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锤星共产主义理论研究版版主 级别: 中央理事 ![](images/zh/level/01a.gif)
![发送短消息](images/zh/read/message.gif) ![加为好友](images/zh/read/friends.gif) ![](images/zh/read/qq.gif) 精华: 5 发帖: 2208 爱心: 1269 点 金钱: 22493 卢布 好评度: 3 点 国籍门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在线时间:1424(小时) 注册时间:2007-11-29 最后登录:2017-01-20 | 一、追根溯源:毛时代的工人民主状况与工人觉悟 对于“老工人的高度觉悟”,毛左特别强调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意义”。基于此,为了准确把握今日老工人阶级意识,我们决心下一番工夫,重点考究毛时代工人民主与工人觉悟的情况。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证明,主要依靠(准确说是:通过批判地学习)毛左工研精心编辑的小册子,我们也能解决问题。 Mz2TwU_ 本章将全方位、尽可能充分地引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里的老工人发言,也兼引别的材料(尽可能引用毛左选定的老工人话语)。此小册子的主要问题在于政治方向及其相应调查方法,这些方法例如以偏概全、选择性失明、混淆问题等,不过其中大多数内容的确是真实的,但却是片面的真实,因而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把握这些内容。我们力图通过逻辑分明的剖析,说清问题。 N_iy4W(NU 1、工人可以当家作主与毛时代工人的“当家作主” I{[Z 工研的编辑很聪明,他们给小册子起名为“工人阶级可以当家作主”(一个所有真正左派都不会反对的信条),而不是按小册子真正内容起名为“毛时代工人曾经当家作主”。支持工研的人也许会说,这样起名有利于克服人们多少沾染的主流偏见,激发真诚同期劳动者的广大人们去看这本书。然而实际上,工研这本小册子的确在混淆这两个问题。 Q25VG5G 但,工研还不只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如果仔细思考,“毛时代工人是否当家作主过”这个问题里还包含了一种含混。小册子至少两处提到:毛时代工人的“最大权利”是厂长不能任意开除工人(六、P34,赵师傅;九、P49,金师傅)。且不说“就业保障权”并非“新中国”一开始就有的,只要指出:就业保障远不等于工人当家作主。工研网则有意将两者混淆起来。 Udn Rsp9S 我们认为,在某个特定阶级主导方向的国家,这个特定阶级却还不一定有政治经济上具体的决策管理权。这种观点可能会让一些只看理论形式的人很不解。但历史上这样的国家类型很多见:官僚集团独大,各阶级无权或很少权力,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国家仍是阶级专政的国家,被一定的明确的阶级利益主导,特定官僚集团代行着生产关系中特定阶级的利益。历史上有过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纳粹德国以及战后许多官僚独裁专权的国家和地区(从李承晚到全斗焕的韩国、蒋介石的台湾岛、皮诺切特的智利等),这些国家按其经济基础及相应法权关系,都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但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甚至有的全部都没有政治上的决策管理权和自由权利。我们认为前苏联东欧和毛时代中国也是这样一种形式——当然,这些国家实质都是工人阶级的专政,具有社会主义的历史方向,但形式上也与上述国家一样,其统治阶级虽是实质主人、根本利益得到实际保障,但却没有决策管理权和政治自由权利(群众自我组织的权利以及各类民权)。由此我们称前苏联东欧和毛时代中国为:官僚专权集团统治的工人阶级国家。通俗可称为官僚社会主义。 y1PyH 这样,我们首先辨析了毛左工研含混的说法,把有意无意夹杂混淆的几个问题分开来:“工人可否当家作主”并非我们要反对(而且绝对肯定的);“毛时代是否有实质的主人权利(如就业保障权)”,也非我们要质疑的(如前所述,这也是我们肯定的);真正问题是:毛时代工人是否有决策管理权、财产(生产资料)控制权和产品分配权? QQV8Vlv" 2、从毛左批判一长制看毛时代工厂人事管理 =MJB: 《工》专有一章《厂长负责制为什么不好?》,毛左借部分老工人的口批判厂长负责制,而推崇毛时代“党委负责制”“厂长和党委相互制约”“书记可以起到监督厂长的作用”(八、P40,老工人田、马)。有趣的是,毛左工研还借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似是而非的话批判一长制。 $m*Gu:#xm& 例如亲毛派的法国左翼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先是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织机而恢复手纺车。”[3]然后写道:“正如哈里·布雷夫曼所指出的,当恩格斯谈到不受任何社会组织约束的专制主义和以超越历史的方式运用‘权威’这一概念的时候,他自己被论战弄得忘乎所以,于是他忽视了马克上的一切有关论断,即‘工厂专制主义’是由社会决定的。利用恩格斯这段话表明,中国当前正在执行的东西,恰恰就是以那些超越历史的‘规律’为名,强化工厂里的专制主义。”[4] (g X8iKl 毛左贝特兰为了否定一长制,却把正确的观点也否定了。但这段话里,恩格斯恰恰正确指出了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大工业生产都要求生产者服从集中统一的有意识的权威。贝特兰提到,工人阶级的压迫者从恩格斯的话里得到了支持,但这种支持只有在割裂了恩格斯原文的上下文后才能得到。如果贝特兰引述属实,布雷夫曼苛责恩格斯忽视“社会决定论”也是明显昏了头的,因为恩格斯所强调的“真正的专制”正是同一段话里的“大工业的权威”,与“工业本身”不可分割,“工业本身”就是社会决定的,谁也不会认为工业是大自然天然产生的。我们正是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否定一长制。正如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言人埃内斯特·曼德尔指出的: e_KfnPY
“恩格斯在和无政府主义的辩论中认为企业中集权的必要性是适当的,同时明确指出这种权威必须从选出的代表中产生或由全体大会多数人决定。” `<>QKpAn “这种制度(引按:指一长制)与马克思主义原则无论如何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它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大权集中到官僚手中,并造成劳动群众逐渐对生产缺乏兴趣的恶果,它使社会主义建设失去强大的动力。 :0 n+RL*5 “当然,另一方面个人服从统一的决定也是无可争议的。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这是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必要性。这对大工厂和整体经济来说都是如此,这里除了倒退到个体手工业式的生产或者服从于市场更加异化和盲目的强制要求,此外没有其它出路。尽管个体生产者要服从一个有意识集中的权威,但是,只要集中的权威不再是由上面指派和不可推翻,而是由基层选举并可撤换,这种个体生产者服从于集中的权威的情况并不一定要导致官僚主义、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任免企业领导(工人委员会的领导)要通过所有企业成员,所有技术和商业干部都应服从这个整体的领导,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工人自治的核心。”[5] Khc^q*|C)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厂长对谁负责、工厂管理者与生产者是怎样的关系,让我们从工人民主的立场来考察毛时代工厂管理。且听听工人老师傅的表白: 0^uUt- 厂长是谁决定的?对谁负责?河北某鞋厂下岗老工人余师傅:“毛时代的工厂是工业局管理,厂长和书记都是上级任命,他们与工人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六、P34)东北砖厂老工人:“我们砖厂包括厂长在内,有五六个人是脱产的。厂长是上级派的”(九、P47)。某木器厂下岗工人徐师傅:“以前不是厂长说了算,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关于机器、厂房等还得上报,只是对办公费用有支配权。”(八、P41。大事还得“上报”,一小撮领导要对“上面”负责)。农机厂刘师傅:“那时候我们厂长、书记都是调配的,我们归农机局管,所以就是农机局调配。”(八、P42)沈阳标准件厂老工人:“标准件厂的厂长是中央派的(一机部直属)。”(五、P31)还有一个例子更夸张,更富有启发性:某制药厂吴师傅谈到为了撤换副厂长,工人集体上访找市长(!!),因为之前去找轻化局都解决不了(!!),毛左工研网欣欣然试图以此证明毛时代工人有权力制约厂长(那位市长顺应民意把副厂长调走了),却无奈我们诚实可敬的老工人直白透露了厂长究竟是谁决定的、对谁负责的谜底。 C:5d/9k 企业干部怎样提拔的?按周师傅的说法:第一步,“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苗子”,标准自然是在群众中口碑好,且“工作积极,乐于奉献”,也就是说万一有对管理不满而怠工的“坏工人”是没有资格的;第二步,政审,也就是让干部层做一番政治审查;第三步,“由组织部或是干部处(党政干部由组织部管,技术干部由干部处管)找群众座谈、了解当事人的情况,然后再把意见汇总讨论”,即由干部们来主导“选举”过程,当然,是“三上三下之后决定是否提干”。这样的由干部们提名、由干部们政审、由干部们主导“选举”、群众在一旁表决的“民主”,固然也可以把一些明显不受群众欢迎的候选人赶走(就像周举的那个例子:一女同志因常说脏话而被群众否决),但这充其量只是“消极民主”(不选择谁),还远远不是“积极民主”(选择谁乃至主导选择过程)。然而就是这样也被周认为是“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的体现。在此,了解一下“周师傅”的身份更耐人寻味:“在毛时代是技术人员,曾在市委、电力部门的领导岗位任职,改革后在电力部门某公司当总经理”(六、P32—P33)。 Tjrb.+cua 党委监督是法宝?毛左痛骂一长制,却狂捧“党委负责制”,强调党委监督工厂管理。这就给人印象:似乎党委书记和厂长(或工厂管理层)彼此独立,能互相监督。实情如何?让我们聆听工研座上客铁杆毛左贝特兰发言:“(1970年代初)对上海工厂的不完全调查表明,70%的党委委员同时是革委会(引按:文革后的工厂行政管理机构)成员,49%的革委会成员同时是党委委员。在(北京)针织总厂,党委的领导人也是革委会的领导人——革委会的副主任是党委的副主任,而党委书记也是革委会主任。”(《文革》,P19)老工人的话更直白朴实:“当时的书记由市政府派下来的,也有部队转业过来的”(八、P40,马师傅),也就是没有党员群众选举党的干部的份。左手监督右手,真是反修防修法宝吗?我们老工人不转虚文,直截了当摔出话来:“如果党的路线出了问题,党委书记也会变坏,哪能对厂长起到监督作用呢。”这位烟厂老工人师傅又举例说他们厂的厂长、副厂长和党委书记就都沆瀣一气了(八,P41)。 R"P-+T=7M 毛时代的“工人监督”为什么老是事后监督?丁师傅:“我给你讲一个厂办的事情。那时候部里派一个农业局长来视察工作,厂办觉得不能叫人家喝白水,就买了两包茶叶一包烟,那时候这花不了几块钱。后来开会一说,职工发现按规章制度里不能报销,这个账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你看着规章制度严格不严格?你再看看,到现在报销大吃大喝的经费算个啥?”(九、P49,粗体是本文笔者所加,下同),徐师傅:“有人给党委书记送礼了,就可以写大字报监督,……大字报写出来有用,党委会的时候必须交代,……出问题了要开批判大会,检讨。”(八、P42)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是在搞特殊了、送礼了、出问题了之后,群众才能“有力地监督”? R*lq7n9 老工人李师傅说:毛时代工人查账,“运动一年半年来一次”(八、P43)。我们感谢厚道的老工人说了大实话,由此我们更有理由质问那些大言不惭的神话炮制者:为什么这一切,远远不是1917—1920年代俄国工厂委员会的“工人监督”那样,始终保持对全部账目的监督、让工厂管理过程从头到尾置于全厂工人的严密监视下,并且可以随时按民主方式撤换任何管理者?[6]如果说“鞍钢宪法”监督有效,那也无需文革了。 QdQ1+*/+U 不过,读者你要试图从毛左精心编选的小册子中了解这些问题的清楚的正面回答,那简直比从自来水里淘出金子还难。 '&Y_,-i 3、毛时代工人民主权力(鞍钢宪法)的真相:生产技改出主意,决策管理一边去 @Bhcb.kbq 毛左工研证明毛时代“工人民主”时,又是把各种情况扯一堆:例如毛时代工人工资不比干部低或更高,例如干部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例如许多干部都从工农中提拔(“苏修”等官僚化工人国家也是如此),甚至例如干部怎样对工人体贴、关心工人生活(当代许多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也如此)等等。这些虽值得欢迎,但充其量只能说明毛时代“好官”比现在多一些,并不自动说明工人对生产决策和利益分配是有权力的——就像清官、明君跟工人民主毫无关系一样。限于主题和篇幅,我们在此只紧紧围绕“工人参与管理“来谈(“鞍钢宪法”指“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 mS![J69( 首先,一位普通工人的话值得思考:“那时候很多工人对工厂的管理不感兴趣,只埋头于自己的岗位工作”,但是,“对于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大家都能积极参与。”(九、P46)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原因何在?假如说因为对工人集体事务消沉的话,为什么又“都能积极参与”生产中的技术改造?读者且带着这个疑问,来看我们诚实可敬的老工人如何谈论毛时代的工人民主。 FE,mUpHIR 毛时代“工人民主”就是给生产任务安排出主意。电缆厂孙师傅:“那时开会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以车间为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每个人总结自己的工作情况,安排下周任务,如果有未完成的,其他人帮忙完成,一周开一次。二是以厂为单位的生产调度会,也是每周一次,全厂各车间负责人参加”,厂长也参加。“三是政治学习会,每天都要抽一小时进行政治学习。……开会主要围绕生产,同时提高政治思想。各车间如何相互协作,生产程序上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如何完成生产任务,每天生产多少都是会上讨论规划的,都有记录,管理得很有条理。”(九、P48)田师傅:“班组会是很经常的,……大家每天开会都是很主动的,开工前布置一下工作:今天都是啥任务,工作完成的工时是多少。”(九、P48)凌师傅:车间管理会上,工人提意见最多的是如何尽量减少浪费(九、P49)。一位老退休工人:“我们经常开会,通过开会可以了解国家大事,也经常讨论厂里的工作,比如生产中遇到了问题,大家就在一起分析问题的原因……”(九,P50)张师傅的话更直接地说明,毛时代工人的主人地位就体现在工人参与制定生产任务的技术安排上:“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处于一个主人翁地位。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蔗渣生产任务安排得不合理,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二、P8) wW)(mY? 毛时代“工人民主”就是给技改出主意。范师傅:“当时还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厂还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二、P8)一位老工人:“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参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工人从事技改活动,虽然学历低,但在实践中也是能有所创新的。”(二、P11)第九章专谈“鞍钢宪法”的“民主管理”,可是大半篇幅都由老工人来谈工人技术员干部们,如何共同抓技改、促生产,真是谈得不亦乐乎。 OM\1TD/- 毛时代工人能影响生产计划的关键指数吗?我们前文刚引用了张师傅谈论工人给生产任务的技术安排出谋献计的情况,但他还远远没有谈到毛时代的工人是否有权参与修改生产计划的关键指数:如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各主要产品之间的比例、原有部门的改建扩建或设立新部门、旧项目淘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乃至国民经济的农轻重比例、经济计划增长率、计划安排就业人数等指数。 sw$uZ$$~# “毛时代老厂长卢师傅说:‘那时候我们定计划,都是有讲究的。你站在这里,就够到了,那不行。你要稍微踮起脚,就像这样,’卢师傅说着说着踮起脚,又伸出手往高处够,‘这样的高度,才行。……那时候大家心齐,一般都没问题。”(四、P19)老厂长轻描淡写说这样定计划“一般都没问题”,但问题好像没那么简单。如果说正因为毛时代全国工人都一致支持超高的生产计划指数(也就是说假定毛时代生产计划是真正工人民主决定的),那么贝特兰谈毛时代五年计划制定时的话就让人困惑了:“无论如何,降低产量的决定不能由工厂自身做出。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工厂计划才会下调。”(《文革》,P31)事实上,毛时代不仅生产计划的产量指标总是超高的、很难下调的,而且一直维持着高积累、低消费(意味着低工资)的计划比例;老工人们也不否认这一点(《工》三、P16,十、P51)。生产计划的关键指数,或者说整个工农业计划指标,在毛时代都是上级规划,层层分解下来的。现实中在下层只是个执行的灵活性问题。但在工人民主管理之下,整个经济计划也不是在工厂层面制订的,但全体劳动者有权通过自己的“代议制”即各种代议机构(以及各种大会和媒体)来影响之。 {CBb^BP 另外,即便的确有部分工人自愿甚至乐于这样紧张忙碌(我们并不怀疑革命后不久,翻身工农劳动热情万丈的真实),但也不排除总有另一些工人,且随着经济增长会有越来越多工人,更希望减少工时、追求更好收入。前者工人不应认为后者工人是“被物质刺激迷惑了”或“觉悟不够”,更无权以后者工人的这种“觉悟不够”,漠视和否定他们的正当愿望。正如一位左翼历史学家对毛时代的评论:“积累率,即全国物质生产总量与减少消费转而为发展生产力所投下的资金之比,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33%,到1978年高达36.7%。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以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但是对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却不可避免地造成有害的结果。”[7] J9]cs?`) 缩短工时这一步还涉及劳动者管理国家的可能性:如果工人国家一味树立宣传工人勒紧裤带促生产的风气,不随着经济增长为工人的生活宽松和自由发展创造最起码的实际条件,即让劳动者有更多余暇从事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那么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是难以促进工人阶级民主权力的发展的。 zN]%p>,)HB 另外,从1977—1980年代国家多次上调城镇工人工资,得到全国工人广泛欢迎来看,原来那些希望收入更多生活更好的工人决不在少数。有意思的是,毛左工研小册子《改开年代》谈论到1970年代末改革时,仅羞答答地一笔带过:“老工人……对物质刺激并不支持”(P13)。这样过堂宣判否决,难道真的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真实愿望和根本利益的吗? Rky]F+J 如果工人连主要产品的产量和积累消费比率都无法影响(更不用说能否决定了),那么,又如何保证对计划经济中的其他众多重要事项有民主权力?如果制定的计划总是超高的、难以下调的,一味让工人处于紧张忙碌的状态,还有人跟着大官们的思路大批“物质刺激”是什么修正主义,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更别说国家管理了)的主席书面指示又如何能得到实际贯彻? "H`Be 从一个细节(工人难有择业权)看毛时代工人民主权力。《工》第七章是这本小册子最为尴尬的一章,其主题是讨论毛时代工人有无就业自由(工人的择业权):它先是决绝地否认该问题的存在,但我们看到分明有多位老工人不得不承认工人的确难调动工作,或工厂单位掌控工人择业权的情况(见老工人王师傅、凌师傅、陈师傅的发言,七、P36、P37),甚至老工人们干脆为工人难有择业权或单位垄断工人择业权辩护(见老工人赵师傅、杨师傅、丁师傅的发言,七、P36—P38)。老工人林师傅以当年管过人事的资历,给我们讲了个足令当代人瞠目结舌的故事:毛时代一个女技术员为了与身处异地的爱人一起生活,竟劳驾了所在工厂的组织部门、党委、所在城市的市委组织部门,乃至两座城市的市政府,“一两个月就能解决”,林师傅轻松地说道,“调动是很方便的。”更让人无语的是老工人丁师傅的话:“有这样的情况(引按:指夫妻两地分居),但尽量照顾,实在调不了的(!),有探亲假,除去路上的时间保证够18天(!)。”一年365天只有18天能夫妻相会,真可谓大工业时代的牛郎织女。 0!lWxS0#= 更耐人寻味的是,老工人丁师傅接着说:“如果是厂里特别需要的人,这个问题解决得要快一些。”——工人阶级应有的一种很普通的正当权利,在一个自诩工人当家作主、还“大民主”的国家,却变成了少数“特需者”的奢侈特权。 ][?J8F 我们说关于就业自由的这一章是《工》最尴尬部分,因为它的回答自相矛盾。我们无从知道毛左工研是否加工过老工人的话,但至少可确认工研第N次用了一种陷阱式问法:混淆夹杂不同问题。在这里,“毛时代工人是否有择业自由权”的问题,与“农民今天有了进城务工自由”的客观事实,与脑残右派关于“国企破产,工人才得自由”的蠢话,这三种意思被工研煞费苦心地混搅在一起。结果,毛左们满意地看到了老工人听众对他们表演的轰动反应:“这个问题刚提出来,工人们一下子就炸锅了,大家愤慨地说:咋不自由?!我们根本不接受!国家分配,咋不自由?这就是对你们的灌输、说我们过去啥都不好!”(七、P36)这样我们也可理解为什么老工人解释毛时代工人择业权时,一再自卫性地抨击今日资本剥削自由,还夹杂不清地为就业保障权辩护。可是,资本家的剥削自由与工人的择业自由实在是两码事,否定前者,未必就要否定后者;工人的择业自由与工人的就业保障权也并不必然冲突,国家保障工人的饭碗,不等于可以剥夺工人选择岗位的权利。早在20多年前,中国的革马派就写过针对中国用工制度的专论,既旗帜鲜明地有力抨击资本剥削自由,又为工人择业权(就业自由)做了清晰的辩护,批判官僚社会主义下工人人身依附于单位的变种“奴隶制”[8]。毛左工研网避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严肃批判,却选择用脑残右派的低级蠢话来煽动老工人怒气,这固然有利于缓解他们自己的尴尬,但这无益于这个关系工人阶级切身利益(也是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之解决。 ZM v\j|{8 从另一个细节(工人无权带薪开会)看毛时代工人民主权力。电缆厂孙师傅:“开会都在业余时间,不耽误生产。”(九、P48)话说得很艺术:的确不耽误生产,但却耽误了工人完成超高生产指标之外本已有限的休息时间。无怪乎“有时工人也烦,下班就要开会”(朱师傅语,九、P49),但工人有什么办法呢?按工研推崇的老工人孙礼静的原话:开职工大会,是“毛泽东给我们的权利”,既然是主席恩赐的,能推辞吗?敢推辞吗?无独有偶,孙礼静也说过去开会时“很多工人”消极对待开会。这难道真是孙礼静几十年后沉痛检讨的当年觉悟不够吗?早在一年前,工研网刚出版孙礼静关于护厂斗争的书时,我们就评论道: a%b E} “在官僚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难以得到官方法律规定的那些权利所带来的实际好处。何以见得?工人孙礼静诚实地说不仅他自己,而且‘很多工人觉得那(即职工大会)是耽误了自己的工时’。孙礼静没有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很多工人”都有这种想法。从工人的话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工人行使民主权利却是不带薪的,是要耽误工时的。不带薪开会分明是把职代会变为大而无当的摆设。当然带薪只是贯彻落实好的政策框架的必要条件之一,如要职代会运作得好,应有更多其它实际操作配套;然而连开工人大会带薪这一点都做不到,又怎可设想工人民主权利是贯彻落实了的呢?中国的工人如此之多,他们并不傻,总有人会想到,应该让工人带薪开会才有条件把会开好,不过谁提出,恐怕都要被当局打成‘经济主义妖风’。反之,如果工人真正能够具体地行使民主权利,工人们又怎么会‘都不愿意参加职工大会,都是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不召开大会反到觉得还轻松了’呢?职工大会和工会在工人民主的意义可谓形同虚设”。[9] l}VE8-XB 现在我们再来回头看前面提到的那位毛时代普通工人,再来想想他说的很多人不关心决策管理、倒积极关心技改,这原因何在?在通过众多老工人的发言(还得感谢工研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了解到上述实情后,我们是否也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正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长期以来无法影响企业乃至国家的决策管理,也就使参政议政的信心和热情消退隐藏了起来,并且在官方舆论和干部们的自觉推动下,工人的积极性转移到了为抓技改、促生产出主意上。 W~D_+[P|_ 4、毛时代的“民主”是否包含真正的群众自我组织 id5`YA$ 《工》里多次提到职工大会(名义上职代会对其负责)以及工会,多次说到它们的最大权力就是使厂长不能任意开除工人,即所有工人国家都普遍具有的权力。但仅凭这一点,仍远远不足以说明职工大会和工会是真正的群众自我组织。单单从前文来看,厂长和企业干部都由头头脑脑们主导产生,就说明职工大会和工会等所谓工人组织毫无主导权。 YkB@fTTS 有意思的是,据老工人们的反映:毛时代工人有意见就写大字报,或者实在不行就上访(八、P43,参见吴师傅发言),也就是说,毛时代工人维护自己权益要么诉诸个体表达方式(大字报),要么三五成群求助政府(上访),似乎没有过首先依靠“工人自己的群众组织”——职工大会或工会。毛左常常把75年宪法纸面规定的“罢工自由”当作毛时代工人民主的光辉例证,但在现实中,几十年的毛时代里(文革那两年除外),鲜见罢工的正面例子,倒是文革中的许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正当斗争,被中共高层的革命毛左派们指控为经济主义。在毛时代,群众自我组织(比如工会)下的罢工斗争,比用大炮把美国间谍飞机打下来的消息还稀罕;即使有的话,如有不被扣以经济主义罪名的,那就更加闻所未闻了(又或者只是我们太孤陋寡闻,我们极其郑重地希望:毛左同志们举实际事例,说明毛时代工人罢工权得到积极实现过,特别是文革短暂两年之外的漫长时期里)。标准件老工人干脆就告诉我们说:“过去工会就是搞福利的”(九、P48)。山东某机床厂张师傅则说:“当时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但可独立行使权利”,是什么权利呢?他接着说:“工会主要是关心工人的生活,……工会主要的部门有职工福利、计划生育、纠纷调解、后勤和宣传等等。周末或夜里组织青年工人开展活动,不占用工作时间。”(五、P23)可是,工会对工人民主权利的表现跑到哪去了?毛时代的工会就是这样,我们不难设想与工会排列在一起的共青团、妇联等“法定的群众组织”又怎样了。 +D]raU 在工人阶级国家,除了应该有阶级专政机构和生产民主管理组织(政府)与工人政党组织以外,群众还应该有维护日常权益,或具有民主自治功能的各种群众自我组织;当然,工人政党组织也应该是一种政治性的群众自我组织,并且很需要最广泛的结社自由(从一般的结社到政治性的结社自由),需要不同的声音,来表达和维护工人阶级各个部分不同的利益,从而达到劳动者群众最大的民主,尽可能体现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毛时代(1949—76)的27年间仅有两年(1966-68)出现过群众自我组织遍地开花的盛况,但这种局面很有限:因为它们表面上都极力拥毛和宣称革命,借以保护它们实则不同的各种倾向;但实质上真正有政治独立性的群众自我组织非常罕见,而且同样被迫以极力拥毛的色彩自我保护起来。一旦这些稍有独立性和某种异端倾向的群众自我组织有所冒头,就会被包括毛在内的官僚集团坚决彻底狠狠粉碎掉,例如湖南的省无联和予红的广州马列小组(后者已具有明显的政治独立倾向,但被发现后全体成员就立即遭到毛党官僚集团的最残酷迫害[10])。1968年春夏,正是毛点头默认下,官僚集团军队铁蹄无情踏平了文革中产生的众多群众组织。在文革群众运动1969年正式落幕后,毛时代的民主框架里还存在真正的群众自我组织吗? -/{FGbpR; 夏尔·贝特兰特别列举了1971年中国的三种所谓生产单位的群众组织:“工人管理小组”、红卫兵、革委会。但我们可首先排除革委会,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工厂行政机关,我们前文已讲了革委会与党委会的密切重叠、工厂干部均不由群众决定的情况。(据贝特兰透露:红色首都一个女工占60%的纺织大厂,21人的革委会仅2名女性,这非常刺眼地再次提示读者:革委会这个“群众组织”是由谁决定的。《文革》P17。)再说“工人管理小组”,它的确是工人组成的,但问题在于这个组织的工作“集中在确定方向、检查工作、实地调查、思想组织工作、以及正确的工作作风,而不是管理本身,后者是革委会的职责”(P10,《文革》)。其实,连所谓“确定方向、思想政治工作、正确作风”云云,也不过是附属性的,因为正如贝特兰所说,“工人管理小组”扮演着党员和行政部门的助手角色,遵从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出处同上)。这样的“工人管理小组”与“群众自我组织”实在不是一回事。那么“红卫兵”呢?(1968-69年红卫兵陆续被解散,这些曾经点燃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热血青年们,以响应主席上山下乡的名义被疏导到农村去了。贝特兰讲到的1970年代初“红卫兵”已远远不是当年多少有一点儿独立性的那些红卫兵了。)贝特兰干脆说:“准确的说,红卫兵不是群众组织”(P15,《文革》),而是许多零散的个人。而且他们的主要工作只是“推进思想革命化”,从例举来看,也就是对工厂同事的个人修养、作风、态度问题的监督批判,而跟群众自我组织、参与管理、决策监督、维护权益、参政议政等广泛丰富的工人阶级民主内涵统统没有一丝一毫关系了。 {b4`\I@< 5、毛时代“阶级觉悟”方面留给工人阶级的精神遗产 A7+ZY, 顺着我们上述对毛时代工人民主、群众自我组织状况的了解,我们今天必须正视:毛时代在工人的“阶级觉悟”方面,不仅很少有正面教益(其实有的精神教益遗产,多是官僚社会主义建立以前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而且还留下了一系列有毒害的精神遗产,导致了一些消极后果。这些不利特点,常常互为补充、相对立而存在。概括地说,这些不利特点至少首先包括:阶级自我意识的长期缺失,以及填补这种缺失的对“伟大独裁者”的盼望和政治依附心理;经历被愚弄之后的不信任一切政治斗争的普遍情绪,以及一部分工人迷信权谋手段和倾向无原则实用主义(这些正是毛党极为推崇的“革命传统”)。 1@KiP`DA 正如工研网自己所说:“1995年公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全面推行了合同制,国有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由1992年的2059万人猛增到1996年的5549万人。在签合同的过程中,一开始领导告诉工人这不过是‘走过场’,签个字就行了;到了90年代末,签了字的合同就开始起作用,领导们宣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合同制的职工这时就傻眼了。”(《改开年代》P13)这些被领导们的言语愚弄了的傻眼的工人,正是被今天同一本书的作者吹捧为“受过毛主席反修防修斗争教育的”、“对文革和对文革理论的伟大意义”最为认可的、最革命的老工人们特别是下岗工人们。 .yXqa"p 对于1990年代复辟初期中国工人阶级毫无自主防卫的悲惨状况,工研主编也不得不被迫承认:“整体来看,在90年代,就是资本进攻和工人防守的过程。工人们虽掀起了护厂运动,但队伍换撒,散兵游勇,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11] |M5#jVXj 但值得注意的是,工研网对此做了一系列辩解,并且把“前后三十年正反对比的教育”作为“老工人最革命”的论据,而不单强调毛时代和文革的“政治教育”。例如:“传统工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传统工人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的变质、对资本主义复辟缺乏具体和深刻的认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传统工人受到现实的教育,才逐渐地认清当年不能深刻理解的党内走资派问题。”(《改开年代》P17)又例如:“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并不是刚建国就成为了自为阶级,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阶级意识的,是在生产实践的不断发展中逐渐成熟的。……改革开放初期,…资本被人描述为一种美好生活,没有引起人们的害怕和反对,不论干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张老师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对资本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当在后三十年,随着资本逐渐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后,中国工人阶级才意识到是被资本‘温水煮青蛙’了,地位被迫下降了。……这是资本发展的代价,工人阶级队伍也是与资本的对立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温室成长不起来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可以在恶劣的条件下成长起来。”[12] H~Vf;k> 怎么看待毛左上述辩解? |%XTy7^a 第一,应该承认:经过198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复辟的近二十年来沉重抽打,直到21世纪初中国传统工人群体才开始出现了较强的阶级意识和自我组织性,并形成了一批有一定抗争经验和初步觉悟的工人斗争骨干分子。 9.M'FCd~M 但是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恰恰是他们中最具政治性的人群,仍然有着冀望某个“英明党中央”的强烈依附意识(从2004年被捕关进统治者牢里依然不忘敬拜中央(!!)的郑州崇毛老工人[13],到2007年对党中央声声呼唤的毛左老工人孙礼静[14]),这些意识至今仍在极大阻碍中国工人阶级(包括他们自己)的阶级自我意识,也相当程度地妨碍着独立自主的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前进。 MSvZ3[5Io 第二,毛左派工研网把改开初期工人们的毫无防备,归结于对资本缺乏深刻认识,以及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这种回答转移了问题的实质,并且夹杂有不符合事实的论点。 s*yl&El/ 首先,官僚阶层虽然性质不同于复辟产生的资产阶级,但是同样存在着经济上的控制和压榨,而工人在两种制度(官僚社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下同样地缺乏反压榨的手段(例如罢工权)和阶级自我组织,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其次,说工人开始时对资本缺乏深刻认识而导致抱有幻想,这里包含一个有意的混淆:把改开初期的一般商品经济,与80年代中后期以后“劳动力商品化”(资本化性质)的经济混为一谈。前者商品经济并不具有剥削性,后者,资本(劳动力商品化)才具有剥削性。工人对改开初期商品经济抱着欢迎态度,反映的恰恰是落后地区工人国家的正确发展倾向:应该在主要产业国有化的同时,在城市消费品生产与农村中适量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城乡工农生活,而不是到处一刀切实行官僚社会主义的伪极左公有化[15]。再则,简单地把工人说成是对资本缺乏深刻认识,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首先是工人缺乏某种科学认识,才不懂得反抗剥削它的那种力量。但劳资对立情况下的工人(可以说任何国家的工人),从来都没有仅因认识的缺乏或偏差,而没有不满和反抗的心理,工人从来都具有反剥削的朴素直觉心理(虽然不一定总是表现为行动,更不会直接表现为理论化的认识)。即使在官僚社会主义的极权之下,工人也没有泯灭这种反剥削的直觉,并且会通过大量的消极怠工表现出来(这甚至是导致众多官僚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Q35\wQ# 第三,所谓“前后三十年正反经验教育了中国工人”,其实是毛左一厢情愿的简单化认识。的确,前三十年一定程度的有保障生活(铁饭碗),是后三十年工人所怀念向往的。但今天的工人——不止是“被主流舆论错误宣传迷惑了”的年轻工人,如果正视现实(如果不戴有色眼镜精心筛选)的话,还包括众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工人——不愿回到劳动者缺乏自由的官僚社会主义时代。可是,许多毛左们沾沾自喜谈论“前后三十年正反经验教育了工人”时,已经达到了完全不自知的程度,正如一位同志所说,这些毛左“不是自己去了解、回应工农的要求,却要求工农来迁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