该机130马力，最高时速168公里，续航距离450公里。1936年出版的英国《詹氏年鉴》介绍过“宁海2号”。
　　
　　1935年，继续仿英“摩斯式”造出了“江鹦”号和“江鹉”号2架教练侦察机。
　　
　　1934年底-1935年初，仅用3个月时间，就仿制出美国“弗力提式”教练机12架，这是比较先进的陆上教练机，100马力。
　　
　　1937年初，海军造出了最后1架飞机——“江鹗”号教练侦察机。
　　
　　为了弥补自制飞机的不足，中国海军在抗战前还从国外购买了20余架飞机。
　　
　　第一批：1928年7月，向法属安南（今越南）购买了6架轰炸机，分别命名为“海鸑”、“海鹫”、“海鸾”、“海凤”、“海鹢”、“海鹯”号。它们被派往海军厦门航空处。
　　
　　第二批：1928年，从德国容克斯公司购买了战斗机1架，命名为“江鸥”号，在海军上海航空处服役。这是当时中国海军仅有的一架战斗机。
　　
　　第三批：1929年8月，购回英国爱维罗公司的教练机4架，命名为“厦门”、“江鹞”、“江鹈”、“江鹕”号，被编入厦门航空处。
　　
　　第四批：1929年11月，从英国特海佛伦公司购入3架水陆两用教练机，命名为“江燕”、“江鸯”、“江鹚”号，由上海航空处使用。
　　
　　第五批：1930年7月，续购英国特海佛伦公司3架水陆两用教练机，命名为“江鸾”、“江鹢”、“江鹓”号。
　　
　　第六批：1931年6月，再购英国特海佛伦公司3架水陆两用教练机，命名为“江鹍”；“江鹏”、“江鹂”号。五、六批都分配到上海航空处。
　　
　　此外，1933年，中国海军从日本购回的“宁海”号巡洋舰上有1架舰载水上侦察机，即“宁海1号”；美国还提供了3架1929年造的侦察轰炸机，即“勿特摩斯”、“裴利克”、“氏娃罗”号；东北海军也从国外买进了一些飞机。
　　
　　1922年10月，海军在福州组建了航空队，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
　　
　　1927年10月，海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在上海成立，沈德燮任处长。
　　
　　1929年6月，海军又在厦门设立了航空处，陈文麟为处长。该处属于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指挥，处内分设军务、教务、机务、总务4个科。
　　
　　1933年，上海航空处并入厦门航空处。
　　
　　东北海军航空兵也有一定的实力。1926年3月，东北水上飞机队在秦皇岛建立，有飞机4架，黄社旺为队长。1928年底，迁往青岛，1933年时，有飞机8架。
　　
　　广东虽有不少水上飞机，但没有装备海军。
　　
　　除了前面提到的“宁海”号巡洋舰外，海军还改造了几艘水上飞机母舰。属于中央海军第二舰队的有“德胜”、“威胜”号2艘，它们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没收的在华德国商船改装的，都是932吨。东北海军的“镇海”号原是“祥利”商轮，2708吨。
　　
　　海军航空兵参加过一些演习、表演、试飞和作战，在航空史上颇有影响。
　　
　　1926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海军工作的负责人王荷波策反下，驻福州的原北洋军阀海军起义，有2架海军飞机起飞出击乌龙江一带，协同军舰和陆战队围歼军阀张毅的第一军。
　　
　　1929年3月-5月，海航飞行员陈文麟驾驶“阿维安”式轻型飞机从英国出发，途经德、比、法、印、越等国，最后飞抵厦门，全程1.5万公里，成为我国第一位单独驾机完成国际长途飞行的人。
　　
　　抗战前，海军部曾多次考虑发展海军航空兵。如1934年的《国防计划》中提出要在5年内添置海军轰炸机150架，编成3队，分驻江阴、汉口、南京。但是，飞机经费需要2700万元，由于当局拿不出钱，计划未能实现。
　　
　　抗战爆发时，中国海军航空兵仍未形成独立作战能力，人员、飞机和工厂全部奉命调入空军参加抗战。而中国海军舰艇出于缺乏空中力量的掩护，加上防空火力很差，大部分被日本的海军飞机炸沉。
　　
　　此外，在东北还有过—个日本海军大佐宫部光利操纵的伪满海上航空武装，名叫海上警察队航空分队，队部设在营口。共有侦察、轰炸、运输等水陆飞机近29架，并有1艘835吨的“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由日本海军旧驱逐舰“樫号”改造）。航空分队曾配合日本关东军围攻吉林等地的中朝抗日武装。
九北洋军阀海军的倒戈
　　
　　闽系海军首先易帜上海海军参加工人武装起义
　　
　　协同北伐军作战西征唐生智
　　
　　
　　
　　
　　
　　
　　

日月中天照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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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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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北洋军阀海军的倒戈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随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因广东海军力量很弱，除“飞鹰”、“中山”等舰外，均为江防小舰艇，只能担任广东的江海防务，所以没有出兵北伐。
　　
　　北洋军阀海军主力均在沿海一带：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兼闽厦警备司令，指挥在福建的舰艇和陆战队及闽口、厦门炮台；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驻南京，练习舰队司令李景曦驻上海。另外，山东沿海有渤海舰队，辽东沿海有东北海防舰队，它们同闽系海军矛盾很大。
　　
　　
　　
　　闽系海军首先易帜
　　
　　
　　
　　1926年7月1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调集海军舰艇到湖南汨罗江实施封锁，配合北洋军阻止北伐军渡江。然而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下，北伐军势如破竹，于8月20日顺利越过汨罗江，22日攻占岳阳。北洋军阀海军见陆军部队夺路而逃，也不愿独自作战，纷纷退往白螺矶、新堤一带，后又撤至武汉江面。9月3日，北伐军进攻武昌洪山时，海军舰艇在大堤口江面向洪山炮击，使北伐军一度受阻，造成不少伤亡。由于北伐军没有海军，难以在武汉渡江作战。于是，北伐军绕到新堤下游簰洲渡过长江，取道清滩口、沙湖，占领蔡甸后立即向汉阳发起攻击，先后占领汉阳和汉口。
　　
　　随着北伐军力量增强，北洋军阀再次向长江下游退却。9月22日，孙传芳到九江后，令杨树庄带舰前来助战。25日，海军“决川”、“浚蜀”2舰掩护军阀孙传芳之一部在黄石港登陆，攻占大治，与北伐军展开激战。11月5日，孙传芳兵败后乘船从武穴退至湖口，7日又达到南京。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闽系海军将领看到国民党必然要取代北洋军阀统治全国，于是打算随机应变。海军总长杜锡珪到上海同总司令杨树庄密商后，决定由杜锡珪在北京政府中应付，杨树庄同国民党联系。
　　
　　这时，争取海军工作也已被提到国共两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国民党的争取活动起初在广州酝酿，后移到上海进行。由国民党元老钮永建、林森及蒋介石的代表王允恭、李济深的代表黄家濂等，同杨树庄会晤并达成了协议：海军归顺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在经济等方面支持海军。海军还派出林知渊、林赤民、陈可潜、施明等分别秘密前往汉口和南昌，与国民革命军接头。陈可潜等人到南昌后，向蒋介石转达了杨树庄提出的三个条件：一、确定海军经常费；二、闽人治闽；三、规定造船建设费。这三个条件为海军同人平时所渴望，蒋介石当即表示同意。
　　
　　1926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候补委员王荷波领导海军中党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王荷波到福州指导地委开展工农运动和对海军的统战工作。王荷波多次前往马尾海军联欢社，通过林植夫做陈季良的工作，取得了成效。王荷波还利用四弟王大华、五弟王凯身为海军军人的有利条件，广泛联系普通水兵和造船厂工人，启发他们的觉悟，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并进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1926年10月，北伐军东路军入闽作战，军阀张毅的第一军从漳州向福建溃退。11月26日，张毅部队到达乌龙江南岸，准备过江进入福州。在此关键时刻，王荷波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11月30日同国民党代表林寿昌、海军代表林知渊和林忠举行紧急会议，达成了拦截张毅军的作战方案，陈季良立即下令驻闽江舰艇升火待命，陆战队作好登陆作战准备。随后，“江元”舰在拂晓前驶入乌龙江，趁张毅军前卫教导团半渡之际予以截击。张毅的后续部队只得改向南港流窜。海军陆战队第三团（团长林志棠）立即乘船在鳖头、下洋两处登陆，围歼已渡江到达南台岛的敌军，缴枪千余。陆战队第二田（团长唐岱鋆）及山炮1个连、海军司令部卫队营，协同尾追张毅军的北伐军独立第四师张贞部，向逃至瓜山的张毅军主力发动猛攻。“楚同”舰也奉命赶来参战。陆战队一部出青蓝铺，袭击流沙乡敌背侧，给敌造成重大伤亡，本身也付出惨重代价，团长唐岱鋆等阵亡。海军还出动了2架飞机前来参战，结敌军造成威胁。敌军伤亡剧增，粮弹将尽，被迫接受北伐军的改编。“海筹”等舰也在涵江和闽江口截住了张毅的军运船数艘。在海军的配合下，北伐军很快就占领了福建全省。
　　
　　
　　
　　上海海军参加工人武装起义
　　
　　
　　
　　福建海军举事后，上海海军官兵也跃跃砍试。上海海军官兵中建有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海军社，这是中共秘密党员郭寿生于1923年在烟台海校学习时发起成立的。新海军社的主要成员还有秘密党员曾万里、陈嘉谟等，单线受王荷波的领导。新海军社团结、教育官兵的活动，为共产党争取海军奠定了基础。
　　
　　1926年10月24日凌晨，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原计划以海军开炮为信号，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钮永建的武装立即攻打高昌庙兵工厂和龙华敌司令部。但舰炮因故未能打响，多数工人纠察队员久等不闻炮响后散去，少数人采取了武装行动也被军警驱散。起义失败后，工人力量遭到了一些损失，但海军中的革命力量并未暴露。
　　
　　11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重要会议，总结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制定下一步起义计划。在会上，曾赴苏学习过的罗亦农、汪寿华、王若飞、赵世炎等人很重视十月革命中俄国海军“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的经验，提出在海军中的争取工作是要促进一部分人能参加武装起义。会议分析了海军情况，认为“过去不成问题，现在格外好”，有“建康”、“建威”、“应瑞”、“列”等7艘舰艇，数十人可以参加起义，其中包括“建康”号驱逐舰副长郭友亨。为了在海军中加强党的领导，会议决定尽快在区委领导下建立海军支部，凡有2名党员以上的舰艇成立党小组。中央也组成海军3人会议，以王荷波、赵世炎为指导员。会后，党在海军舰艇和江南造船所中迅速开展工作，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并秘密发行《灯塔》月刊，宣传革命道理。
　　
　　11月下旬，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到上海后，成为争取海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郭寿生、王介山等海军中的地下党员同周恩来直接联系，听取周恩来的指示。
　　
　　1927年2月22日十八时，在黄浦江上的“建康”、“建威”2舰首先开炮，揭开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帷幕。舰炮起初向高昌庙兵工厂射击，发现厂房上空挂起白旗后，又转向南火车站和敌军司令部、督办公署。1辆敌军列车被击中起火，敌兵仓皇逃往租界。由于敌军司令部靠近法租界，有几发炮弹落到法租界内，泊在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立即前来阻止2舰继续射击。这时，驻沪敌军在舰炮威慑下已成惊弓之鸟。但陆上起义部队没有按计划行事，原定乘小轮到军舰来取枪配合南市纠察队攻打兵工厂的浦东工人纠察队，因轮船误点未能赶来，致使南市纠察队无力攻克敌兵工厂。其余地区的敌军见舰炮停止射击后，又壮起胆子，镇压了起义队伍。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海军官兵的行动得到了高度评价。2月24日，上海总工会在复工命令中指出：“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轰击，表示革命的工人与兵士联合的伟大征兆。”3月2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上说：“……影响海军开炮……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钮惕生（即钮永建）说海军开炮，是C·P命令，这是不错的。可以表现我们的力量。”
　　
　　海军在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中的行动，使杨树庄很恼火，他不同意共产党人在海军中进行活动，下令惩办参加起义的官兵。郭友亨等人得到消息后，立即离舰隐蔽起来。此后，共产党在海军中的活动难以开展，连新海军社也改变了活动方式。原计划由曾万里策动“永绩”舰炮击南京的行动也被取消，《灯塔》月刊亦被迫停刊。同时，杨树庄为保存海军实力，也阻止了驻沪敌军企图击沉起义军舰的行动。
　　
　　2月24日，北洋政府为增强上海防卫力量，调鲁系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领2000名步兵和1000名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同时，渤海舰队也从海上开赴上海。杨树庄闻讯后，立刻带领全部驻沪海军共13艘舰艇出吴凇口驻防鸭窝沙三夹水海面，阻截渤海舰队南下，舰上的共产党员和新海军社员也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等舰队回到上海时，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已经胜利结束。留在陆上的新海军社员和江南造船所员工加入了南市区南路工人纠察队，参加了夺取高昌庙兵工厂及南市敌军据点的作战。陈嘉谟还出席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并被选为执行委员。
　　
　　3月14日，杨树庄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并电令驻马江、宁波、厦门、凇沪的第一、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所属共44艘舰艇一律易帜，加入北伐军。林知渊被任命为海军政治部主任，叶养民为国民党海军特别党部筹备处主任。杨树庄还命令陈绍宽率“海容”、“海筹”“应瑞”、“永健”、“建康”等舰担任吴凇——江阴之间防务；杨庆贞率“楚谦”、“楚有”、“楚同”3舰上驶九江，听候蒋介石调遣。3舰昼伏夜行，冒着恶劣气候，通过了吴凇、狮子林、江阴、南京、马当等要塞，抵达九江。随后，蒋介石乘舰下行，于3月26日到达上海。
　　
　　蒋介石策划上海“四·一二”政变之后，杨树庄也奉命“清党”。他命令副官烧了新海军社社员名单，从而使海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多数得以转移隐蔽起来。但在4月13日，杨树庄接到白崇禧的命令后，派副官带陆战队士兵数十人查封了新海军社，捕去了冯骥、陈统铨、陈嘉谟等9人。15日，杨树庄又派兵解散了设在庆华里的江南造船所工会，捕去工会委员潘耀庭等10余人。海军中的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但郭寿生等人仍在海军中隐蔽坚持下来，直到1949年策动海军举行起义。
　　
　　
　　
　　协同北伐军作战
　　
　　
　　
　　海军倒戈后，参加了对北洋军阀的多次作战。3月22，陈绍宽率“海容”等舰袭取了吴凇炮台。接着，又率“海容”、“湖鹗”等舰艇赴浏河与“永绩”舰会合，溯江攻击从江南向江北逃窜的敌军，“永绩”舰俘获敌舰“超勇”号。“海容”、“永绩”、“楚有”、“楚同”等舰继续沿江前进，捕获了敌“泰安”、“均和”、“策电”、“决川”、“浚蜀”、“楚振”等舰。3月27日，东北海军“海圻”、“镇海”舰来袭吴凇口，留守凇沪的“海筹”、“应瑞”舰出动迎击，将其击退。但从福建来沪的“江利”舰在海上遇到“海圻”等舰，无力抵抗，作了俘虏。从3月下旬起，北伐军海军打通了安庆以下的长江航道，掩护陆军渡江北进。4月9日后，过江北伐军撤回江南，海军则担任掩护。“楚有”、“楚同”、“海容”、“海筹”、“应瑞”、“通济”、“华安”、“普安”、“楚谦”、“联鲸”、“永绩”、“列”、“张”等舰艇冒着弹雨日夜巡弋，猛击企图渡江的北洋军阀。5月，海军再次掩护北伐军渡江，占领了江北各要点。激战中，“楚有”等舰中弹受创。
　　
　　这时，北洋军阀仍控制下的海军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毕庶澄于3月24日从上海乘船逃回青岛后，鲁军将领纷纷要求追究其失守上海的罪责，并揭发他接受了北伐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的委任。尽管毕庇澄是张宗昌的亲信，但众怒难犯，张宗昌只得派褚玉璞查办。毕庶澄于4月5日被褚玉璞枪决。随后，张宗昌将“海圻”舰舰长吴志馨提拔为渤海舰队司令。6月，北洋军阀政府改组，海军部被撤销，仅在军事部下设立海军署，以温树德任军事部次长兼海军署署长，张宗昌兼海军总司令，沈鸿烈为第一舰队（原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吴志馨第二舰队（原渤海舰队）司令。
　　
　　8月下旬-9月初，北洋军阀海军第二舰队又一次南下袭扰吴凇，结果无功而返。不久，吴志馨也因同蒋介石秘密联系而被北洋政府捕杀，张宗昌干脆自己兼任第二舰队司令。但第二舰队内部混乱，张宗昌既不懂海军，也没有精力兼顾（当时，张为安国军副总司令，手下有约40万兵力）。沈鸿烈乘机并吞了第二舰队，与江防舰队、第一舰队合组为东北海军联合舰队，张作霖兼任联合舰队总司令，沈鸿烈任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龙潭之战是北伐军同孙传芳军的一次大规模战役。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宣布下野，南京国民政府内一片混乱。孙传芳乘机率兵南下，直逼长江北岸，企图夺取南京。8月17日，孙传芳军进占浦口后，向南京城开炮。海军出动舰艇应战，并加强巡逻防止孙传芳军渡江。8月24日，孙传芳军开始从大胜关上游之犊尔矶和太平府附近接江。结果，在北伐军岸炮和军舰的痛击下，渡江的孙传芳军运兵民船被击沉10余艘，其余逃走。25日夜，孙传芳军从八卦洲、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十二圩等渡口搭乘民船大批过江，于次日悬占领江南的乌龙山、栖霞山、龙潭车站等处，其炮兵亦猛烈向南岸北伐军阵地射击。留守南京的国民政府常委兼军委会常委李烈钧急令李宗仁率第七军，何应钦率第—军东西夹击已过江的孙传芳部队，并要陈绍宽率领第二舰队在江面截击正在过江的孙传芳军船队。海军出动了“楚有”、“楚谦”、“楚同”、“永绩”、“永健”、“通济”、“联鲸”等舰昼夜作战，来回冲撞，使孙传芳军船只损失数百艘，在江中淹死的甚多，有力地配合了陆军的作战。之后，海军各舰又掩护北伐军渡江，在和州、采石矶、南京、镇江、江阴、南通一线巡逻。龙潭一仗，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5万人，使之从此一蹶不振，同时也显示了海军的威力，大大提高了海军在北伐军中的威望。
　　
　　
　　
　　西征唐生智
　　
　　
　　
　　10月19日起，海军奉南京国民政府之命，组成西征舰队讨伐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率“楚有”、“楚同”、“永绩”、“永健”、“江贞”等舰溯江而上，当日通过东西梁山，于傍晚时进占芜湖。唐生智第三十六军闻海军舰队西征后仓惶溃逃，连预定在东西梁山布设水雷的计划也未来得及执行。
　　
　　10月20日，西征各舰除留下“楚同”、“永绩”2舰在芜维持治安外，一起向荻港进发。上午，西征舰队占据获港，并捕获唐生智军的“江顺”炮艇及“衡源”轮船。下午，“楚有”、“永健”诸舰边射击边前进，一直追到土桥。21日，“江贞”等舰掩护西征军在刘家渡登陆，“楚有”等舰同唐生智军进行长时间炮战。22日，“楚有”、“永健”、“永绩”等舰夺占土桥后，向大通冲击，在途经灰河时遭唐军的伏击，“永健”舰受伤。各舰回击后，伏兵逃逸，弃下铁驳船1艘。当日，“湖鹏”、“湖鹗”、“列”、“张”4艇也赶来参战，不久就攻下了大通。唐生智军长江舰队（队长丁延龄）的主力“楚振”、“浚蜀”、“江通”、“江寿”等炮舰慑于西征舰队威力西逃，西征海军俘获甚多。24日，因西征陆军未到，海军西征舰队大部留大通，仅派“永绩”、“江贞”、“列”3舰艇追击。25日，“楚有”、“永健”、“永绩”、“湖鹗”等舰艇向枞阳发起攻击，唐军溃逃。午后，“江贞”舰赶来参战，于傍晚攻克安庆。26日，“永健”、“江贞”2舰紧追至华阳。30日，“楚同”、“永绩”、“湖鹏”3舰艇开赴九江，“永健”、“张”等舰艇抵达湖口，唐军西逃。11月2日，“永绩”舰前往龙坪一带清扫水雷及其它障碍，遭到唐军水陆夹攻，发生激战。由于增援各舰赶来，唐军“楚振”等舰逃脱。此后，海军连续几日向龙坪炮击，于6日占领龙坪。7日，西征舰队击伤“楚振”舰后，拿下武穴。8日，“永绩”、“永健”等舰向田家镇进击，遇到岸上炮台和江上炮舰的合击而受阻。“江贞”、“楚有”、“楚同”数舰加入作战后，经几日交火，于11日克复田家镇。蕲春不战而下，缴获唐军水上飞机及水雷等武器。12日，“永健”等舰追至道士洑、石灰窑。13日，西征各舰连克石灰窑、黄石港、鄂城、黄州诸处。14日，西征舰队进至刘家庙，控制了汉水：15日，西征海军首先进入武昌，陆军随后赶到，唐生智军溃败鄂西、湘北。接着，西征舰队于17日以“楚有”、“江贞”、“江犀”、“江鲲”等舰开始向西运动。20日，西征舰队俘唐军“决川”舰。22日，金口和嘉鱼被西征舰队攻下。23日，西征舰队进入新堤，向城陵矶和岳州攻击。26日以后，西征舰队因议和而中止进攻。
　　
　　1928年1月12日，战事再起。17日，“楚有”、“江贞”、“江鲲”、“江犀”等舰攻克城陵矶和岳州，夺得唐军“楚振”舰。18日，“江犀”、“江鲲”2舰追至芦林潭，并于次日占领该地，俘获唐军“浚蜀”、“江寿”、“江通”、“江大”、“江平”各舰及驳船、火轮共28艘之多。22日，“江犀”、“江鲲”2舰追至湘阴，26日进抵长沙。27日，2舰继续追击到达湘潭、株州一带，俘唐军5艘军用轮船。此后，西征舰队担任江湖巡逻，直至西征战役结束。
　　
　　1928年2月底，蒋介石重新组成北伐军，任命杨树庄为北伐军海军总司令。3月21日，蒋介石交给杨树庄的任务是，警戒江苏以南海面，相机控制直鲁海域。杨树庄立即调回部分西征舰艇，组成3个北伐作战编队：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指挥“海容”、“海筹”、“永健”、“永绩”4舰；练习舰队陈训泳，指挥“应瑞”、“通济”2舰；鱼雷游击队司令曾以鼎，指挥“建康”、“豫章”、“湖鹏”、“湖鹗”、“湖鹰”、“湖隼”、“宿”、“列”、“张”等舰艇。然而，南北海军并未直接交战。6月11日，北伐陆军占领大沽，接收了造船所及舰船数艘，并同沈鸿烈指挥的北洋舰队炮战了数小时后将其击退。
　　
　　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东北海军也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张学良接替张作霖兼任东北海军总司令，沈鸿烈仍以副总司令代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二海防舰队及吉黑江防舰队。至此北洋军阀统辖下的海军历史全部结束。
第三章国民党海军的惨淡经营
　　
　　一闽系的中央海军
　　
　　中央海军的机构及其建制教育和训练
　　
　　缓慢发展的十年海军防务计划
　　
　　对外交往和交涉凇沪战争隔岸观火
　　
　　二东北海军的演变
　　
　　舰队组成东北海军学校
　　
　　中苏同江之战江防舰队的覆灭及伪满海军始末
　　
　　海防舰队南移和崂山事变 “薛家岛事件” 三大舰南下广东
　　
　　三风云变幻的广东海军
　　
　　广东海军司令部——第四舰队第一舰队——第一集团军舰队
　　
　　粤海舰队——广东省江防司令部
　　
　　四蒋介石的嫡系电雷学校
　　
　　五内战突击队
　　
　　军阀火并的急先锋参加“剿共” 镇压人民武装起义
　　
　　扼杀“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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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海琛号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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