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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滇工作十一年 —— 陇体要遗著

1
在滇工作十一年 —— 陇体要遗著 Cw|SY  
发布日期:2021-09-17 12:37:00 Qy/bzO  
校注| 陇贤君 cnPX vD^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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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和龙志舟(即龙云)主席认识过 \mu9i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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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年(1921年)我离开云南到上海升学,从读书以至做事,总是在上海市或江苏省范围内,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国军对日作战撤出上海后,我才回到久别多年的家乡。回云南后,党务工作及行政工作都做过,共计十一年。在这十一年中,有八年,我是龙云主席的直接部属。所以对来滇工作前,我和志公认识的经过,有略述的必要。 t5Mo'*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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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四、五岁时,在成德中学读书,有一天,一位在省立中学读书的朋友龙泽浦(浦,应为溥,后改名龙雨苍,云南名将,昭通炎山松乐人,1935年病故)君邀我一起去一家旅店,介绍我认识他叫四哥的一位军官(就是这里所写的龙云主席),我记得他这位四哥,对我很亲切。告诉我说:“我到过镇雄,认识你伯父(即陇维邦,前清时任镇雄参将,民国后因人因地关系,仍用清朝官制,驻镇雄。),他们那些老军官不知道什么叫步枪口径,还是我告诉他,才把呈报上级公文编好。” rYS D-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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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问了我家乡的一些情形,已记不清楚了。最后说:“今晚无事,带你们去公园(昆华医院旧址)看京戏去。”龙雨苍会唱京戏,并且唱得很好。正投其所好,高兴极了。这是第一次见面。以后直到志公(志舟)任次飞军(次应为佽,佽飞军时为云南都督唐继尧的警卫部队)大队长后,又见过几次。我对志公的印象有点与众不同,当时年轻说不出所以然来,现在回想起来,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一是对人有亲切感,有吸引力;二是说话和态度有果断和勇敢的军人气概。 *(Mv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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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公任次(应为佽)飞军大队长,官阶虽不高,但在昆明已是赫赫有名了。那时卢永衡(即卢汉)也在昆明,住在一家外省人开的公寓里,龙雨苍的二哥龙天如(又名龙泽浩)也住在那里。我和天如也是朋友,常常去那里玩。卢永衡在烟床上谈天,摆龙门阵,很风趣。志公偶尔也回来坐一坐,但态度相当严肃,更不会倒在床上吸两口。不久,卢永衡被任为联帅府副官。我们还陪他去广生行做新装。我想他的新职是志公推荐的。我中学毕业后,得一位幼年时的老师英国人(即贵州威宁石门坎传教士柏格里)介绍,到香港进入圣士提反书院。上课只有三个月,就患了很严重的肺出血病,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医生要我回云南休养,我又回到云南住了半年,当时志公已升任第五军军长,公馆在翠湖旁边。志公和李夫人(即龙云二夫人李培莲)结婚我去参加过。龙夫人和一位姓杨的住龙公馆,我也常去,成了不需要通报的常客。有时见面很少谈话。我的身体渐渐复元,我就离开昆明到上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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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上海时我与云南有关的两件事 5\WUoS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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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上海党务工作,还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上海时期,国民党只能在租界半公开活动。民国十六年(1927年,即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记载的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清党,我全程参与了。我们一部分人在上海党务工作关系很深,并且有相当基础。当时中央负责党务的领导,为某种原因(我写一篇《我与国民党》将详细叙述,这里从略)要把我调离开上海。裴存藩君奉委为云南省党部书记要员时,我也奉派为委员之一,我立即辞职不干,有意违抗中央命令,说起连志公也不知道。 N8VV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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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奉命回滇工作,而是参加了汪精卫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又名改组派(详情另文再述),当各方反蒋领导的中央进入高潮的时候,我奉派赴昆明与龙志公联络。我想龙公素来视我们如子女辈,即使不接受我的意见,也不会加害于我。也就不顾一切秘密回昆明去了。正值蒋介石的代表王柏龄在昆明,成了省政府上宾,声势赫赫。听说有点左派间谍嫌疑的人,都关了起来。我的任务当然达不到。但是志公还是很亲切的接见我,食宿都是省政府招待。走时还送我旅费,并没有说过一句敷衍我的话。这种气质,是当时一般官僚政客所没有的。龙志公在这些地方,我认为他有他的政治主张,所以不同一般官僚政客。他当时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才能统一,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认为只有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许多次反蒋政变,云南总是毫不动摇的支持蒋(桂系有过反蒋历史,川系表现为摇摆)。到抗战时,他又把多年来云南自备的精良武器和受过严格训练的部队,全部调出,不存一点私心。我想这种情形,就从私的方面着想,他与蒋的关系,再亲密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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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任云南省党部书记长前前后后 ~Po<(A}`f  
I`NUurQTX  
抗战回云南,和志公见面,我还没提出任何要求,志公就考虑过我的工作问题。听说曾经想要我到六十军军部任政治部主任。但没有对我谈起过。不久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应是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我是上海市代表,我就从昆明到汉口开会去了。大会有个决议,组织国民参政会。会员二百人,每省市推荐六人由中央圈定三人,其余由国民党及各党派推荐。我记得共产党占七名,毛泽东也占一个,但是从来没有来出席过。云南推荐的六人当中,我是一个,国民党中央圈定了罗衡、李天培和我。 }B`Ku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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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公对我的关心使我非常感激。上海作战时,我是无锡县长,其辛苦与困难,真是一言难尽。现在得到这样崇高又清闲的职务,我已心满意足,不愿再担任任何职务了。 0*/kGv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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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陈果夫重任中央组织部长,忽然发展我为云南省党部书记长,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吃惊,进退维谷。志公是省党部主任委员,事前中央未征求同意,已经有点不太好(其他各省大多如此,所以中央没有顾虑到)。就我与志公关系来说,事前不向志公陈述,突然而来,是说不过去的。事前我要是知道,我决定向中央辞职不就。但是以我与陈果夫的关系,既然发展了,是不能辞退的。明知是一件失败任务,也只得自己去承担。 sdrW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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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后不久我去重庆见陈果夫,请示如何与地方当局相处。如果有点为难的情形,我就要求辞职。陈果夫说:云南重要事务,蒋直接处理。在滇工作同志应当尽力的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加求好,不要发生不愉快事件。我只得回来做一个连公文都不看,只盖章的书记长。我的苦衷,无法向志公解释。事实是如此,解释也没有用处。 sZKEUS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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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公没有要求中央把我调开,也是很宽厚的了。只把主任委员图章交给张西林,张西林用了一个对党务一点不懂的四川人张某作党部秘书(即张佐丞),主任委员章转交给他,所有文件我看后又交给秘书看,最后执行。这只是给我一种精神上的难堪。事实上,公文来了,我只是照例盖章,我从来不看的。 JRX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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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到重庆,忽然接到蒋介石在公馆宴客的请柬。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种宴会。到会的人只有十几个,有的不认识,有的是与党务有关的同志。蒋顺着次序与每个人讲几句与他的工作有关的话。我坐在蒋右侧,最后轮到我的时候,对我说:“你就要回到昆明去么?你回去前,来见见我。” 7{4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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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到侍从室去登记,很快就传见了。问了一点党务情形。只指示一件事说:滇越铁路员工,应去组织起来。我答复蒋:滇越铁路员工,全部是越南人和法国人,只有少数中国人是翻译和车站售票员,没法子组织工会。 S nW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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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问我说:“你和龙主席的关系怎么样?”这个突然而来的问题,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想了一下答复说:“我在中学读书时,龙主席还是中级军官,我不止是认识他,而且很熟,后来我到上海进大学,参加了上海党务工作。龙主席执政后,我没有回云南,因此生疏一点。”蒋点点头,没有说什么,谈话就此结束。 88+ =F 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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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接中央训练团通知,要我去受训(已开学一个星期)。那时训练团在南温泉政校。我去报到时,果夫告诉我说:蒋先生前晚打电话来,要你来受训。本来你是排在下一期的。我问为什么?果夫没有答复。只问我说,某人回云南去了没有?后来从侍从室方面打听得知,志公派来向蒋报告汪精卫离滇经过的某君,他顺便向蒋言及,我在昆明不能和志公相处,请中央撤换。蒋将信将疑,要我暂时留在重庆,看志公有没有正式表示。受训期满后,志公没有表示,我又回昆明,做我只盖图章的书记长。 19p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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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情在旁的省份,蒋决不会管。这说明两点:一是果夫说,云南的事蒋直接处理;二是蒋很尊重志公的意见,一定要接受的。 Ls1B \Aw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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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朱家骅凭戴季陶的关系一定要来做几天组织部长,果夫让他来接试试。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书记长撤换,委赵公望来接任,这是党部内部问题,志公也没有过问了。 > VP5v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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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党部后,省府曾经派我协助曾养甫办理滇缅铁路修建工作。我组织十八万工人完成了此项工作,这是云南省政府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但是我在整个督办公署庞大的组织里,在金钱上一丝不苟是出了名的。曾养甫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养甫先生十年前去世,我和他的家属至今仍有往来。 pl|h>4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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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又借用滇缅铁路技术人员协助陆子安(即陆崇仁,字子安,彝族,云南昭通巧家人,先后任民国云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1951年病逝)先生修建云南民营碧石铁路(即碧色寨至石屏)。因修筑滇缅公路成功的原因,志公又任命我为云南省公路局长。云南省公路局在云南习惯上是直属省政府,其地位仅次于厅长(不出席省政会议,李宗黄代理主席,始通知列席)。志公对我如此关切,实在使我难以忘记,志公对我说,不要嫌公路局小。几十年来我担任的工作中,省党部不说了,公路局是我最没表现的一个机构。 UU[H@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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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哪一年记不起来,省党部的问题又来了,朱家骅的组织部干不下去,果夫又要人来接手。对于云南省党部,并没有调动朱的意思,知道党部还有缺额,又派了蒋公亮来补充。这时赵公望和他有关的某些人,不知如何挑拨,弄得蒋公亮不能到职。事情虽小,影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大。果夫即派了吴开光来昆明解决蒋公亮到职问题。同时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开会选举中央委员,顺便请志公推选云南的候选人。吴开光和我商量,我就根据从前果夫告诉我,要把中央和地方关系做好的原则,主张把省党部从新改组,书记长一职就地取材。在县党部书记长中,有一个同志叫李国贤,学识和能力不比现任的某些委员低。据我所知,他和龙绳武(即龙云长子)关系很好,他从来没有对外表示过,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绳武也没特别谈起过。由此我觉得他们两人都有过人之处。当时绳武在云南声势当然为大家所重视。李国贤并不以他们的关系来夸耀,而绳武会与他事业毫无关系的、毫不起眼的县党部书记长有这样好的关系,绳武的智慧和志向,可见一般。我提议把赵公望免职,提升李国贤为书记长,加委绳武为省党部委员。果夫接受这个意见,吴开先把这个意见,告诉志公,志公同意了,到最后决定的那天开先(应为光)还在客厅里喝了志公的香摈酒。 \9w~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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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云南省有些人背后骂我这样那样,但是我总觉得,我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李国贤对党历史了解不浅,能力可以说超过某些委员,龙绳武没有任何其他党派的关系及反党思想。他在云南是一个有力量的优秀青年,他来为党工作,是为我们党增加新的力量。好在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表面上也就这样过去了。但这件事对我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卢永衡(即卢汉)集团,把我恨得要死,卢永衡甚至于表现在辞色上来(下面再述)。 H'N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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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件事看来,中央决策要员中从好的方面看似乎没有问题,但是蒋对云南看法已经有点两样了,证明果夫说蒋直接处理是不错的。 t{zBC?c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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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党部改组不久,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重庆召开了。这次选举中央委员,旧的中央委员当然是候选人。新的候选人,要自己报名。最后候选人名单,送请蒋决定。云南已由志公推荐(有龚自知、李培炎),与我同时的朋友,已有很多做了中央委员。我对此并不热心,同时云南已有好多人,因为挤不进去了,也就没有报名。候选名单送到蒋那里去时,蒋把李培炎叉了,有人说在云南要另换一个人,蒋就指定我做候选人。在场的人都知道陇体要没有报名,而报名日期,今天截止。当即以总裁命令,报名延长一天,通知我去办报名手续,我当然高兴,但是我想总裁不会看重我,必有原因,一问才知道,要我补李培炎缺。我不只没有报名,还请果夫去说请总裁大局为重,我希望下一届当选,这样才把李培炎留下。 ~ l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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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调出的第一批部队,是卢永衡率领的六十军。接着五十六军,其最主要的将领,在昆明是公开反对卢永衡的,有人认为是志公对卢的一种不完全信任的表示。卢永衡名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事实上指挥不动。卢心里不痛快是事实。但这位反卢的将领,一离开云南境界,与中央的某些将领联络后,连他的老上司龙志公也反对了。凡是与龙卢两公有关的干部,一概被排挤出去。使得志公心里很反感,认为这是中央对云南不信任的一种恶毒做法。实际上蒋当时是全国几百万大军的统帅,对云南两个军,特别照顾之不暇,绝不会有这种意思的。外面这样说,龙志公是不是这样想,我不敢断定。 ET.dI.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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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种传说,是李培炎代表志公和四川的某些将领联络,拥龙志公将来做西南领袖,川人某君在昆明左右工作,实际上等于川方代表李培炎之子李宗清常住成都遥控指挥。此事是否确实我不清楚。我想真要有其事,不必特务人员去侦察,四川的有关将领,自己都会向蒋报告的。我想不要李培炎当选中央委员,大概是给他一个警告的意思。 ya.n'X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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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最大的对手在北方。西南若有问题,则大局不可收拾了。先下手解决云南,或许是蒋无论如何的办法,此事我想很少人事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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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与卢永衡(即卢汉)的关系 g5Hr7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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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学时和卢永衡已经很熟,前面已经写过。离滇后就没有什么来往。直到他任六十军军长,到南京时,委员长要他到东战场(上海区)去看看。他在夜晚乘车经过无锡。我还招待他吃了一餐半夜饭。我还记得邱卫华和他在一起。算是我成年后,和他第一次来往,那是二十六年(即1937年)冬天,上海战事还在进行时的事。 R&*@@F-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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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1938年)夏天,我到汉口开会,六十军住湖北。他常在汉口,我们同住一间旅店,可以说天天都在一起。我成他唯一的可以到处玩玩的朋友。我介绍了一位懂日文,写一笔魏碑好字的朋友,做他的秘书(曾同他一起到台儿庄战场上去)。他在武昌军官团受训,须要交一篇自传,还是我替他写的。我们无话不说。当时的卢永衡,有几点表现很好:(一)他与中央的许多高级将领只有普通来往,没有啥特殊关系。(二)彻底戒除鸦片,在有烟可吸的环境里,通宵不眠,也不吸一口。(三)对志公没有说过一句不敬的话,只希望云南继续出来的部队能和六十军配合。就说是六十军干部,也可以有升级的机会。他出发去台儿庄,我们送他上车时,他还提到此事。临行匆匆,我没有向他说我的关系,还不够跟他谈我与志公关系这一类的问题。台儿庄回来后我们在汉口见面,他还有点表示我不负责的意思,但仍很坦白的常在一起。卢永衡对我的好坏,可以由龙泽汇和我家族中的那个陇耀的态度看出来。当时两人对我都亲切极了。 [1S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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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云南担任省党部书记长期间,在昆明常与卢浚泉(昭通炎山人)来往。在云南讲起卢永衡,就不能不谈到卢浚泉。浚泉为人很深沉。在他的外表与言谈间,绝对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出来。我总觉得我担任省党部书记长后,对我总有点两样。这是点很微妙的感觉。 w"~<h;  
y^R4I_* z  
卢永衡抱病返滇,到昆明后,我和他见面,还是和在汉口一样。问他说:“要喝咖啡吗?我这里有,比汉口的好”。过了一个时期情形就不对了。彼此间好像有了距离。对任何人我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坏话,什么原因总想不出来。我想大概是浚泉和他的同路人,对我有不满的地方。我介绍他的那位秘书受他的冷落,也就离开昆明,到重庆去了。 35_)3 R)  
A?A9`w  
这时表面上还可敷衍,直到省党部再改组,赵公望撤职后,情形更两样了。举两个例子可以证明。我随军担任政院派的顾问团之一在越南。有一天绳武来越南,龙泽汇突然告诉我说:“龙绳武来了,那么你们两个有伴了”。我只好笑笑。又有一天我在司令官总部,突然卢对我说:“委员长有电报,要赵公望任教育厅长”。我说:“那很好”。就没有谈下去。他说这句话有意气我的。这说明他们早就把省党部视为异己机构之一了。在香港有一次绳武兄曾对我说:省党部改组后,卢永衡曾把他叫到卢公馆,卢睡在楼板上吸烟,告诉他,省党部这次改组是陇体要这些特务,要把云南搞乱的阴谋。要他报告主席,这更证明我的看法不错。 DW>ES/B8$(  
=ewyQ  
我去越南参加行政院派遣的顾问团,完全是交通部路政司司长蕯福均先生签呈的意见,连交通部长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此时正想到赴京沪一带去玩玩,既不得去,到越南去吃点鱼虾,过点悠闲生活也好,所以就欣然前往。我去越南的时候,适逢昆明发生事变(即改组省政府,卢汉任省主席),卢浚泉他们认为我不知负有什么任务,多方打听我的口气,没有结果。我也借此机会,不在昆明,少许多麻烦。到后来卢浚泉有一天突然对我说,你应当回去看看。我觉得我在越南快要成不受欢迎人物了。于是我把这部人员留在越南,一个人回昆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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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云南省政府改组问题和我个人的出处 +qy6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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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政府如何改组,当然蒋有一定的方案,据我所知云南省府改组,三十四年(即1945年)七月就开始策划,是年七月七日举行全国工作竞赛颁奖大典,由李宗黄先生主持。会后第一次中央纪念周,邀李报告,蒋亦在座。报告毕,蒋问他“最近研究什么问题?”李答:“地方自治”。蒋复问:“你家乡的问题,你注意否?”李答:“列为第二”。李告诉我曾思量,何以有第二问。过几天李接侍从室蒋总裁七月十六日召见的通知。李告诉我说:“我在纪念周报告时,总裁频频点首,并掏出记事簿笔记,此次召见想与此有关,你回去把未来工作竞赛计划,做一报告”。我回答说:“恐怕是有关云南的问题”。李先生说:“何以见得”。我说:“现在远征军集中云南,正是解决云南问题的时候”。十六日进见回来,李找我去,告诉我:“你猜对了,以后要搜集有关资料,但绝对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从此以后至多两周要召见一次。到九月二十九日蒋经国来见,对李说:“总裁关照最近有事相约,不要离开重庆”。十月一日深夜,军政部长陈辞修(即陈诚)派人通知:“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从西昌来转达蒋主席面谕,请明天上午八时飞西昌,由要事相商”。十月二日上午八时,经国亲自来迎接,九点钟同往九龙飞机场,李仅带我与随行吴映忠二人。下午一点半起飞,同机者有陈诚、蒋经国、关麟、龙涤波,由王总司令亲自驾驶,行政院长宋子文则另乘一机。下午二时半抵达。再次颁布政治改组令五项,军事改组令七项。而政治改组令是:(一)云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龙云,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二)委员兼民政厅长陆崇仁另侯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三)任命卢汉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四)任命李宗黄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五)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任之前,派民政厅长李宗黄兼任主席。当晚飞昆明,仍是王总司令驾机,同机的只有关、龙二位。接机汽车,李先生和我与吴映忠分散,我命汽车直驱昆明防守司令部,住在卫兵连中,到三日凌晨始联系上。中央几位参与机要的人,都不一定知道,李伯英(即李宗黄)在昆明给卢汉的电报。有汲深绠短这类的客气语,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看法。卢汉的想法,认为他或许只有主席之名。而实际上要到东北率领滇军作战。何以见得呢?他提出省政府组织名单是以缪云台为中心,财政建设两厅,是华秀升和金龙章,缪云台预备接替李伯英的民政厅代主席,留教育厅给中央指派的人。我想这个方案是他和缪商量过的,并且通过缪的支持者的同意的,缪以无党派而有点左倾的姿态对外,实际上是与党内某高层人士关系很深的。要是卢汉主席坐定了,缪云台的省政府委员马上离职,这时的缪云台,绝不会只做个云南省政府委员,卢上任时的省政府委员名单,有缪云台名单可以证明。我当时的看法,省政府主席一定是卢,云南局势须他来镇压,他不能与东北部队发生关系,中央若有意要李伯英先生来主滇,绝不会派他来打先锋的。 4TZ cc|B5  
[E|uY]DR  
我回到昆明,准备把公路局交代后,请果夫帮忙在农民或交通银行弄个名义,到美国去读两年书。卢汉主滇,绝不会有我的份的,卢到重庆时,和他搭上一点边边的赵公望都跑去了,关心我的朋友们都说云南你应当有份,你为什么还不来重庆。我的主意已定,我还忙些什么。 :c=.D;,  
p$XKlg&  
最好笑的有一位同果夫也有关系的肖某,来到昆明对李伯英先生表示好感,好像是果夫先生要他来看看。同时到处询问我和其他同事与陆字安的关系,到处招摇,弄得有一次遇着从前的代主席委员胡蕴山时,他们两位的表现,有点好像他们才是中央的正统的样子。我心里想,我有我的立场,你们这样的搞政治,真有点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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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政府正式改组 =;ICa~`C;  
L'E^c,-x~  
卢永衡以主席的身份提出省政府委员名单如下:民政厅长李宗黄、财政厅长华秀升、教育厅长王政(蒋经国介绍)、建设厅金龙章、委员缪云台、张西林、胡英。这个名单到侍从室第三处后,是否委员长已经看过我不清楚。果夫将原件拿去访问卢汉,请他在建设厅项下多推荐一人,请蒋选择,这才把我的名字加进去。最后决定我任建设厅长,当时果夫关照经办的人,不得告诉我,我参加卢汉的省政府,是在昆明看报才知道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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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就职以至离开,先后共三年左右。这几年建厅任内,正值国内货币贬值,达于极点。省府连收支预算都拿不出来。没有钱,有计划的建设,根本谈不上。总算是卢主席还拨了前省府尚留下的一些现金(内容我们不知道),我向农民银行借了一些现款,做了一些水利工程。并开始建筑通思普区公路。在农业上,烟草推广和种子改良,多少有点成就。但严格说起来,可以说谈不上什么成就(记得在建水利工程时曾借用积股,我在民政厅任秘书兼第四科科长正管积股)。但我觉得在人事和组织上,我的建厅和以前的建厅比较,是有相当贡献的。公路局长从前都是外行领导内行,我派了一位刻苦耐劳,对工程有多年经验的一位技术人员担任。此人有左倾的嫌疑,只搞技术,思想上也不去管他。水利局过去只是建厅内的一个小单位,局长是北大学文学的,和厅长是好朋友。我也把它改成有相当规模的一个机构,局长人选,较之公路局长更加理想。廉洁、能干、好学,都是他的长处。至于农业机构,过去分成许多系,直属厅长,大概是这样:可以在职员名额上,对厅的收支有点补助吧。我把它精简成一个机构,名“农业改进所”,所长是一个英国留学,对农业有著述的学者。这些机构,我相信只要有钱,推动工作,是没问题的。 eV2mM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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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卢永衡主席的关系,这时是以礼相处。从前好朋友的友谊当然永不会恢复,对我仇视的态度也没有表现过,因为大家都是本地人,他亲共的一切行动都瞒不了我。蒋引退后,我们谈话时,半公开谈到他亲共的情形,他也无所谓。后来听说安恩溥他们去请陆介卿去劝他早点起义,以免将来功劳簿上分数少。我觉得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我请托了有名的面面周到的杨文清,代我向他说明请求辞职。他答应后,我正式办好交代,我回滇从政十一年,算是告一段落,我的从政生涯,也从此结束了。 b1-&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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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去他家向他辞行。我们之间简单谈话,我觉得有略述的必要。我说:“我要离开云南了,以后恐怕很少有再见面机会,今天特来向主席辞行”。他说;“你又没有钱,到哪里去?”我说:“青年时,在外流浪惯了,我只有一个孩子和女人,就靠两双手也可以生活下去。现在先到香港看看再说,我有点讨厌美国政府,不想到美国去”。他说:“你可以向我辞职,我没有办法,你辞了职丢起就走了呀!”我说:“我看一切都完了!我的看法或许是错的,我看主席的政治生命也快完了。但在云南,主席是爱护家乡的,在主席的政治生命没有结束以前,还有一件事可以做”。他说:“什么事?”我说:“国民政府华北华中越失利,对西南的压力越大,搞得不好,云南在此次大变中,要流两次血。国民政府的压力下来时候流一次血,若共产党又继续胜利的话又流一次血。主席运用得好,云南人民可以太太平平的过此一时代难关,这是政治家表现天才的时候”。他听了我的话,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们另谈别的话,没有继续谈这个问题,我讲这话的目的,是怕他听了那些提早立功的意见把局面弄得更糟。 ,Eu?J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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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台湾版《云南文献》十七期,中华民国七十七年二十月二十五日出版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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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贤君按:陇体要(1904—1989),彝族,彝良县龙街人。芒部府瑞恩堂后裔。祖上陇舍(又名鲁阿舍)别居芒部野登坝,所以以地名称“野登坝家”。清乾隆辛丑年(1781年)陇元佐迁居彝良梭戛,以后家族繁衍,又称“梭戛家”。陇体要,1904出生。1916年,入昆明成德中学,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得一位幼年时的老师英国人(即贵州威宁石门坎传教士柏格里)介绍,到香港进入圣士提反书院学习。1921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习政治,并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陇体要服膺于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国之学说,结合所习各派政治家言,时发宏论,为同学辈所钦服,被推为学生会代表,参加全沪学生总会,又被推为总会主席,因此加入中国国民党,献身于国民革命事业。适国民党中有人倡议党员从政,陇体要于取得学士学位后,入内政部任秘书,掌机要。旅膺选外任,授江苏省宝山县长,实验县政改革,任职年余,政教大兴,转任无锡县长。无锡为江苏大县,工商辐辏而科技生产实亦落后。陇体要首先整饬地方财政,裁冗废、兴学校、倡科学、励生产、引进技术、调整工商、兴修水利、扶持农业,卓有成效。1937年“八·一三”松沪战起,无锡适当冲要,军需频繁,陇体要调度运转,日夜无眠。及日寇侵入江苏,国军退守。陇体要动员群众,组织义勇,配合驻军,奋力阻击,坚持数月。日机肆横,县署全毁,陇体要被压于废墟中,得人救出,幸得不死。乃转辗流离,潜入敌伪占区,过武汉,奔陪都(重庆)。国民党当局以西南为抗日大后方,为沟通地方关系,1938年,陇体要授命回滇,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 H"Dn]$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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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至滇,调协奔走,日无暇晷。以后方交通,为时要政,当局选能,改任云南公路总局局长。陇体要日夕擘画改旧扩新,并力主修筑滇缅铁路,谋求国际通道,得当局肯定。以交通部长曾养甫为督办,组织滇缅铁路征工处。陇体要以公路总局长兼任副督办,驻弥渡指挥,实总其事。日莅工地,抚励民工,不数月而基础工程俱备。寻复督修羊街飞机场工程,如期完成。盟国空军,得以顺利使用。又授命兼任个旧至碧色寨的“个碧”铁路公司副督办,改进运输能力,加速锡锭出口,争取外汇收入。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省府改组,卢汉任省主席。陇体要又改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并兼任滇越铁路滇段管理处副处长。陇体要为统筹全省建设事业,延聘专家,组织建设设计委员会。博采众议,先后维修松花坝水利工程,改建全省公路网络,组织农业管理处,改进生产,扩大烤烟种植及良种推广,调整工矿企业管理办法,促进省内外及国际贸易。筹组昆明公共汽车公司,开辟长途客货运输,秩序以进,百废略举。惟时国是纷纭,举步艰难,陇体要始终持正不阿,力主团结一致,抗敌为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历时四届,言多中肯。1949年中国大部解放,云南孤悬边陲,陇体要基于自身历史经历,恐难谅于人,遂辞别卢汉主席,取道越南,潜赴香港。闭户读书,不闻外事,但以教授汉英语文,赖束修以糊口。海峡内外,敦聘者日至,供不应求,1989年竟以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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